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回族对青海农业开发的成效

    明代青海地区无论是军屯、民屯还是商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以汉族的出力最多，但从史料来看回族军民也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其绩效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使河湟地区耕地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据地方史专家崔永红先生考证明万历年间，西宁卫在册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仅屯地额比永乐时增加约1976顷，增长约98％，正统三年屯、科田总额2756.46顷，到明末时则达到6690.79顷，增长了142.7％。 这自然与河湟地区回族繁衍生息，人口增长，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据民和县50年代的历史调查，米拉沟原是一片荒地，经过回族劳动人民和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开发出来，变为肥沃的土地 。从冶土司始祖薛都尔丁随军驻防开始在米拉沟从事军屯，到清末冶土司家族躬耕米拉沟，“均为农家者流” ，说明今日米拉沟的农业，是历世冶土司苦心经营，辛勤劳动发展起来的。冶土司在开发米拉沟时，依靠各族劳动人民的集体力量，史称“按土司之先，以归附有功，赐以安插之地。明初开创，旷土本多，召募番回开垦，逐据为己有，汉人无田者亦从之佃种，所称土户不尽其部落也”。 明代在举行田的同时，允许军户之余丁自行开垦荒地，耕种自养，免交税粮，使更多的荒地得到开垦利用。明朝以来从大量的史料显示，甘肃河州地区回族因人口的不断增长，狭小的耕地已经不能满足其经济生活之需要，于是自发来到青海东部河湟谷地自垦，口碑资料显示回族聚居的大通、民和、化隆、加扎、门源、湟中等县也是从明代开始陆续垦荒的，这些都使河湟地区耕地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
 

     其次，与生产息息相关的农田水利也得到兴修。到明末，在西宁卫管辖的河湟地区已形成了以伯颜川、车卜鲁川、那孩川和沙塘川等为主，拥有20条主干渠和30条支渠的近50条渠的农田灌溉系统，灌溉农田面积达259879.4亩 。回族聚居较多的民和地区就有虎狼沟渠、巴州渠、暖州上渠、和暖州下渠，湟中地区则有伯颜川渠、那孩川渠，当地回族农民和其他民族一道往往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兴修水利，开渠引水。

 

    明末河湟回族聚集区渠道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顺治《西宁志•地理志•水利》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就回族主要聚集的湟中县和民和县而言，在明代时期有灌溉主干渠7条，分支渠有26条，形成了共33条渠的灌溉系统，辐射耕地面积达166344.85亩之多，不仅提高农业单产量，还提高了农田利用范围，可以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等，为河湟地区园艺业出现提供了条件。
 

    再次，带动了河湟地区农耕技术的提高。河湟回族聚居之地是农区与牧区的结合部，西依青藏高原与之毗连一体，是高原向东部中原地区的过渡镶嵌地带，介于青藏牧区和中原农区之间，是农区和牧区的接合部，将河湟各城镇连为一线，是历史上东西贸易的商品流通走廊，介于农牧两大区域的河湟回族发挥善经商的传统，不但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等游牧民进行商务流通活动，还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相结合，善于和东部中原的汉族农民相互交流，学习其先进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将其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入河湟地区，提高了河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比如在农耕动力的耕牛培育上，继承河湟地区各族经验，成功培育了更为优良杂交的犏牛。犏牛是母牦牛和公黄牛交配所生的一种新型的家畜，“叶盛如朱记云：毛牛与封牛合，则生犏牛。亦类毛牛，犏气使然，故谓之犏。” 牦牛是较寒地区特有的家畜，“一名毛牛，野番养为驮载。亦可供食，但不能耕用” ，河湟回族和其他民族一道将牦牛与黄牛杂交培育出“性尚良，可耕载；牡者资以取乳” 的犏牛来。犏牛的优点是能在气温较高的地区饲养，而牦牛则相对不易，且其比牦牛驯顺“性尚良”，比黄牛力气大“可耕载”又“牡者资以取乳”更适合于耕作和饲养。犏牛适应力极强，且耐劳耐热，在河湟谷地较平坦的地区使用犏牛耕作最适合不过。除犏牛外，在驴、骡、马的选种上也是如此，这就过大了蓄力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另外中原地区各类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如明代发明的“苏钢”农具铁犁铧、镰刀等也被回族商人在商贸活动中带入河湟地区。
 

