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慧中：心系祖国的南洋报人仝道章——纪念仝道章先生百年诞辰

哈志·闪目氏·仝道章，回族，1920年阴历六月十八生于安徽当涂县，经名“闪目氏”，笔名“全一”。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0年由台湾赴新加坡，曾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总编辑，在东南亚一带是位享有盛誉的报人。仝道章先生是位虔诚的穆斯林，汉学功底深厚，精通英语。他不是伊斯兰学者，却在他的后半生，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译注《古兰经》的工作中，并成功出版了《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被称为全译《古兰经》。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有了铁铮翻译的第一部汉译《古兰经》算起，仝道章为汉译《古兰经》的第九人。

一、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仝道章出生于穆斯林世家，据口传，他们家祖籍原是陕西西安，本性童。清朝时，为躲避清政府对回民的镇压，举家逃往安徽和县，改姓仝。仝道章的父亲仝青山，幼年好习武术，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曾在北洋水师中服役，在长江一艘舰艇上任管带，衙门设在长江南岸的安徽当涂县。在国民政府时期于水上警察总署担任副署长，兼任第三分署署长，军衔四星上将。仝道章出生时，仝老先生中年得子，喜出望外，他所指挥的舰队得此喜讯鸣炮祝贺。仝老先生望子成龙，又重视新学，及到仝道章8岁时，将他送进洋学堂，又请家庭教师专授英语。父亲为管束他，在屋内挂着一把戒尺，上面写着“专打道章”几个字。每当他贪玩时，马氏夫人就向他指指这把戒尺，督促他专心读书。仝道章自幼聪敏好学，并有绘画天赋，因此，他打下深厚的汉学功底，兼有绘画专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日军对南京频繁轰炸，在南京上初中的仝道章无法继续学习，只好回到当涂，在一中学借读。其后局势紧张，仝老先生让仝道章带其妹妹一起远赴武汉，投奔堂姐仝道云。此时仝道云和她的夫君都在国民政府机关中任职。仝道章考入武汉国立四中高中，后来又跟随学校经西安迁往四川阆中。国立四中是专门收留流亡学生的学校，一切费用由政府承担。抗战时期，生活极其困难，校服褴褛，脚穿草鞋，吃的黄豆稀饭加盐。他在这种艰难环境中磨练，牢记父亲嘱托，要莫忘国仇家恨，努力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1944年日寇长驱直入，重庆国民政府震惊，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参军。在大后方掀起了大学生参军热潮。仝道章为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连夜画出了大幅宣传画和标语，在校内张贴，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参军热潮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展开。仝道章也和同学们一起投笔从戎，直接参加了抗战，他在青年军里做宣传工作。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1946年他又重新回到学校读书。1948年完成了学业，获得学士学位。同年与同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师妹马琳结婚。

二、南洋报坛的峥嵘岁月

1950年仝道章夫妇由台湾来到新加坡，仝道章开始在新加坡《星洲日报》担任编辑，他对国际时事进行评论。他开辟了“每周评论”专栏，用“全一”作为笔名，寓意“认主独一”。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的名字渐渐为新加坡读者熟知，随后东南亚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聘用他为编辑。他在《南洋商报》上开辟了“舆图周刊”，自编、自写、自画。他的国际时事评论图文并茂，论述深刻、公允，读者对他更为关注。

这时仝道章为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对国际时事政治的洞察力，1957年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同时兼任《南洋商报》的驻美记者。这时驻新加坡美国新闻处表示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但是仝道章先生考虑得比较深远，他立志要做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公允的立场上发表评论，不愿意受美国方面的掣肘，所以他谢绝了美方的赞助。在美国，课余时间去打工，同时边学习边写作，在三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硕士学位，一部《国际问题》专著同时脱稿，后来由“南洋印刷社”分上下册出版。

