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智慧》第四章 巧创文明的智慧
一座清真寺，一座学校
阿拉伯人的文化起飞，是从公元7世纪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的阿拉伯人，几乎全部是文盲，游牧地区尤其如此。当时沙漠中的居民，与外界联系很少，过着几乎是一种模式的生活：居民中盛行偶像崇拜，向偶像求雨，靠偶像之力战胜敌人，为偶像宰牲祭贡，室内供满偶像。族人如有斗争，便向偶像求签问卦；出门远行，必先抚摸偶像，求祈吉利；返回家园，进屋后也必先抚摸偶像，感谢平安归来。他们生活中充满着种种迷信荒诞之事。如遇久旱不雨，人们便跑到赛莱阿树、欧含尔树下，牵来耕牛，将树枝系之中尾，再将火点燃，以闪光讨吉利。如有贵人死去，人们便捉住死者的骆驼，将其脖颈倒转，弃之于洞穴之中，不给饮食，直至饥渴而死。据说这样主人才会得到超度。他们还认为猫头鹰是从被杀害的人头里飞出来的。它在死者坟头呜叫：“用人血饮我，我口渴呀!”直至有人为被害者复仇为止。蒙昧时代的如阿拉伯人中此类的传说多不胜数。穆罕默德所在的古莱氏族，是汉志地区商业活动中执牛耳者，较其他民族富有开化。即使如此，全氏族中能书写者仅17人。其他氏族的情况便更可想而知了。当时在麦地那城，谁既会射艺、游泳，又能书写，便会被人尊称为“全才”，即使这样，全城的“全才”才5人左右。面对如此文化蛮荒，清真寺在文化拓殖事业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穆斯林称清真寺为“masjid”(麦斯吉德)，意为“礼拜的场所”。世界上第一座清真寺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城建造的。鉴于当时的形势，这座清真寺异常俭朴，实际上是一个有棚的庭院。用枣椰树作柱，树枝和泥作房顶，四周用土坯砌成的围墙围起来。庭院长52．5米，宽45米。一棵枣椰树的根部固定在地上，这就是讲台。后来又换成木制的有置级阶梯的小讲台。这座最早的清真寺虽然简陋，但却包括了满足宗教活动需要的三个基本要素：宽敞的庭院，遮风避雨的房顶和宣讲台。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随着穆斯林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经济文化的发达，所造的清真寺越来越宏伟与精美。但这三项基本要索是始终不变的。
这三项要素也是教学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当然，其他宗教也有“礼拜场所”，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庙宇、寺院。但在建筑形式和活动内容上明确地与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清真寺了；穆斯林的清真寺从它建造的第一天起，就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绕。穆罕默德是最早提倡清真寺教育的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进入清真寺教学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如果说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已经和教学活动相匹配了的话，那么，穆罕默德的这一圣训，则为学校送来了学生与教师。埃及阿慕尔清真寺、巴士拉清真寺、库法清真寺、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普通学校或高等学府。伊斯兰初期，穆罕默德把清真寺当作讲学的场所。倭马亚时代，清真寺也一直用来教授《古兰经》和圣训。到了阿拔斯时代，各种学术已经分科，所以学术讲座也就各具特色。有的专讲语法学，有时还有诗歌、文学等讲座。在雅古特的《文学家传说》中说文学家艾赫发什曾提到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到巴格达时，看到基萨伊在清真寺里，便和他一起做了晨礼。祈祷完毕，他坐下讲学。我向他致意并问了他100个问题，他逐一解答，但都被我否定了。”《诗歌集》一书中，也提到艾布·欧拜德总是坐在巴士拉清真寺里的一根柱子下讲学，而艾布·穆罕默德·叶齐迪和赫莱夫·艾哈麦尔则坐在另一边听讲。当时，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传播员重要的机构。一座清真寺，就是一座学校，清真寺成为各处穆斯林们的教育中心。与一般书院与私塾相比，清真寺教育有其他教育形式不能与之相比的某些特点：首先，它赋予教学活动以神圣性。穆罕默德把进入清真寺教学或接受教育的人，比喻为真主而战的勇士。在此，无论是教还是学，已都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是像圣战一样，是一种为真主而献身的行动。这就赋予了教学活动一种祟高的目的与神圣的意义。