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的“东干”一词曾用来指称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东干”一词既不是突厥语“留居”、“转变”之意，也不是从“东甘”、“潼关”、“敦煌”、“东岸”之类的地名转变而来。“东干”应是陕甘方言“东安”的音变，原指陕西东府地区，当地人（包括回民）以“东安人”自称，维吾尔等突厥语族借用来指称清乾隆年间以后迁入新疆的陕甘回民。同治元年回民起义首先在东府地区爆发，新疆维吾尔族和俄罗斯人遂用“东干（安）”称参加了起义的西北陕、甘、宁、新广大地区的回民，“东干”成为陕甘回民的别称之一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今天的“东干”人，指一百多年前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往沙皇俄国境内的陕甘回民及其后代，他们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总人口已超过10万；而历史上的所谓“东干”人，最初是指清朝乾隆年间及以后移居新疆境内的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民。（注：参见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但是，这样解释历史上的“东干”所指还存在不明之处，因为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是，关于该词的来源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公认的解释；二是，对该词开始固定使用的时间，各家说法也比较模糊，从而影响了对“东干”一词起源的判断。只有搞清这两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东干”所指及其变迁。最早记录并研究“东干”一词的是19世纪俄罗斯旅行考察者和汉学家。正是通过俄罗斯文献，西方乃至我国学者才知道新疆或陕甘的回民还有这样一个称呼。

　　例如，1819年的《西伯利亚通报》刊登了普季姆采夫在1811年从布赫塔尔斯基堡到伊宁市的旅行日记，日记中提到定居于伊宁市及其附近地区东干人的一些情况，他写道：通干人，或称东干人，其宗教信仰属于逊尼派，是操汉语的穆斯林。1849年在莫斯科公布了博恩斯中尉于1831－1833年在布哈拉和中国新疆的旅行资料，资料中介绍，据当地居民叙述，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城市中，中国驻军是从通干（东干）民族中招募的，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但从语言和服饰上更接近于汉人。1855年出版的《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讯》中还刊登了Г·金斯的材料，其中谈到住在伊犁和喀什噶尔的东干族。（注：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毫无疑问，以上所提到的“东干”，就是当时清朝习称的汉回或汉装回，他们分布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通称为“陕回”、“甘回”，自清乾隆年间及其以后大量迁入新疆。俄罗斯人清楚地知道这一历史背景，他们记录道：“在清政府征服了准噶尔以后，一批中国陕西及甘肃穆斯林自称为‘东干’的中国人移居到此。”（注：［俄］Л·科斯坚科：《关于亚洲地理学、地形学及统计资料汇编》，第28号，圣彼得堡，1887年，第93页。转引自［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6页。）

　　虽然早期俄罗斯旅行家描述的东干人都在新疆地区，但稍后的汉学家却一致用该词称呼中国境内的所有回族，特别是西北陕、甘、宁、新地区的回民，与清朝“回回”、“汉回”的称呼相当。他们对“东干”一词的解释常与回族来源的假说联系在一起，他们提出的回族来源有阿拉?伯－?波斯说、中亚说、突厥说、维吾尔说等，因此，其对“东干”的解释往往与此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留居”说。“留居”说者认为，东干人的突厥名称是土尔甘（турген），而后又称东根（дунгень），是“回来”或“留下”的意思，因而东干人又自称回回。这种说法将该词起源与“回回”这一名称联系在一起。（注：参见［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从此又引申出另一种说法，认为成吉思汗麾下的穆斯林军队在征战和调动过程中，有不少军人在新疆、陕西、甘肃留了下来，因而就有了“东干人”这一名称，意即“留下者”。1876年俄罗斯军官库罗帕特金（A.H.Kuropatkin）在天山南路搜集到当地穆斯林的这一说法，也就是说“东干”一词可能出现在元代，或者是嗣后帖木儿时期。（注：参见［俄］A·H·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139页。）后来在《东干历史》一书中，С·李双贵重申“东干”乃由突厥语“土尔马克”（турмак）——意为“留下”——一词而来，这是和阿拉伯军队留下住在中国的事实相联系的。（注：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3页。）日本学者佐口透也赞成此说，认为“东干”在突厥语中有“居留者”、“残留者”之意，该词用来泛指自唐宋时期以来居留在中国的域外穆斯林，其日后归化为中国穆斯林（回回）。（注：参见［日］佐口透：《亚细亚历史事典》第7册（［日］下中邦彦编，东京平凡社1985年版）“东干，Dungan”条，第107页。）由于“居留”说的突厥语源，所以“东干”等于“土尔马克”意味着它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族对“留居”异域的同一族类及其后裔的称呼。但是，正如苏三洛指出的，这些突厥起源论者将回族的起源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混为一谈了。而且，自唐宋以来，来华穆斯林主要留居在中国内地，直到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强力推行伊斯兰教之前，塔里木盆地还没有完全伊斯兰化，因此，当时的新疆突厥语族不可能以“东干”称呼“留居”于内地的“回回”。（注：赫顿在其著作《中央亚细亚》一书中断言，“同甘”一词是对10世纪未能返回撒马尔罕而留居在喀什噶尔周围地区的那些维吾尔人的称呼，它由图尔甘尼一词演变而来，而图尔甘尼却是动词图尔马克（义为居留、等待）的形动词。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从动词东马克（归来之意）更可直截了当地不经过词根改变而构成“东干”一词。捷连季耶夫批评说，赫顿的解释和他的原意完全相反了，他原意解释成“居留者”，却成了“返回者”了。参见［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页。）

