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虽然从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来看,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奇怪的是,在一般中国史料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对于这一点,我想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明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二是郑和的家世。
 

   明王朝建立后,总的来说,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是比较宽容的政策,任用他们中一些有才干者为朝廷官员。但由于穆斯林在元朝属于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在明朝统治者眼中仍是“外夷异类之人”【12】。明朝当局对色目人怀有一定戒心,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如《大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本类自相嫁娶”,禁止他们穿胡服、讲胡语、用胡人姓氏,目的是促使他们汉化。正是在这种同化政策的压力下,一些不愿同化的穆斯林便把发展的眼光投向海外,因此明初有不少穆斯林漂洋过海,移居南洋。
 

    明成祖选择郑和作为明朝正使远航,肯定考虑过他的穆斯林身份。中国当时已知道西域诸国信仰伊斯兰教,派一位穆斯林去与这些国家打交道,自然是要方便得多。虽然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传播伊斯兰教的义务,但他的航海毕竟是作为中国使臣进行的外交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3】,为大明帝国控制南洋诸国,并联络更远的伊斯兰国家。因此,他的伊斯兰教活动必须与他身负的使命一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郑和是做得非常圆满的。从上面我们看到,他通过伊斯兰教,不但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然而,中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佛教。尽管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外交使命服务的,但由于伊斯兰教始终被视为“外夷异类”所信仰的宗教,郑和的伊斯兰教活动没有被记入正史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有些情况被记录了下来,它们也很难在国内保存和流传。而且,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在当时正统史家眼中的地位是较低下的,他们对于他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则更不以为然。
 

     至于说到郑和的家世,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到过麦加朝觐的“哈只”,无疑是当地有地位有身份的穆斯林。有的学者认为,郑和是元末云南穆斯林望族之后,甚至认为他是赛典赤的六世孙,并说其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滇阳侯【14】(Ｐ24-25)。郑和的父亲1382年在明军征服云南时死去,当时只有39岁,显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郑和年仅11岁便被掳入宫中,沦为太监。有这样家庭背景和身世的郑和,尽管后来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仍然会有许多忌讳。这在一些史料中都有所反映,如在第一次下西洋前为其父立的《故马公墓志铭》中,郑和只称其父和祖父为“马哈只”,而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在第三次远航后,郑和奉命回故乡上坟,本来此事应该立碑纪念,但他也只在碑阴右上角作了简单的记录。这都说明郑和在关于其家世和宗教信仰上有难言之隐。那么,对于他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郑和一定也不愿宣传张扬。
 

    一方面正统史学家不屑记载,另一方面郑和出于顾忌而不愿记载,结果就是这一重要的历史活动在中国史书中没有反映,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我国学者许友年先生1983年在《思想战线》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线索:一些印尼学者近年来提出了爪哇等地的伊斯兰教是郑和传入的,而他们的主要依据却都是在爪哇三宝垄的郑和庙中发现的中文资料。据说一位荷兰殖民官员1925年在三宝垄郑和庙中发现了大量中文文件,这些资料披露了关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区建立和发展的许多情况【3】。或许,正如许先生在文章中说的,事隔500多年之后,要揭开爪哇等地伊斯兰教传播之谜,还离不开这些中文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