宗教社会学对“神圣”的研究表明，“神圣”至少具有非功利性、支撑性和鼓动性这样一些特征。当人们认为一件事具有神圣的意义之后，它就会与功利性无关。神圣事物的信仰者和崇拜者，会在神圣威力的感召和影响下，得到精神上的依托并坚强起来。它会使道德责任和伦理律令的钟声长鸣，时时撞击振荡着人们的意识，它会引发信仰者的强烈敬仰之情并使他们为之献身奋斗，这就是神圣的威力。它是非功利的，但具有自然、文化和人类福祉诸方面的多义性。所以，当穆斯林把教与学看作为具有神圣意义的活动之后，所产生的精神推力自然是很大的。中国传统社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往往用“学而优则仕”或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类东西劝学，其偏狭的功利性一目了然，学习成为个人猎取功名利禄乃至佳人美女的手段。其学习动机便不可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在穆罕默德的圣训中，不但强调了学的神圣意义，而且还强调了教的神圣意义。他把二者都比喻为“为真主而战的勇士”。他所调动的不是一个积极性，而是二个积极性。教学活动的二个主体，都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这是穆斯林教育思想的智慧所在。后来形成的穆斯林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办学民间化，与此极有关系。当时阿拉伯帝国内清真寺林立。9世纪时，仅巴格达一地清真寺就多达万座以上。其中很多清真寺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著名的学者、文人纷纷在清真寺内设座讲学，传授各科知识，吸引了大批学子。清真寺教学的基本形式是“学习圈”，即教师坐在讲台上，或坐在座垫上，学生在其面前围坐成半圆形，学生的座次依资历或学识排列。为鼓励和便于进行学术交流，“学习圈”还专门为外地来访的学者设有专座。“学习圈”的多少，视各清真寺的知名度及讲学的学者多少而定。少则几个，多则十个不等。通过清真寺教育，大多数人学会了读书写字，背记一些简短的经文。一些有才学有进取心的学生，则以治学为目的；从一个“学习圈”转到另一个“学习圈”，甚至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听遍各知名学者的讲课，直至完成学业、自己设座讲学为止。
清真寺教育所具的神圣意义还使这种教育普及的速度很快。因为对教与学神圣性的认识使人们不需要外在的法令去*迫他们必须学习，就像当代一些国家和民族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那样。人们内心对“神圣”的敬畏使他们把学习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戒命与道德律令，由此所产生的力量是行政法令所望尘莫及的。阿拉伯儿童从会说话时起就立刻接受教育，而且最初的教育来自最高的圣典《古兰经》。到六岁时，所有的男孩(除有钱人的子女由家庭教师教育外)都进小学学习。学校通常是在清真寺内，一般不要学费，即使收也极少。一般教师对每个学生每周只收二分钱，其他钱由慈善家捐助。课程很简单，认识起码的《古兰经》文，以及《古兰经》本身所涉及的神学历史、教仪和教规。孩子们每天都要熟读一段《古兰经》并高声背诵，每个孩子都规定以熟记《古兰经》为目标。能做到这一点的要公开庆祝。同时学会书写、射击和游泳的，就称为“全才”。到了中学就开始传授知识。由学识渊博的教师们讲解《古兰经》、神学教规以及穆罕默德的言行。书写和算术都是在接受较高教育时学的。因为阿拉伯文被认为是所有文字中最接近完善的，而正确书写与运用这种文字，是有教养的人的主要标志。到了赞吉布王朝的努尔丁(1174年卒)时代，在清真寺内还建起了“麦德莱赛”式的学校。这些学校已具现代学校的雏形。它虽然建在清真寺内，但却依照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所大学·尼采米亚宗教大学的规章办事，并为学生提供食宿。为了适应这种清真寺教育，阿拉伯阿尤布王朝的缔造者、抗击十字军东侵的著名统帅萨拉丁(1138?1193)，还专门对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加以改进。同时，还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学校除了讲授《古兰经》注释、圣训、伊斯兰教法、语言、文学等课程外，还开设哲学、逻辑学、天文学和数学等课程。清真寺教育为每个愿意接受教育者敞开了大门。许多家境贫寒、出身社会下层的青年由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以致终成著名学者。例如陶瓷工出身的著名诗人艾布·阿塔西亚，当过清真寺送水杂役的著名文学家艾布·台玛木，作过漂布工人的著名大法官艾布·优素福以及卖过大饼的阿拉伯文化的杰出代表查希兹，曾都是这种清真寺教育的受惠者。 