　　时至今日，国内仍有学者称，Tunggan这一名称是由突厥语turup qalghan（站下来的、住下来的）演变来的，意指清乾隆年间以后“移来的回族人在新疆住下来了、站下来了”。（注：司庸之：《也谈东干族族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这一说法的改良之处在于，留居下来的已是汉化的回族，留下来的地点具体化为新疆，留下来的时间推迟到清乾隆以后。然而历史上，清政府从全国各地不只一次，不只从一个民族中移民到新疆屯垦戍边，那么，为什么新疆突厥语民族单单称陕甘回族移民为“站下来的”、“住下来的”，而不称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移民为“站下来的”、“住下来的”？

　　循着“留居”说的思路，王日蔚又提出了“改变”说：“新疆之缠回，谓汉回为东干，意变也。盖谓彼等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矣。”（注：王日蔚：《回族回教辩》，《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维吾尔学专家刘义棠赞成此说，认为现行维吾尔语中确有动词“tmεk”，土耳其文作“dnmek”,其原有意义为“旋转”、“转向”、“变做”、“转变”等，若将此动词字尾mεk除去，加上kεn或gεn，则成形动词“tkεn”或“tgεn”，可作为名词用，义为“已经转变或转向”，故引申指称“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之人”。所以，“东干”一词的来源及涵义，应为维吾尔语动词“转变”、“改变”的衍生，系维吾尔等新疆穆斯林民族对汉回在生活习惯上“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的贬称。此等人散居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通称为“陕回”、“甘回”，自清乾隆年间及其以后，由河湟迁徙新疆，其居新疆者始有Tunggan、Tungkan之名，汉译作“东干”。（注：参见刘义棠：《东干族属之研讨》，《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9期，1978年。）该说也落脚在突厥语源上，因此存在与“留居”说同样的缺陷。

　　可以看出，早期“东干”词源的研究，受俄罗斯学者影响较深，由于他们比较熟悉中亚历史，所以总是强调唐宋以来中亚突厥或阿拉伯－波斯与中国回族的历史联系，力图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去寻找“东干”一词的文化含义。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东干”一词在元代有关色目人或穆斯林的史料中不曾出现，其与指称穆斯林的“回”字一样，皆属外来语的汉字谐音形态，具体说就是突厥语的汉字谐音形态。于是就出现了用读音相近的tmεk（“转变”）、turup qalghan（“留居”）等突厥语汇来解释“东干”一词的做法，从而将“东干”一词的出现推得很早，有的说始于亚历山大·马其顿时代，有的说始于成吉思汗时代，还有说始于帖木儿时代的。（注：参见［俄］А·Н·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第138-139页。）在使用范围上，“转变”说范围涵盖唐宋以来回回的分布空间，“留居”说有的指留居内地，有的指留居新疆，各种说法也是互相矛盾的。更明显的缺陷是，将“东干”一词看作突厥语，实际就是将“东干”作为他称，而大量事实证明，“东干”至少是陕西部分回民的自称，这也否定了“东干”来源于突厥语的可能性。

　　自从“留居”说提出后，学者们一直在寻找是哪一个民族，在哪一个地方留下，从而出现了“东干”来源于回纥（回回）、突厥或阿拉伯－波斯等种种说法。由于这些说法并不令人信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回回”是族名，而“东干”是地名，也就是称东干人（回回）生活的地方或东干人迁出的地方（注：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4页注①。）（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民族的族名翻译过来，发现原来就是指这些民族居住过的地方），于是取其汉字字义或字音，从地名寻找其来源。其观点主要有：

