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伏尔泰说：“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的见证”。我们不妨将这个逻辑大胆引申——蒙古-元帝国的回回史中既充满了精英阶层的见证，也充满了底层人民的见证。然而历史总是在明明暗暗地搭建着过程，把过程中的辉煌给了精英阶层，苦难全部压给了底层人民。历史在衰老，苦难被淡忘。

    今天我想追寻的回回的历史记忆恰恰就是这部分“苦难”。因为正是底层人民将这部分“苦难”铸炼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转向，铸炼为回回族群逐步被中华文明涵化的标志。

    “为什么一个在唐宋时期活跃在中国商业领域的族群，到了元帝国会‘生农为业，自合守分过日 ’，将自己的命运湮进西北角如海的黄褐色？”苦难的历史终于不再缄默，向我们娓娓道出来龙和去脉——

    回回族群最重要的源流不是大汗帐下为帝国出谋划策的股肱之臣，不是商埠津口为帝国敛金囤银的富商大贾，而是蒙古帝国西征胜利后随军入华的中亚、西亚的军士和工匠。他们也是日后回回经济由唐宋时期的商业转变为元之后以农业为主体的庞大奠定者。

    在世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血腥的厮杀史里，蒙古帝国不啻于一个从草原深处走来的神话。蒙古帝国的西征更是神话中的神话。史学界，尤其是西方史学界一边恶毒地诅咒蒙古帝国为“黄祸”，一边又不倦地进行着掘地三尺的探究——一个文字借用近亲突厥人、军事政治仿效回鹘人、战术沿袭匈奴人的草原帝国，到底依助了什么魔力，能发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膺惩性征伐，将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冥暗的坟墓？

    神话又何尝不是一个谎言——

    事实上，蒙古帝国书写这一神话时，自己的蒙古军队只有十来万人。成吉思汗灭国四十时，手下蒙古军队也不过十来万。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蒙古民族的总人数不超过一百万。忽必烈获取汗位后，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兵将也只有六七万人。那么就是说替蒙古帝国西征东伐的百万雄师，都是被征服各族的“雇佣兵”。比如蒙古帝国攻破西夏、大金和大辽王朝、以及南宋帝国的重要军事力量“探马赤军”，就来自于惨遭它铁蹄蹂躏的，西亚和中亚诸伊斯兰国家。

    蒙古帝国西征的重灾区是中亚，它也是首先被征服的地区。蒙古帝国徵伐初期，是以掠夺和复仇为目的，以野蛮和破坏为手段的。“……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 ”，《元史》字里行间透出阴竦的杀气令我们不由背凉——他们到底屠了多少城池，“悉空其人”了多少地区，成吉思汗“灭国四十”也许真不是史学家的耸言骇语。

    然而，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来说，国破、城毁、家亡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蒙古人出于对农耕文明的歆慕，在屠城之时，唯有手艺工匠可以豁免。“国破以来；存者四之一”。蒙古刀下孑遗的“四之一”估计大多数是工匠。这些手艺工匠中“适于服役的青壮年和成年人被强征入军……或者从事他们的手艺 ”。他们被蒙古军队强行掳掠后编为“西域亲军”、“回回军”、“哈刺鲁军”、“阿鲁浑军”和“探马赤军”，成群结队地被驱赶进帝国徵伐飓风的中心，开始了一段戎马倥偬的生涯。

    时间太久了，以至于我怎么努力，依旧还原不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只能茕茕在十三世纪的波斯文字里，勉强咀嚼一堆模糊群像背后的苦涩——“活着，不比死亡容易 ”——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逼迫人发出如此悚息、如此哀怨的一叹？

   血肉相搏的古战场，伤病无处不在，死亡如影随形，恐惧荒草般疯长。

    一批接一批，一代又一代。他们如同被强行剥离绿衣的柳絮杨花，从西夏到南宋，从阿姆渡河到长江黄河，生命轻贱到居然画不出一条完整的弧线，居然承不起一杯黄土的重量。活着，的确不比死亡容易。

