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的“东干”一词曾用来指称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东干”一词既不是突厥语“留居”、“转变”之意，也不是从“东甘”、“潼关”、“敦煌”、“东岸”之类的地名转变而来。“东干”应是陕甘方言“东安”的音变，原指陕西东府地区，当地人（包括回民）以“东安人”自称，维吾尔等突厥语族借用来指称清乾隆年间以后迁入新疆的陕甘回民。同治元年回民起义首先在东府地区爆发，新疆维吾尔族和俄罗斯人遂用“东干（安）”称参加了起义的西北陕、甘、宁、新广大地区的回民，“东干”成为陕甘回民的别称之一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今天的“东干”人，指一百多年前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往沙皇俄国境内的陕甘回民及其后代，他们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总人口已超过10万；而历史上的所谓“东干”人，最初是指清朝乾隆年间及以后移居新疆境内的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民。（注：参见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但是，这样解释历史上的“东干”所指还存在不明之处，因为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是，关于该词的来源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公认的解释；二是，对该词开始固定使用的时间，各家说法也比较模糊，从而影响了对“东干”一词起源的判断。只有搞清这两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东干”所指及其变迁。最早记录并研究“东干”一词的是19世纪俄罗斯旅行考察者和汉学家。正是通过俄罗斯文献，西方乃至我国学者才知道新疆或陕甘的回民还有这样一个称呼。

　　例如，1819年的《西伯利亚通报》刊登了普季姆采夫在1811年从布赫塔尔斯基堡到伊宁市的旅行日记，日记中提到定居于伊宁市及其附近地区东干人的一些情况，他写道：通干人，或称东干人，其宗教信仰属于逊尼派，是操汉语的穆斯林。1849年在莫斯科公布了博恩斯中尉于1831－1833年在布哈拉和中国新疆的旅行资料，资料中介绍，据当地居民叙述，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城市中，中国驻军是从通干（东干）民族中招募的，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但从语言和服饰上更接近于汉人。1855年出版的《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讯》中还刊登了Г·金斯的材料，其中谈到住在伊犁和喀什噶尔的东干族。（注：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毫无疑问，以上所提到的“东干”，就是当时清朝习称的汉回或汉装回，他们分布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通称为“陕回”、“甘回”，自清乾隆年间及其以后大量迁入新疆。俄罗斯人清楚地知道这一历史背景，他们记录道：“在清政府征服了准噶尔以后，一批中国陕西及甘肃穆斯林自称为‘东干’的中国人移居到此。”（注：［俄］Л·科斯坚科：《关于亚洲地理学、地形学及统计资料汇编》，第28号，圣彼得堡，1887年，第93页。转引自［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6页。）

　　虽然早期俄罗斯旅行家描述的东干人都在新疆地区，但稍后的汉学家却一致用该词称呼中国境内的所有回族，特别是西北陕、甘、宁、新地区的回民，与清朝“回回”、“汉回”的称呼相当。他们对“东干”一词的解释常与回族来源的假说联系在一起，他们提出的回族来源有阿拉?伯－?波斯说、中亚说、突厥说、维吾尔说等，因此，其对“东干”的解释往往与此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留居”说。“留居”说者认为，东干人的突厥名称是土尔甘（турген），而后又称东根（дунгень），是“回来”或“留下”的意思，因而东干人又自称回回。这种说法将该词起源与“回回”这一名称联系在一起。（注：参见［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从此又引申出另一种说法，认为成吉思汗麾下的穆斯林军队在征战和调动过程中，有不少军人在新疆、陕西、甘肃留了下来，因而就有了“东干人”这一名称，意即“留下者”。1876年俄罗斯军官库罗帕特金（A.H.Kuropatkin）在天山南路搜集到当地穆斯林的这一说法，也就是说“东干”一词可能出现在元代，或者是嗣后帖木儿时期。（注：参见［俄］A·H·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139页。）后来在《东干历史》一书中，С·李双贵重申“东干”乃由突厥语“土尔马克”（турмак）——意为“留下”——一词而来，这是和阿拉伯军队留下住在中国的事实相联系的。（注：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3页。）日本学者佐口透也赞成此说，认为“东干”在突厥语中有“居留者”、“残留者”之意，该词用来泛指自唐宋时期以来居留在中国的域外穆斯林，其日后归化为中国穆斯林（回回）。（注：参见［日］佐口透：《亚细亚历史事典》第7册（［日］下中邦彦编，东京平凡社1985年版）“东干，Dungan”条，第107页。）由于“居留”说的突厥语源，所以“东干”等于“土尔马克”意味着它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族对“留居”异域的同一族类及其后裔的称呼。但是，正如苏三洛指出的，这些突厥起源论者将回族的起源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混为一谈了。而且，自唐宋以来，来华穆斯林主要留居在中国内地，直到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强力推行伊斯兰教之前，塔里木盆地还没有完全伊斯兰化，因此，当时的新疆突厥语族不可能以“东干”称呼“留居”于内地的“回回”。（注：赫顿在其著作《中央亚细亚》一书中断言，“同甘”一词是对10世纪未能返回撒马尔罕而留居在喀什噶尔周围地区的那些维吾尔人的称呼，它由图尔甘尼一词演变而来，而图尔甘尼却是动词图尔马克（义为居留、等待）的形动词。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从动词东马克（归来之意）更可直截了当地不经过词根改变而构成“东干”一词。捷连季耶夫批评说，赫顿的解释和他的原意完全相反了，他原意解释成“居留者”，却成了“返回者”了。参见［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页。）

　　时至今日，国内仍有学者称，Tunggan这一名称是由突厥语turup qalghan（站下来的、住下来的）演变来的，意指清乾隆年间以后“移来的回族人在新疆住下来了、站下来了”。（注：司庸之：《也谈东干族族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这一说法的改良之处在于，留居下来的已是汉化的回族，留下来的地点具体化为新疆，留下来的时间推迟到清乾隆以后。然而历史上，清政府从全国各地不只一次，不只从一个民族中移民到新疆屯垦戍边，那么，为什么新疆突厥语民族单单称陕甘回族移民为“站下来的”、“住下来的”，而不称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移民为“站下来的”、“住下来的”？

　　循着“留居”说的思路，王日蔚又提出了“改变”说：“新疆之缠回，谓汉回为东干，意变也。盖谓彼等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矣。”（注：王日蔚：《回族回教辩》，《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维吾尔学专家刘义棠赞成此说，认为现行维吾尔语中确有动词“tmεk”，土耳其文作“dnmek”,其原有意义为“旋转”、“转向”、“变做”、“转变”等，若将此动词字尾mεk除去，加上kεn或gεn，则成形动词“tkεn”或“tgεn”，可作为名词用，义为“已经转变或转向”，故引申指称“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之人”。所以，“东干”一词的来源及涵义，应为维吾尔语动词“转变”、“改变”的衍生，系维吾尔等新疆穆斯林民族对汉回在生活习惯上“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的贬称。此等人散居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通称为“陕回”、“甘回”，自清乾隆年间及其以后，由河湟迁徙新疆，其居新疆者始有Tunggan、Tungkan之名，汉译作“东干”。（注：参见刘义棠：《东干族属之研讨》，《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9期，1978年。）该说也落脚在突厥语源上，因此存在与“留居”说同样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