　　（1）“东甘”说。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他指出：“几乎所有的东干人都居住在甘肃东部，因此，东干（甘）也可理解为甘肃东部的居民。”（注：［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43页。）我国学者还对该说加以完善，如胡耐安称：“东干本支散布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处。有谓东干一作东甘，意即新疆人以其来自甘肃，甘肃位于新疆之东，故有此称。”（注：胡耐安：《边疆宗教概述》，《边疆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印行，转引自刘义棠：《突回研究·东干族属之研讨》，台北经世书局1990年版，第243页。）具体一些说，“东干之称的东干，应写作东甘；当他们在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由原居地的陕西、甘肃移入新疆，新疆当地人以其由东边甘肃取道前来的或来自东边的甘肃人，所以称之曰东甘” 。（注：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58页）《新疆礼俗志》记：“汉装回，多从河湟迁徙者，故别之曰甘回。”（注：（清）王树枏编纂：《新疆礼俗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1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246页。）《新疆回族之鸟瞰》一文讲：“新疆之回族，多来自甘肃，以西宁、河州两处徙入者较多，亦有来自陕西者，故称之为‘甘回’，缠回则称之曰‘东干’。”（注：孙翰文：《新疆回族之鸟瞰》，《新亚细亚》12卷1期，1936年。）由于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大兴屯垦以后，陕西、甘肃一带的移民成为当地屯垦的主力军，其中包含大量回族，这一历史背景构成“东甘”说的基础，（注：也有人据此将“东干”解释为“屯垦”的对音，参见海峰：《“东干”来自“屯垦”》，《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所以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其中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历史学博士穆哈麦德·苏三洛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丁宏博士。（注：参见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页。）但是这不符合中国西北方言即陕甘方言的习惯说法，陕甘方言是不会把甘肃东部说成是东部甘肃，进而简化省略成东甘的。突厥语更没有这样说的可能。而且史籍或民间从未见过东甘这一叫法。

　　（2）“同甘”说。俄国驻伊犁领事官帕弗利诺夫采纳了当地流传的一个说法，从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中国政府就不断地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居民迁往中国内地的省份，即安置到长城西端之南的甘肃。移民再由此向中国其他省份搬迁。于是这些地方把他们称为‘同甘肃人’，也就是‘住在甘肃的那些人’。古代是这样传说的，现在中国人也是这样解释东干这个词的”。一些俄国学者也附和他的说法。这种说法与“东甘说”有相似之处，只是移民的方向相反。《征服中亚史》的作者捷连季耶夫引述该说后斥其“显系杜撰”。（注：以上均见［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页。）

　　（3）“潼关”说。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基认为“东干人”一词起源于1861年中国穆斯林暴动之初，据他说，暴动首先在陕西省的一个要塞潼关地区发生，要塞的名称在最初的一些呈报中经常重复出现，因而可能把地名转换成了起义者的名称了。（注：参见［俄］А·Н·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第138－139页。）

　　（4）“敦煌”说。M·A·捷连季耶夫指出：“‘东干’来源于敦煌这个地名，则是较为可信的”，“东干由敦煌一词转来是非常自然的”。（注：［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页。）后有人引申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曾经过敦煌而移居新疆及中亚，由于音变，“敦煌”变成“东干”了。“潼关”说和“敦煌”说都是从陕甘回民起义的范围内找出音近的地名，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联系，应属于望文（音）生义。

　　（5）“东岸”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认为“东干”就是“东（右）岸”，指的是生活在汾河右岸的居民，后来他们向西迁移，被误读为“东干”。（注：《中国学》1957年第10、11期，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4－45页注①。）该说后来演变为“东干”来自黄河的东岸，由于音变，“东岸”变成“东干”了。还有人说“东岸”就是陕甘方言东面、东边的意思，1993年王国杰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甘肃籍回民后裔集中居住的哨葫芦乡时，该乡主席耳斯·马乃讲，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他们是东岸子人，东干族就是东岸子人。在中亚，东干族的很多学者及老人也都肯定东干人即东岸子人这一说法。（注：参见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但东面所指太宽泛，既可以包括大半个中国，也可以包括各个民族，无法解释为什么迁入新疆的各族人口中只有回民被称为来自东岸（东面）的人。

　　我们同意“东干”这个专有名词开始使用不是由突厥词tурмак（留居）或tmεk（转变）而来，而是由地理上的称谓开始的，但这个地理称谓不是“东甘”、“潼关”、“敦煌”、“东岸”之类。“东干”一词乃是地道的汉语陕甘方言，是“东安”一词的音转。