     最后，增加了河湟地区的农产品种类，并出现园艺业。以回族之善于经营，在农业生产中与汉族农民相互交流，使农产品种类更加丰富优良。从顺治《西宁志》的记载来看明末河湟地区的农作物就有“稷、小麦、胡麻、菜子、青稞麦、蚕豆等”蔬菜就有“瓠、茄、芥、芹、蘑菇、茄莲、沙葱、沙韭等”几乎都包括了我们今天种植的所有农产品，可见种类繁多且齐全。明代，从大量的历史资料来看河湟地区的回族可能和其他各族农民一道开始种植新的农作物玉米，如在嘉靖年间离河湟不远的《平凉府志》就有当地回族种植玉米的简略记载，那么河湟谷地的回族在商贸活动中将其带入河湟较低地区和黄河两岸种植。《河州志》记载当时的河州地区的回族已经开始种植“回回豆”即蚕豆 ，据顺治《西宁志》记载当时的农作物中就有蚕豆，“一名蚕豆”，这是回族先民从西域地区带来的新农作物，无疑增加了河湟地区农作物种植种类。
 

     从历史资料来看，河湟地区的回族和其他民族还发展了园艺业，在河湟谷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园艺业，遂以此擅长于当地。尤其回族种植瓜果最为普遍，顺治《西宁志》中记载“把丹杏，核仁甘美，元人用为贡”我们知道“把丹杏”是从中西亚穆斯林地区传人中国的，可见当时回族果园中是有种植的，还有“肃州出回回甜瓜” 的记载，冶土司驻防的乐都和民和地区当时就种植“王瓜、番瓜、西瓜” 。另外最值的一提的是“梨，河西皆有，惟肃州、西宁独佳” 那么称为“河湟美果四佳梨”的“川口东果”“贵德长把”“乐都软儿”“化隆酥梅”已经普遍种植。总的来说无论是肃州还是西宁河湟地区当时的回族都经营园艺业，种植瓜果是比较普及的。
 

     明代青海回族聚集之地农业经济的稳固发展，促使明代青海河湟地区的回族农牧兼顾的传统已普遍形成，而且回族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内容。处在河湟农业区的回族也能适应河湟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务农之余牧养牛羊，进行农牧兼顾。他们大都采取野外牧放和圈栏喂养相结合的方式。他们饲养的家畜有“马、骡、驴、牦牛、犏牛、羊” 。那些靠近牧区的回族，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的比重更大。明代青海信仰伊斯兰的蒙古部落不断的东迁河湟地区，在适宜牧养的河湟地区从事畜牧业经济，到清初逐渐融入到回族中。明代青海回族聚集之地农业经济的稳固发展，促使回族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与河湟自然地理“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有了与地方相结合的屠宰、皮革手工业产品等，明末西宁城东的“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 ，可见屠宰业已成为回族的传统行业。稳定的农业生产、农牧兼顾、传统手工艺等经济类型是青海回族的最终形成的经济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回族在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生产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逐渐成为回族经济和社会坚实基础和主体。有明一代，回族在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开发并取得了较大的历史成效，不仅使河湟地区耕地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与生产息息相关的农田水利得到了兴修扩大农田使用范围，将先进农耕技术和农具也带入河湟地区带动了当地农耕技术的提高，还增加了河湟地区的农产品种类并伴随着园艺业的出现。这些无疑为明中期由河湟回族主导的民间群众性的回藏贸易迅速崛起，“回藏贸易逐渐成为河湟回族的民族地方性经济模式”，乃至为整个青海回族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作者勉卫忠（1978），青海，西宁，男，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专门史博士。地址：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邮编：810008，电话：1373468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