    成吉思汗可怖的名字像瘟疫一样在欧亚大陆漫延开来的时候，不知明天的太阳会在哪里升起的他们借纪伯伦之口冷然相讥：“没有，我们没有白活。他们不是把我们的骨头堆成堡垒了吗？”

    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他们用累累白骨将帝国的野心筑成了金碧辉煌的宫阙，用殷殷鲜血将帝国的残暴挥洒到更为遥远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用血污尽染的双手推动了暮色沉沉的欧亚文明。否则，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又怎会在一度的停滞后，再次迸发出勃勃的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和进取力呢。

    屈辱可以就此吞咽；苦痛可以就此直面。再黑的夜，再盲的眼，命定属于你的路，都会熨帖在你的脚下。坚忍地走下去吧，终点或许还很邈远，但无论怎样，它都在造物主的阙下。

    一隅被大时代遗弃的蛮荒之地，一群被大帝国遗弃的外籍兵勇，他们的相遇会催生一段怎样意味邃远又奇幻迷离的故事？ 

    “元时回回遍天下，居甘肃 者尚多 ”。历史只潦草地提供了一个故事梗概，忽略了前因，省略了后续，却给了我一个绰足的弛纵思绪的空间。

    行进在重峦叠嶂的史料，我惊愕然，故事的前因里窨匿着一个亘古不变的草原帝国宿命——对物质的无限觊觎筑构了帝国的堂皇；对权力的无限觊觎瓦解了帝国的堂皇。筑构和瓦解同样遽速得惊人。

    姗姗而来的“鞑靼人的和平”不过是蒙古帝国对外徵伐的暂告段落，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后党篡权的内患才真正拉开了大幕，直至百年后帝国的华厦呼喇喇倾为一堆华丽的废墟。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浪中仓促即位。同年，阿里不哥在党羽的怂恿下，毫不踌躇地在哈拉和林自封了大汗的称号。窝阔台系的西北诸王拥戴阿里不哥发动了叛变，一时间，西北角狼烟再起。元帝国与伊利、钦察汗国的联系被切断，商客络绎的丝绸之路再次中断。精力羁绊在对南宋帝国征讨中的忽必烈不得不抽调兵力以解西北兵患，其中就有以回回军匠为主、矫勇善战的“探马赤军”。

    究竟是西北角哪些被战火斫伤的风景，暗合了回回军匠对命若悬卵身世的懵懂；究竟是回回军士哪些不羁的血性，对应了西北角赤裸的贫瘠？要不，怎么他们的眼瞳一揉进这隅黄褐色，倦鸟就决定归林，生命就决定扎根，而且一扎就是生生、世世、代代？

    当然，我们不单要生命以过程，也需还历史以真实。

    一种现象的出现应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就像蒙古-元帝国时期回回精英阶层辈出，究其渊源，回回的底色是举起中世纪文明火炬的伊斯兰文明。而回回军匠之所以在西北角屯驻戍垦，最后将整个民族的精神都淬火为西北角特有的粗粝和刚性，与元帝国的政策——屯田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屯田制度是元帝国发展农业、垦荒安边和解决兵饷粮运的一项得力措施。也许正是有了屯田制度，在世界史的记忆里，元帝国比它的前身蒙古帝国人性了些许、温和了些许。

    在帝国徵伐期，统治者“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 ”。征调军队时，实行了军户制度，规定凡是军户，“家有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即战时，军士攻城夺垒，浴血疆场，且屯且战；战歇，他们筹粮秣马，“军耕以食”，且屯且守。

    1260年，“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 ”，这时屯田的目的就是为了“寓兵于农”、“以省粮饷”。既然屯田利国又利民，元统治者何乐而不大力为之。于是，屯田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并且推广到全国，屯户遍及全国。