　　清代关中地区分为东府、西府和西安府，东府即同州府（治今大荔），民间俗称东安，西府即凤翔府。上世纪50年代，马长寿先生在甘肃平凉一带进行历史调查时，发现平凉和泾源的回民往往以东安与西安对称，如祖籍陕西渭南的回族干部蓝映林反映：“平凉县南原的陕回多姓蓝、马、王、海、任，东边大岔河沟的陕回多系咸阳人，三郎坡的是东安人，北原大秦家都是同州人”。马先生解释说：“此所谓‘东安’，就是陕西所谓‘东府’，即同州府。他们所谓西安，实际是指西安府，包括清代西安府所属各县。”（注：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又如，秦腔在陕西境内因各地方言、语音的不同而演变形成了四路：流行于关中东府地区的，称“同州梆子”；流行于中府西安地区的，称“西安乱弹”；流行于西府凤翔地区的，称“西府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称“汉调桄桄”。故民间有“东安安西慢板，西安唱的好乱弹”之说。可见过去陕甘民间曾用“东安”称呼同州地区，同州人也自称东安人。

　　清朝时，陕西省是回民主要聚居地之一，同治元年（1862）以前，“陕西回人布满，直从甘肃通至哈密回疆”,（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十五，《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页。）7府5州皆有其踪迹，但分布却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府、西安府及其附近地区。乾隆年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称:“陕属回民，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及所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南郑等州县，回民聚堡而居，户口更为稠密。”（注：（清）毕沅：《查禁新教苛扰激变疏》，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4页。）同治年间凤翔知府张兆栋的幕僚余澍畴讲:“陕省回民本聚居于三府二州沃壤之地……蒲、富、临、渭，陕省著名四大县，地处渭北，一望平坦，辽阔无垠，东北连同州府附郭首邑大荔县。五县犬牙相错，回庄居其大半。”（注：（清）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1，《回民起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时人称关中地区回民分布比较集中的10个州县为“二华关大水，三城朝合阳”，号称“东府十大县”,其所指为华州、华阳、潼关、大荔、白水、澄城、蒲城、韩城、朝邑、合阳10个州县。（注：参见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第164页。）据今人测算，清同治以前，陕西回民人口总数大约在84?万－?170万人之间。（注：参见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

　　东府地区不仅回民人口众多，而且强悍好争，“陕西回民所在多有，而顽悍者惟此地，械斗者惟此处”。（注：徐法绩：《敬陈陕西回汉械斗情形疏》（道光十年），《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0年影印版，第224页。）同治元年回民起义，首先在同州地区爆发，“东回”或“陕回”从此名震中外。此后从董志塬的东府十八营，到白彦虎西迁入俄境，东府回民（东安人）始终是陕甘回民起义的主力军，名头最响。东府回民军既自称回回，又自称东安人，以与其他地区回民相区别；官府则称为“陕回”、“东回”、“客回”，以与“甘回”、“西回”、“土回”、“河回”等相区别。不仅“甘回不如陕回之悍”，西安府、凤翔府回民亦不如东府回民强劲，据说“东府回民性劲，行军时妇女亦持长矛、长刀列队征杀。路过西安时，西安回民围着人家看，妇女用矛干拨开他们，向前进军了。真比西安人强”。“当时回民的军队，东府号称十八大营，西府三营。”（注：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第407页）东府十八营元帅多是同州人，转战甘肃、青海、新疆各地，最后进入俄境的“陕回”也是以东府人为主。

