西部文学,尤其是西部诗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但是,西部诗人正如西部的胡杨,在荒漠中傲然临风,硬是撑起了一片蓝天,从而使我们看到了许多“绿洲”。西部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灿烂的地区,民族文化与西部风情相得益彰,哺育了一批极具特色的民族诗人,使西部诗歌显示着无限的张力。张杏莲正是这样一位歌者,浓郁的穆斯林文化特色成了她诗歌创作中的一大亮点。
　　
      自幼酷爱文学的张杏莲与文学结下了浓厚的情缘,1965年开始在《甘肃文艺》上发表处女作《车间迎新曲》,使她闪亮登场于诗坛,并沿路姗姗走来,文学成了她生命中的另一坐标。随后,她在国内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和经济论文数百篇。其中,诗歌创作成就蔚为可观,蜚声金城,誉满陇原。1997年结集出版诗集《星月下的穆斯林》[1],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慨然为本书题写书名,这是“我省民族文苑中又绽放的一朵新蕾”,[2]也是献给陇原乃至整个中国文坛的一份厚礼。
　　
　　一
　　
　　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亲密而又“暧昧”的,一方面文化对作家创作心理与文学文本意义的生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作为文化体系中较为活跃的因子,为文化不断地注入着新鲜的空气。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同样如此,而且更加具体。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自觉,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对本民族文化的书写几乎成了作家文学创作的心理定势。
　
   　赵慧在《回族文化透视》中,总结了回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自强向上,开拓进取,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强烈的民族自觉心理;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意识。[3]众多的回族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创作毫不遮蔽地对此给出了佐证。如张承志虽然颠沛流离于动荡时代,但在《黄泥小屋》、《终旅》、《残月》、《湟水无声地流》、《心灵史》等作品中,无不以强烈的民族自觉心理表现出了本民族坚强进取的精神。霍达怀着复杂的民族心理,以“史诗”式的气魄,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揭示了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多重心理结构。作为回族诗人的张杏莲同样深深地被穆斯林文化沐浴着,民族文化如生命之血渗透在诗人每个艺术细胞之中,影响着诗人本人的成长和文学创作,成了流淌在她诗歌之上的“命泉”。
　
   　张杏莲用诗人的灵性和智慧捕捉了回族同胞与伊斯兰教相濡以沫的虔诚心理。宗教信仰是回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内核,更是回族文化的主要内容。穆斯林文化普照下的人们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通的,他们基本的宗教信仰包括“念、礼、斋、课、朝”五项天命功课。其中“礼”即行拜礼,每日五次礼拜: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每周一次聚礼。宗教礼拜的场景无时不激发着诗人张杏莲的诗情,使她创作了许多描写此类场景的诗,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神圣的宗教的虔诚与崇拜,诗的艺术魅力也由此得到升华。《主麻日下雨》描写回族同胞在清真寺聚礼的感人画面:“大漠的风尘无遮无拦/燥热的日子被染得又黑又灰/男人们企盼着主麻日聚礼/他们个个抖擞着精神/硬是托起一片白云”/……“声音如水/久旱的禾苗盼雨/声音如水/干涸的心灵盼雨……”“主麻日下雨/眼见着草木点点绿茵/主麻日下雨/眼见着树杈隐隐泛青”……“主麻日下雨/人们的心上汪洋涌动……”此时此刻,参加礼拜的回民身穿礼服,头戴白色圆帽,聚集在一起好像是一片片“白云”,酝酿着一场“雨”,这“雨”正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结,滋润着他们的心田。《邦达》在庄重的氛围与简洁的语言中,使回民与宗教相互融合的文化心理跃然纸上:黎明前回民在阿訇爷的呼声——“安拉乎艾克拜勒……”中,“一骨碌爬起”,“用汤瓶里圣洁的水沐浴净身”,“鱼贯地向清真寺的大门涌进”,“在星月旗的殿堂里紧紧地靠拢”,“尊穆圣的训喻——忍耐、坚韧、勤奋”。《登霄》刻写盖德尔夜(伊历七月廿七日,传说穆圣乘骑仙马登霄)的礼拜场面,对穆圣的敬仰之情流淌在每个字符里面:“今夜的星空/格外深邃”,“《古兰》下降的时刻/是今霄吉庆的高贵”。这一夜更是回民精神的凝结点,因为在精神深处他们今夜与众仙相会。“今夜 玉树清辉/洒满了尘封的心扉/今夜 仙马的神韵/叩击着人们的良知的回归”,“今夕何夕/众仙在今霄和我们聚会”。在此类诗中我们还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同是教民的诗人对礼拜场境的书写并不是只停留在“旁观者”的层面上,而是凝结着作者多年的人生感悟与宗教会通,她的诗是她对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结构的深度体验,是发自肺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