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作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郑和有联系的推论,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必须具备向东南亚传播的条件。
 

    伊斯兰教始传后不久就通过著名的陆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据记载,唐代在中国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来华不归的使臣、士兵、学者。伊斯兰教也随他们来到了中国。宋代海上贸易更加发达,到中国来的西亚穆斯林更多,伊斯兰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还出现一些规模壮观的清真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等。到了元朝时,中国与西亚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国中,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大批中亚、西亚的各族穆斯林迁入中国,被统称为“回回”。另外,在元朝实行的等级统治制度中,回回属于色目人,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在元朝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当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之多,以致于《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
 

     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以汉语为其语言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比较集中地聚居在甘肃、陕西、宁夏、云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两岸也有许多穆斯林聚居区。当时,穆斯林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协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蓝玉、冯胜、沐英、丁德兴等一批重要将领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见一斑。郑和的家乡、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元代因来自西域的赛典赤·赡思丁主政多年,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较多、伊斯兰宗教文化较发达的一个省份。
 

     除了人数众多外,更重要的是,元明时期中国穆斯林严格地遵守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点的宗教礼仪、习俗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制度,开展了传抄和背诵《古兰经》、用汉文碑刻记载伊斯兰教义等宗教学术活动,还在各地建立了许多规模宏伟、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清真寺。这一切都说明,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发展得比较完善,已完全具备了向外发展和传播的条件。
 

    而当时东南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由于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东南亚海岛地区长期流行的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虽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国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立足点,但至少到13世纪末,伊斯兰教在绝大部分地区仍没有多少影响。现在惟一能说明当时东南亚已传入伊斯兰教的根据(也是西方学者认为东南亚伊斯兰教是由印度传入的依据),是在苏门答腊北端发现的一块穆斯林苏丹墓碑。这块碑来自印度的古吉拉特,时间是1297年。但仅此而已。英国东南亚史学者霍尔认为,除苏门答腊北端外,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纪以后才传入伊斯兰教的。马可·波罗父子13世纪末从中国返回欧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4世纪中期往返中国的途中都曾经过苏门答腊等地。据他们记载,当地人多为偶像崇拜者,伊斯兰教刚刚才开始传播,信奉者很少【5】(Ｐ258)。
 

     随郑和远航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中也记载了当时爪哇等地除外来移民外,当地土著人仍“崇信鬼教”。这里说的“鬼教”很可能是当地的原始宗教。郑和的另一重要随员费信在谈到彭国(今马来西亚的彭州)时也写道,“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6】。沿海交通要途的情况尚且如此,在其他遥远偏僻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更罕见了。而从另一方面来看,14世纪后期,在中亚的帖木儿率领下,蒙古大军的铁骑横扫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西南亚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伊斯兰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和打击,西亚、波斯、印度等地呈现一片破败衰落的景象,昔日繁荣的印度洋海上商路也日趋萧条。因此,此时伊斯兰教已很难再经海路从西面向东南亚海岛地区发展。
 

     综上所述,在14-15世纪之交,中国的伊斯兰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达到其鼎盛时期。而东南亚虽然早已从其西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但信仰者人数一直很少。而且由于当时西南亚的衰落,传入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已成了无源之水。于是,中国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就如同两处位置高低不同的水一样,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只要有一条能连通两边的渠道,高处的水就会流向低处。这条连接15世纪中国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的通道,就是七下西洋的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