　　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也是近代西北的一次人口大流动，陕西近百万回族人口大部分离开故地向西迁移，仅安插在平凉一带的就有五六万众之多。正是在这一大规模的迁徙过程中，“东安”一名随着陕西回民军的步步西迁播扬于新疆乃至中亚大地。也正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东干”一词频繁在俄罗斯和西方著作中出现，这无疑是受到同治元年以后陕甘新等地回民事变的影响。在1866年俄罗斯地理学会的会议上，А·К·海因斯作了《关于中国西北穆斯林居民或东干族的起义问题》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作者首次提出有关东干族起源的假说。同一年，扎哈罗夫在其《东干人起源的札记》中，推测东干人来自“回纥”、“回回”。（注：二文见于《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会刊》1866年第3、2卷。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9、10页。）清末来华的英国人布鲁姆霍尔、包罗杰也不约而同地将同治年间陕甘回民的反清起事称之为“东干叛乱”。（注：［英］M·布鲁姆霍尔：《伊斯兰在中国》，参见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25页；［英］D·C·包罗杰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19、98－111页。）而就在此前，1858－1859年俄国军官瓦利罕诺夫（Capt. Valikhannof）到达天山南北路调查时，只看到中国人（Chinese）、准噶尔人（Dzungarians）和喀什噶尔人（Kashgarians），而没有“东干人”（汉回）的记载。（注：参见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第25－26页。其实，在《瓦利罕诺夫文集》中也使用了“东干”一词，有可能是受到不久后爆发的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虽然此前“东干”这一称呼已零星出现在新疆地区，但无法证明它是突厥语对移居新疆回民的统称，有可能是其中一支移民（东安移民）的自称，维吾尔人借用来代称全体入疆回民。（注：《史料旬刊》第24期《高朴私鬻玉石案史料》载：“赵钧瑞系陕西渭南县回民，向在叶儿羌、阿克苏等处贩卖杂货，充当乡约，已十八九年未归。”渭南属广义的东府，渭南回民在叶儿羌等地充当乡约，这说明叶儿羌、阿克苏一带不仅有东安回民，而且还被公认为当地寓居回民集团的头领。）这也符合清代维吾尔族以地名称呼人群（如“喀什噶尔雷克”、“吐鲁番雷克”等）的习惯。清朝时期，迁入新疆的陕甘回民有按原籍聚居入寺的习惯，出现了陕西寺（坊）、西安寺（坊）、东安寺（坊）、河州寺（坊）等，被各地回民用来自称，这种称呼也被其他民族接受。如清乾隆以后，新疆玛纳斯县“居民一色是东干人”，（注：胡振华：《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陆续建有六坊回族清真寺，教民基本上按原籍入寺，形成了东安坊（陕西东府）、凤翔坊（陕西西府）、西宁坊（青海一带）、固原坊（今宁夏南部地区）、陕西坊（又称西安坊）、本地坊。（注：参见《玛纳斯县回族的迁入和分布》  

     （http://www.cjs.gov.cn/show.asp?id=3894），“昌吉市之窗”网站。）

     新疆各地的情况应该与此类似。可能是由于东安寺（坊）影响较大，东安（干）一词的发音在突厥语中恰巧有“留居”、“转变”等义，正好体现了移居新疆的汉回“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的特征，其称呼遂涵盖了新疆其他各地回民。而到了同治元年以后，由东安（东府）回民发起和领导的回民起义，席卷了陕、甘、新广大地区，新疆突厥语各族（注：《伊米德史》（毛拉木萨·萨依拉木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1960年油印本。）中不仅称呼新疆回民为“东干”，也称呼陕甘回民为“东干”，如上册第86页记载说：“在公元1875年，从兰州方面窜来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他们率领着三万东干巴图鲁入疆”。可见维吾尔族把陕回也称作“东干”。）和西方人遂用“东干”一词称呼全体西北回民。由于同治以后，“陕不留回”，外迁陕回与故土割断了联系，“东干”源于“东安”的记忆逐渐模糊了，这个词被误以为是新疆突厥语族对移居新疆的陕甘回民的他称。但中亚东干人口耳相传，他们是从“东岸子”来的，是“东岸子人”，（注：参见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这就有力地否定了突厥语源说，而“东岸子”应该是“东安”的记音。

　　过去人们对“东干”是自称还是他称困惑不已，这根源于各种记载和调查的互相矛盾。中亚东干人自称“回回”、“老回回”，有人据此否定“东干”是自称。我们认为，“回回”是通称，各地回民共同认同于这一称呼。清朝官方也将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称为“回回”。基于地域的不同，“回回”内部尚有“陕回”、“甘回”、“缠回”（新疆维吾尔）、“东府回回”、“西府回回”、“河回”（河州回回）、“狄回”之分，即陕西回回、甘省回回、新疆维吾尔人、东府回回、西府回回、河州回回等。“东干”最初只是东府回回的自称，被新疆维吾尔族接受后用来泛称早期移民新疆的陕甘回民，1862年同州爆发回民起义后，“东干”（东安）一词被新疆维吾尔族和俄罗斯人用来称呼所有参加了起义的陕甘新回民，成为陕甘新回回的别称之一，但在回回内部并不都认同这一称呼。所以，到了20世纪初，除了俄罗斯人仍用“东干”称呼中国回族外，（注：“回”音在俄语中含义不雅，可能也是俄罗斯人坚持使用“东干”一词的一个原因。）“东干”作为族称仅通行于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初有人在新疆调查时曾听到与东安有关的传说：“有由东方到麦加朝圣的一些人民，那个国的名字叫‘安西’，阿拉伯人便称他们为东土‘安’而来的亲爱的人，称为‘东安’，演变成‘东干’”。（注：迪亚科夫：《东干回族起源及其他》，《新疆日报·周刊》第10期。转引自刘义棠：《突回研究·东干族属之研讨》，第244页。）这应当是当地人对这些迁来的“东安人”望文生义式的解释，然而也说明了“东安”就是“东干”，最初是一个地理概念。

责任编辑 依布蒂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