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与文化

    社会。[韩]李蚧奭(从郭畀<云山日记>看14世纪初江浙行省的社会状况》(《元史论丛》第九辑)通过《云山日记》和《至顺镇江志》对14世纪初江南士人社会进行了探讨。杨印民《元代社会的饮用酒风俗》(《集刊十七》)对元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进行了考察，指出宫廷酒“奢”、文人士大夫酒“雅”、民间酒“朴”、寺观酒“逸”。秦新林《元代收继婚俗及其演变与影响》(《殷都学刊》第2期)指出了元代的收继婚俗在汉族和蒙古族中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其它有潘清《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东南文化》第6期)、王秀丽《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历史教学》第5期)。

    教育、科举与出版。韩志远《元代私学初探》(《元史论丛》第九辑)探讨了私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指出元仁宗以前是私学发展兴盛期，之后则是其衰落期。蔡春娟《元代的蒙古字学》(《中国史研究》第2期)从设置、学校教学情况、学校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元代的蒙古字学校进行了论述。申万里《元代文庙祭祀初探》(《暨南史学》第三辑)，对元代文庙祭祀开展的情况、祭祀制度及文庙祭祀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胡务《元代庙学学产》(《元史论丛》第九辑)主要对庙学学田问题进行了探讨。吴小红《元代南方书院拟设教授考》(《元史论丛》第九辑)对南方书院设教授一事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汤开建、王建军《元代崇义书院论略》(《元史论丛》第九辑)对崇义书院的创办经过及原因作了探讨。王建军《元代回回国子监研究》(《回族研究》第1期)指出，回回国子监的创办是元代统治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对亦思替非文字也有探讨。[日]樱井智美《<礼部韵略>与元代科举》(《元史论丛》第九辑)分析了《礼部韵略》的内容和版本，介绍了这些书籍的卷首所记载的有关元代科举法律和俗字的规定，并将之与《元典章》、《元史》、《三场文选》等所记载的法令进行比较，探讨了元代儒生是如何利用本书的。医祀三皇是元朝独有的现象，张世清《元代医祀三皇考》(《史学月刊》第7期)从医祀三皇庙的财源及其与医学、惠民局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考述。陈高华《元代出版史概述》(《历史教学》第11期)指出元代出版事业在金、宋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版以学校、民间为主，南方比北方兴盛。出版物除汉文书籍外，还包括为数可观的其他民族文字书籍。其他有林威《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东岳论丛》第5期)、蓝武《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杜钢《试论元代“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与教育措施》(《内蒙古师大学报》第7期)等文。

    士人。刘晓《元好问<寄中书耶律公书>人物补释——兼论士大夫家族在金元政治生活中的延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对元好问《寄中书耶律公书》中提到的54人中前人未考及的部分人物进行了补释，并论述了部分家族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延续。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河北世侯与士人——兼论这一时期汉文化的遭际》(《元史论丛》第九辑)通过分析真定史氏、保州张柔与儒士的关系，肯定了世侯和儒士对保护、挽救汉文化的作用。王仁杰《宋元之际南方士人的遭遇与心态》(《集刊十七》)对宋遗民在宋元之际的政治活动、心态、诗词等进行了研究。单义委《迺贤与元代“游士”》(《集刊十七》)以迺贤为例，说明元代许多“游士”游历之意主要不在山水而在寻求人仕机遇。李轼华《从元代历史剧看元代文人的二难情结》(《成都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仕与隐、进与退的二难情结是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状态。此外有周少川《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吴寒《西域文士在元代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以赡思为个案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第2期)、余勇《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北方论丛》第1期)、聂俊亮《元代下层文人选择杂剧的心态试探》(《邢台学院学报》第3期)、韦德强《元代文人游世意识论》(《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4期)、叶爱欣《河南姚氏与元代文化思想的整合》(《平顶山师专学报》第6期)、丁启阵《元初汉族文人的节操状况》(《文史知识》第12期)等。

    文学与艺术。杨镰《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对元代蒙古、色目族诗人如伯颜、月鲁不花、蒲理翰及拂林人金元素进行了考察，指出元代并非传统诗文的衰退时期，元代诗坛充满活力。王广超《元词论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把元词的发展过程分为蒙元时期、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三个阶段来考察。晏选军《戴良考论——元代遗民系列研究之一》(《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肯定了戴良在元末文坛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刘中玉《元代文人画风变革之初步考察》(《集刊十七》)着重对元代画风变革展开了论述。同氏《元代江南文人画家逸隐心态之生成》(《元史论丛》第九辑)将江南文人画家分为三类——消极抵抗者、仕途失意者、高标自蹈者来论述他们的逸隐心态。黎日晃《略论元代雕塑发达成因》(《集刊十七》)从元朝独特的政治状况、思想管理、人才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了元代雕塑发达的原因。李修生《元代杂剧南移寻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期)通过对元杂剧四大家与杭州关系的寻绎，考察杂剧南移的过程，并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王福利《从曲调名看元朝俗乐曲的继承与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元朝虽然有相当数量的曲调源自唐、宋、金等，但绝大多数的曲调是蒙古族或其所辖诸族的传统曲子和一些新制曲调。同氏《元朝的两都巡幸、游皇城及其用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对元朝的两都巡幸和游皇城活动及其乐舞配备等问题作了研究。博特乐图、杨海源《“胡尔奇”释辨》(《乐府新声)第1期)阐述了“胡尔奇”(蒙古语hugurci)一词所指的演变。尚刚《蒙元御容》(《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讨论了蒙元帝、后肖像，对它们的制作、形制及不同做法的文化差异、可能的遗存及其制作年代等作了说明。此外有王忠、费秉欣《我国元朝时期声乐的发展状况》(《齐鲁艺苑》第3期)、徐百佳《粗犷豪放、错彩镂金的元代染织纹样》(《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第3期)、余彦君《元代诗文衰落与中国士文化关系浅探》(《高等函授学报》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