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的埃及，甚至利用合法计谋避免了一场内部纷争。埃及的宗教保守派在70年代发起了一场禁酒运动，要求以沙里亚（即教法法典）的名义禁止喝酒，宣布喝啤酒、果子酒和烈性酒都是非法的。但实际上，这项禁令在埃及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旅游业是埃及的一项大事业，政府不想做任何会赶走游客的事。另外，埃及工业自60年代实现国有化以来，各类酒厂已归国家所有，并为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如何在教法与实利之间实现平衡呢？结果政府同意颁布这道法案：把公共饮酒场所限制在旅游点，即开罗、亚历山大、卢克苏尔和阿斯旺这四大城市的大饭店和西餐馆。实际上，普通的埃及工人极少喝酒，但遵循沙里亚这条原则得到了肯定。

    如人们所知，在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和社会活动准则是依据《古兰经》和圣训而定的，圣训还包括他的门徒所记得的和记录的穆罕默德*的全部言行。所有这些都汇集在一部阿拉伯语叫做“沙里亚”的法典里。这部法典不仅涉及礼拜习俗，而且还涉及社会、经商、家庭、犯罪和政治等事务。

    伊斯兰教没有任何中央教义机构，因此也没有任何解释沙里亚的最高法院——各穆斯林国家都根据自己的目的解释沙里亚，并在它的原则范围内为自己的风俗习惯找到了存在的余地。正如没有一本包罗沙里亚的书一样，管理现代国家也没有一种应用沙里亚的公式。阿拉伯人通过运用合法计谋的谋略思想，如西方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使“学者们把《古兰经》和圣训解释为指导方针，而不是一本什么都必须照办的闭合的书。这些指导方针已使伊斯兰教随着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伊斯兰教的法学家们则把宗教的原则应用于超乎穆罕默德*同时代人所能想象的情形和想法”（注：〔美〕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新华出版社，1985年，）。

    显然，使用合法的计谋使阿拉伯人“感到解放而不是感到约束”。不是吗？当银行收取利息被认为是违背《古兰经》禁止高利贷这条戒规时，急涌而来的石油财富和商业繁荣使沙特人在禁止银行贷款收取利息时，允许银行对贷款收取“佣金”并对资助的项目取得一定比例的股权。再如，在保留了沙里亚关于一个男子可以通过三次宣布企图离婚来休弃妻子的规定时，许多国家又对它作了修改，或要求男子必须在法官面前宣布意图，或规定只能在确有理由的情况下批准离婚。在伊拉克，一个男子要娶第二个妻子必须得到法官的允许，而法官在同意之前先要确定他是否具备赡养另一个女人的经济能力。……如此种种。说到底，合法的计谋是一种权变之术，思维的机巧在此获得了精灵般地表现，这种做法在现代使用的后果，正如托马斯·李普曼先生所评价：它使得“沙里亚仍然是伊斯兰教，但不再是僵化与蒙昧主义的同义同。”（注：美〕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