清真寺教育所以能如此盛行起来，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世俗的原因，即当时的教育，尚未分阶段进行，帝国对教育采取自由化政策。国家不花分文，除了哈里发、王公大臣及富贾大户，给有关的文人学者以赠予外，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反过来，国家也无权干预教育大纲的制定，无权监督教师的工作。除非有人被控为不虔诚、叛教，国家才加以干涉。学员和教员，各尽其职，费用自理。有的教师为施舍、行善而施教。教宗教学科的教师大都这样。如圣训学家兼法学家伊卜拉欣·哈尔比说过：“我生平只有一次教授知识时，收取了学费。那次我遇见一个卖莱的小贩，买了一个吉拉特的莱，但我差一菲勒斯。于是，小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了。由此，他抵了那一菲勒斯。”当然，教师也许除义务教学外，另有谋财之路。如大法学家艾布·哈尼法原是一个布商、同时又在清真寺里教书。至于教学大纲，则因学生学习目的的不同而有差异。清真寺的学者，更是各行其是．意见派的法学家多用演绎和推理法，即使对于莫须有之事，也给以假设，加以分析。圣训派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各种学术讲座一般在大清真寺开设，学员可以自己选择某位学者，学完后可以改学其他学科或另求老师。当时，对完成学业者的考试方式也很为有趣，所谓考试，就是听听考生周围的学者和学生们对考生的意见。谁觉得自己能设座讲学，就设座讲学，但要受到学者的质问并要进行答辩。这就保证了学者不会是些不学无术之徒；从许多学者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他们均先上私塾，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听清真寺内的讲座，许多人兼收并蓄，各科都学，最后终于“修成正果”。尽管当时还有并不正规的书院和小学等教育形式，哈里发、王公大臣和官人，还多为自己的儿女聘请家庭教师，但清真寺教育，乃是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它不仅为教、学双方提供了最初的动机和动力，而且以虔信者所具有的仁慈和宽容给予了求学者以学术自由，使这块圣地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成为滋养阿拉伯文化的沃土。书院就与此不同了。书院经常对学生实行体罚和禁闭。《诗歌集》中甚至有一段书院的学生挨打的有趣描写：
阿拉伯人的文化起飞，是从公元7世纪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的阿拉伯人，几乎全部是文盲，游牧地区尤其如此。当时沙漠中的居民，与外界联系很少，过着几乎是一种模式的生活：居民中盛行偶像崇拜，向偶像求雨，靠偶像之力战胜敌人，为偶像宰牲祭贡，室内供满偶像。族人如有斗争，便向偶像求签问卦；出门远行，必先抚摸偶像，求祈吉利；返回家园，进屋后也必先抚摸偶像，感谢平安归来。他们生活中充满着种种迷信荒诞之事。如遇久旱不雨，人们便跑到赛莱阿树、欧含尔树下，牵来耕牛，将树枝系之中尾，再将火点燃，以闪光讨吉利。如有贵人死去，人们便捉住死者的骆驼，将其脖颈倒转，弃之于洞穴之中，不给饮食，直至饥渴而死。据说这样主人才会得到超度。他们还认为猫头鹰是从被杀害的人头里飞出来的。它在死者坟头呜叫：“用人血饮我，我口渴呀!”直至有人为被害者复仇为止。蒙昧时代的如阿拉伯人中此类的传说多不胜数。穆罕默德所在的古莱氏族，是汉志地区商业活动中执牛耳者，较其他民族富有开化。即使如此，全氏族中能书写者仅17人。其他氏族的情况便更可想而知了。当时在麦地那城，谁既会射艺、游泳，又能书写，便会被人尊称为“全才”，即使这样，全城的“全才”才5人左右。面对如此文化蛮荒，清真寺在文化拓殖事业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穆斯林称清真寺为“masjid”(麦斯吉德)，意为“礼拜的场所”。世界上第一座清真寺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城建造的。鉴于当时的形势，这座清真寺异常俭朴，实际上是一个有棚的庭院。用枣椰树作柱，树枝和泥作房顶，四周用土坯砌成的围墙围起来。庭院长52．5米，宽45米。一棵枣椰树的根部固定在地上，这就是讲台。后来又换成木制的有置级阶梯的小讲台。这座最早的清真寺虽然简陋，但却包括了满足宗教活动需要的三个基本要素：宽敞的庭院，遮风避雨的房顶和宣讲台。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随着穆斯林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经济文化的发达，所造的清真寺越来越宏伟与精美。但这三项基本要索是始终不变的。