    西北角位居元帝国与其他汗国联系的要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加之西北角久遭战争破坏，田地多有荒弃。为充实西北角的户籍，元帝国十分重视在西北角设置屯田。况镇戍西北角的回回军匠多来自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劳动技能，元帝国为加强农业生产，自然要把诸多回回军匠投入到屯垦大军中。《元史》就此曾载，“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弛……当选习农务者往 ”。因而，回回军匠由前期的以战为主的且战且屯必然要转向以农为主、兼顾战争的且屯且守。1273年，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于是大批回回军匠脱离军籍在“社”的编制下，成为普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结果正如《元典章》所云：“既是回回人民生农为业，自合守分过日”。

    回回军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阑入了中国的西北角。

    历史写进土地后就容易囹入沉默。但愈是沉默的历史，愈能蕴育强悍的历史传承。

    “户受田百五十亩，给种、牛、田具 ”。在元帝国这些政策的倾斜下，随军签发到西北角的回回军匠获得了赖以生存的资源——土地。

    人可能会亏妄人，土地却不会亏妄人。帝国轰然雪崩后，统治者弃山河臣民于不顾，仓皇遁回草原。而被胁迫迁徙到西北角的回回来说，故土是山头共升的一弯新月，是夜风低唱的一曲乡愁。脚下这片顶着劲厉的寒风、炙毒的日头，一犁一犁、一锨一锨开垦出来的薄田，是他们扒犁今世、孳养后代的唯一指望。

    春播一粒粟，秋可收万担粮。况且他们种下的何止是“粟”一种，许多原中亚西亚地区的农作物也经他们而引入西北角。

    回回豆，据元人记载，其“味甘，无毒，主消渴，可与盐煮食之。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 ”。李时珍《本草纲目》以为其即豌豆。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又进一步解释：“出西域，状如榛子，磨入面中，极香，能解面毒。”

    回回葱，“味辛温，无毒，温中消，下气杀虫”，“其状如匾蒜，层叠若水精葱，甚雅，味如葱等，腌藏生食俱佳 ”。据推断回回葱很有可能就是现在我们餐桌上常见的洋葱。

    回回大麦，因其自西域引来，又称“西大麦”。史载“昔无此种，由西夷带来，种之亦不甚多，形大而圆，色白茎穗，异于他表 ”。

    胡萝卜，明人李时珍云其“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 ”。实际上，此物在南宋方志中早已提到，但可以肯定的，胡萝卜在元代才广泛于大江南北种植。

    此外，他们还将一些中亚西亚地区传统的经济作物引入了西北角。如“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 ”的棉花，“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近海舶，关陕壤接西域故也 ”。畏兀儿（回回）人燕立帖木儿官陕西西乡时，当地百姓不知种木棉之利，他乃从兴无（汉中）求籽以赠，并教授种植方法。元大司农司所编《农桑辑要》记载道：“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 ”。 

    突然，回回军匠在西北角的屯田史脱离了史料的束缚，由抽象走向了具体，由羸瘦走向了丰满。它不再苍白，因为有了千顷万顷稻麦的渲染；也不再沉默，因为有了这条那条古渠的吟唱。它开始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贴近了现实。

    回回军匠在西北角屯田除了拓荒种田外，还必须耧沟作渠。不妨我们用史料的一角，对整个元帝国的西北角古渠的凿通状况“以蠡测海”一番：“宁夏沿黄河五洲都有古渠，在中兴（今银川）者一名唐来，长袤四百里；一名汉延，长袤二百五十里；其余四州又有正渠十条，长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供六十三条，溉田计九万余顷 ”。回回军匠在开凿古渠时也许想不到，正是有了这些古渠终年泹泹不绝的灌溉，西北角的农桑才有了强大的庇护和濡养，回回族群才得以在西北角常驻和久安。

    逃荒的乡民被招集回来了，流散的移民被吸引过来了，“官给牛具，使力田为农 ”。一年、两年、十年，荒山披上了绿纱，枯渠泛起了清波，空墟袅起了炊烟。一座座清真寺拔地而起，悠扬的邦克声从春天响到了秋天，从元帝国响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