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蒙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是近年来最为丰富的一年。就笔者所见，出版著作10部，论文160余篇。论文集有《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以下简称《集刊十七》)及《元史论丛》第九辑。下面将这些研究成果分类作简要介绍。

    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在前版书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扩充，内容增加了一倍以上。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全书56万字，以忽必烈人生历程为纵向主线，以其在位35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的重要史事为横向线索，对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和诠释，揭示了忽必烈在少数民族中首次统一和治理中国南北的来龙去脉和曲折经历，及其动因、背景和利弊得失。朱耀廷《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对成吉思汗的功过是非，尤其是褒贬不一的西征，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探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对金元之际60年间士人的遭遇和活动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指出士人虽遭受种种困厄，仍多恪守天职，为中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分上、下两编，下编是元代手工业经济。作者对元代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纺织印染业、矿冶业、印刷业、制瓷业、军工业以及制盐、茶、糖、酿造业等都进行了论述。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收集整理了58件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对研究中世纪蒙古语、蒙古史以及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方龄贵《元史丛考》(民族出版社)收入作者20篇有关元史的文章和一篇译稿，主要是有关《通制条格》、元代云南碑刻和史事方面的研究。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收入元人行记三种：王恽《开平纪行》疏证稿、张德辉《岭北纪行》疏证稿、周伯琦《扈从诗前后序》疏证稿。此外有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人民出版社)、曾传辉《元代参同学——以俞琰、陈致虚为例》(宗教文化出版社)。

    一、政治 法律

    政治、制度。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元史论丛》第九辑)论述了这三位政治家与统治者的沟通磨合，及他们在当时条件下诱导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所起的重要作用。李治安《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第5期)从元代官吏贪赃的表现、统治者惩治贪赃的政策及惩贪失败的原因等方面对官吏贪赃进行了论述。屈文军《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江海学刊》第1期)指出，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牌符——以实物为中心》(《欧亚学刊》第4辑)收集了在中国、俄国、乌克兰等国境内陆续发现的13—14世纪蒙古牌符20面。根据文献资料，对这些牌符的制作年代和实际用途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牌符分属乘驿牌、职官牌、夜禁牌(包括夜行牌与夜巡牌)、民间私造牌。魏崇武《封龙、苏门二山学者与蒙元初期的学术和政治》(《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对封龙、苏门二山学者在蒙元初期政治及儒学上的影响作了比较。马娟《元代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与调适》(《回族研究》第3期)论述了蒙元时期回回官员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元代伊斯兰教在遭遇汉法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吴小红《元代抚州路地方官研究》(《集刊十七》)通过对102位抚州路地方官的计量分析，指出其中主要是蒙古、色目与汉人，整体素质不高，时常缺任，合法收入不足以养廉。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各级官员的施政成效与贪残腐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从施政成效与吏治腐败两方面探讨了山西地区的政府施政状况。瞿大风、崔树华《元代山西地区的行省行中书省与中书分省》(《蒙古学信息》第1期)，对元朝统治者在山西地区建立的一些地方政权机构如行省、行中书省、中书分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相关论文有[美]E·恩狄考特·韦斯特《12世纪至20世纪蒙古人与中国——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关系》(《元史论丛》第九辑)、常江《耶律楚材与元初统治》(《辽宁大学学报》第3期)、任崇岳《元朝的统一及其意义》(《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等。 

    法律。马娟《元代伊斯兰法与蒙古法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元史论丛》第九辑)分析了伊斯兰法和蒙古法产生冲突的社会背景、消解冲突的方式及其社会影响。杨淑红《元代有关民事司法制度及其实效》(《集刊十七》)将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对元代有关民事司法制度及其实效进行考察，认为元代的法律秩序不佳，大量的民事纠纷很难通过诉讼途径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此外曾代伟有《蒙元流刑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和《蒙元“义绝”考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1期)两文。

    军事方面的文章有瞿大风《元末山西镇戍补述》(《蒙古学信息》第3期)。

    二、经济

    农业与救荒。汪兴合《元代的劝农使》(《集刊十七》)对劝农使派遣的背景、派遣过程、劝农使工作内容及职能进行了考察。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的农业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从耕作管理、粮食种类及其用途等方面考察了元代山西农业发展状况。方铁《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元朝在云南的积极经营为明清移民大量迁入创造了有利条件。[韩]崔允精《元代救荒书与救荒政策——以<救荒活民类要>为依据》(《元史论丛》第九辑)分析了文宗至顺年间张光大编《救荒活民类要》一书的编辑背景、内容及救荒纲目等，并探讨了元代的救荒政策。

    商业与手工业。王秀丽《元代江浙行省的水上商业交通》(《集刊十七》)指出江浙地区的商业交通以水路为主，形成了以苏、杭为中心，以运河、钱塘江、闽江为动脉，以沿江沿海各港为外贸经济龙头，广泛联系各支流河道的繁密的水上交通网络。同氏还有《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一文。胡小鹏、程利英《元代的军器生产》(《西北师大学报》第2期)指出，元代的军器生产主要由系官工匠和军匠完成，中央军器局院集中在北方，技术兼具中西方之长，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唐宋时期。马建春《元代的西域工匠》(《回族研究》第2期)叙述了蒙元时期西域工匠的东迁过程，以及他们在元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待遇，并指出了西域工匠在元代官营手工局院所从事的具体行业。杨印民《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军事工业》(《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和《元代环渤海地区的军事工业》(《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两文，对元代腹里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军工生产、军器种类、管理体系及技术力量作了初步探讨。同氏还有《元代腹里地区酒业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默书民《元代大都的粮食来源与消费》(《元史论丛》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