这三项要素也是教学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当然，其他宗教也有“礼拜场所”，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庙宇、寺院。但在建筑形式和活动内容上明确地与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清真寺了；穆斯林的清真寺从它建造的第一天起，就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绕。穆罕默德是最早提倡清真寺教育的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进入清真寺教学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如果说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已经和教学活动相匹配了的话，那么，穆罕默德的这一圣训，则为学校送来了学生与教师。埃及阿慕尔清真寺、巴士拉清真寺、库法清真寺、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普通学校或高等学府。伊斯兰初期，穆罕默德把清真寺当作讲学的场所。倭马亚时代，清真寺也一直用来教授《古兰经》和圣训。到了阿拔斯时代，各种学术已经分科，所以学术讲座也就各具特色。有的专讲语法学，有时还有诗歌、文学等讲座。在雅古特的《文学家传说》中说文学家艾赫发什曾提到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到巴格达时，看到基萨伊在清真寺里，便和他一起做了晨礼。祈祷完毕，他坐下讲学。我向他致意并问了他100个问题，他逐一解答，但都被我否定了。”《诗歌集》一书中，也提到艾布·欧拜德总是坐在巴士拉清真寺里的一根柱子下讲学，而艾布·穆罕默德·叶齐迪和赫莱夫·艾哈麦尔则坐在另一边听讲。当时，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传播员重要的机构。一座清真寺，就是一座学校，清真寺成为各处穆斯林们的教育中心。与一般书院与私塾相比，清真寺教育有其他教育形式不能与之相比的某些特点：首先，它赋予教学活动以神圣性。穆罕默德把进入清真寺教学或接受教育的人，比喻为真主而战的勇士。在此，无论是教还是学，已都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是像圣战一样，是一种为真主而献身的行动。这就赋予了教学活动一种祟高的目的与神圣的意义。宗教社会学对“神圣”的研究表明，“神圣”至少具有非功利性、支撑性和鼓动性这样一些特征。当人们认为一件事具有神圣的意义之后，它就会与功利性无关。神圣事物的信仰者和崇拜者，会在神圣威力的感召和影响下，得到精神上的依托并坚强起来。它会使道德责任和伦理律令的钟声长鸣，时时撞击振荡着人们的意识，它会引发信仰者的强烈敬仰之情并使他们为之献身奋斗，这就是神圣的威力。它是非功利的，但具有自然、文化和人类福祉诸方面的多义性。所以，当穆斯林把教与学看作为具有神圣意义的活动之后，所产生的精神推力自然是很大的。中国传统社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往往用“学而优则仕”或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类东西劝学，其偏狭的功利性一目了然，学习成为个人猎取功名利禄乃至佳人美女的手段。其学习动机便不可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在穆罕默德的圣训中，不但强调了学的神圣意义，而且还强调了教的神圣意义。他把二者都比喻为“为真主而战的勇士”。他所调动的不是一个积极性，而是二个积极性。教学活动的二个主体，都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这是穆斯林教育思想的智慧所在。后来形成的穆斯林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办学民间化，与此极有关系。当时阿拉伯帝国内清真寺林立。9世纪时，仅巴格达一地清真寺就多达万座以上。其中很多清真寺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著名的学者、文人纷纷在清真寺内设座讲学，传授各科知识，吸引了大批学子。清真寺教学的基本形式是“学习圈”，即教师坐在讲台上，或坐在座垫上，学生在其面前围坐成半圆形，学生的座次依资历或学识排列。为鼓励和便于进行学术交流，“学习圈”还专门为外地来访的学者设有专座。“学习圈”的多少，视各清真寺的知名度及讲学的学者多少而定。少则几个，多则十个不等。通过清真寺教育，大多数人学会了读书写字，背记一些简短的经文。一些有才学有进取心的学生，则以治学为目的；从一个“学习圈”转到另一个“学习圈”，甚至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听遍各知名学者的讲课，直至完成学业、自己设座讲学为止。
清真寺教育所具的神圣意义还使这种教育普及的速度很快。因为对教与学神圣性的认识使人们不需要外在的法令去*迫他们必须学习，就像当代一些国家和民族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那样。人们内心对“神圣”的敬畏使他们把学习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戒命与道德律令，由此所产生的力量是行政法令所望尘莫及的。阿拉伯儿童从会说话时起就立刻接受教育，而且最初的教育来自最高的圣典《古兰经》。到六岁时，所有的男孩(除有钱人的子女由家庭教师教育外)都进小学学习。学校通常是在清真寺内，一般不要学费，即使收也极少。一般教师对每个学生每周只收二分钱，其他钱由慈善家捐助。课程很简单，认识起码的《古兰经》文，以及《古兰经》本身所涉及的神学历史、教仪和教规。孩子们每天都要熟读一段《古兰经》并高声背诵，每个孩子都规定以熟记《古兰经》为目标。能做到这一点的要公开庆祝。同时学会书写、射击和游泳的，就称为“全才”。到了中学就开始传授知识。由学识渊博的教师们讲解《古兰经》、神学教规以及穆罕默德的言行。书写和算术都是在接受较高教育时学的。因为阿拉伯文被认为是所有文字中最接近完善的，而正确书写与运用这种文字，是有教养的人的主要标志。到了赞吉布王朝的努尔丁(1174年卒)时代，在清真寺内还建起了“麦德莱赛”式的学校。这些学校已具现代学校的雏形。它虽然建在清真寺内，但却依照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所大学·尼采米亚宗教大学的规章办事，并为学生提供食宿。为了适应这种清真寺教育，阿拉伯阿尤布王朝的缔造者、抗击十字军东侵的著名统帅萨拉丁(1138?1193)，还专门对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加以改进。同时，还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学校除了讲授《古兰经》注释、圣训、伊斯兰教法、语言、文学等课程外，还开设哲学、逻辑学、天文学和数学等课程。清真寺教育为每个愿意接受教育者敞开了大门。许多家境贫寒、出身社会下层的青年由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以致终成著名学者。例如陶瓷工出身的著名诗人艾布·阿塔西亚，当过清真寺送水杂役的著名文学家艾布·台玛木，作过漂布工人的著名大法官艾布·优素福以及卖过大饼的阿拉伯文化的杰出代表查希兹，曾都是这种清真寺教育的受惠者。 清真寺教育所以能如此盛行起来，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世俗的原因，即当时的教育，尚未分阶段进行，帝国对教育采取自由化政策。国家不花分文，除了哈里发、王公大臣及富贾大户，给有关的文人学者以赠予外，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反过来，国家也无权干预教育大纲的制定，无权监督教师的工作。除非有人被控为不虔诚、叛教，国家才加以干涉。学员和教员，各尽其职，费用自理。有的教师为施舍、行善而施教。教宗教学科的教师大都这样。如圣训学家兼法学家伊卜拉欣·哈尔比说过：“我生平只有一次教授知识时，收取了学费。那次我遇见一个卖莱的小贩，买了一个吉拉特的莱，但我差一菲勒斯。于是，小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了。由此，他抵了那一菲勒斯。”当然，教师也许除义务教学外，另有谋财之路。如大法学家艾布·哈尼法原是一个布商、同时又在清真寺里教书。至于教学大纲，则因学生学习目的的不同而有差异。清真寺的学者，更是各行其是．意见派的法学家多用演绎和推理法，即使对于莫须有之事，也给以假设，加以分析。圣训派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各种学术讲座一般在大清真寺开设，学员可以自己选择某位学者，学完后可以改学其他学科或另求老师。当时，对完成学业者的考试方式也很为有趣，所谓考试，就是听听考生周围的学者和学生们对考生的意见。谁觉得自己能设座讲学，就设座讲学，但要受到学者的质问并要进行答辩。这就保证了学者不会是些不学无术之徒；从许多学者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他们均先上私塾，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听清真寺内的讲座，许多人兼收并蓄，各科都学，最后终于“修成正果”。尽管当时还有并不正规的书院和小学等教育形式，哈里发、王公大臣和官人，还多为自己的儿女聘请家庭教师，但清真寺教育，乃是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它不仅为教、学双方提供了最初的动机和动力，而且以虔信者所具有的仁慈和宽容给予了求学者以学术自由，使这块圣地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成为滋养阿拉伯文化的沃土。书院就与此不同了。书院经常对学生实行体罚和禁闭。《诗歌集》中甚至有一段书院的学生挨打的有趣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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