从美国回来后，由于人事变动，他又回到了《星洲日报》作主笔，并兼任南洋大学新闻学讲师，同时还受邀于《南洋商报》兼职撰写评论。

南洋商报

在60年代初，中印边界发生战争。这个事件当地华人十分关注，许多报纸大放厥词，给中国扣上了“共产主义扩展”的帽子，国际上掀起了一场反华大合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仝道章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国际时事评论员，以中国人的良知、渊博的学识和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正直公允的品质，敢于顶着这股反华逆流，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一篇篇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评论文章在《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上发表，他从中印边界的历史源头上讲起，揭露英国殖民者给要求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制造边界纠纷，是他们惯用的伎俩，“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随意”在中印边界上画的线，把中国西藏的大量版图划到印度一方，他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这条线，在法律上是毫无意义的。他批判了独立后的印度的外交政策是“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这场战争是“领土和主权”之争。他还发挥了绘画的特长，文中配有地图说明。他的一篇篇文章使读者拨开了中印战争的迷雾，看清英国殖民者的险恶用心和印度当局的企图，他的这些论断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全一”的名字在读者心中大大提升。据说中国方面通过陈嘉庚带话，有意邀请他到中国访问，但是仝道章考虑到会引起新加坡当局的误会，没有成行。随后世界上的许多国际大事都有他不同凡响的评论，他的功力和影响不是一般新闻记者所能达到的，他的才华得到报业高层的赏识。1970年《南洋商报》聘任他为总编辑，这是他在新闻战线上经过了20年的奋斗，终于登上了新加坡新闻报业的顶峰。

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担任在东南亚名声显赫的华文报业的总编辑是他奋斗的目标，他虽是著名的国际时事评论员，把国际风云评论得头头是道，然而，对人间世事的险恶却少有提防，在1971年发生的新加坡“报业风波”中，突遭陷害，成为他人生之旅中多灾多难的10年之始。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乒乓外交”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尤其是华人很关注中国这方面的新闻，社长也要求多报道中国方面的消息。但是到了1971年5月2日政府借刊登中国新闻之机，突然对报社发难，援引“内部安全法”（即英国遗留下来的法案：不需要公开审判和法定程序即可下逮捕令的紧急法令）把《南洋商报》的总经理、总编辑、主笔、公关经理四人逮捕，当然仝道章必在其中。罪名是“大事渲染中共新闻，并且在华文和华人文化问题上发动种族主义情绪。这种作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势将引起种族主义的爆发”。此事被称为新加坡“报业风波”，实际是政府当局的长期预谋，社长李有成提出他负全责，这样，他们四人于1973年元月被“无条件释放”，然而社长却被捕入狱。这是仝道章第一次遭受20个月的牢狱之灾。

随后，政府通过立法把《南洋商报》由私股变成公股，不达目的地绝不释放社长李有成。这一点仝道章始料未及，他只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1976年新加坡举行大选，反对党提名仝道章作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他在竞选中，把“释放社长李有成”和引起报业风波的“母语”问题写入竞选提纲中，他认为让华人接受母语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掌权者认为，提倡华文教育是“煽动种族主义情绪”，威胁国家安全，以“玩弄华文教育问题，煽动沙文主义”的罪名，在年终竞选计票的前几个小时，将仝道章逮捕。以这样的罪名第二次被捕入狱是触犯法律，属于“政治罪”，他的夫人马琳女士因此也失去了工作，但是她表现得非凡的勇敢，为拯救丈夫出狱，到处奔波，甚至自己召开记者招待会，陈述他的冤情，又在私下求见美国来新加坡的官员，寻求帮助。仝道章在国内外新闻界是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当局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能长期关押他，在被关了25个月后，得到了释放。然而第二次释放与第一次释放完全不同。第一次是无条件释放，虽然失去了《南洋商报》总编辑的工作，但是他还可以在报上发表文章，给《星洲日报》写社论，到南洋大学讲课，甚至可以参加议员竞选。然而，第二次释放是有条件释放，那就是取消公民权。他和马琳女士都被解职，完全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没有了公民权他不可能在新加坡再待下去，使他非常绝望，感到茫茫人海，何处是归途？新加坡已经没有他们的栖身之所，只能暂住在亲戚家。最终马琳女士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朋友的帮助下，美国接受了他们。1980年马琳把仝道章和四个孩子风别送到了美国，最后他自己才动身到了美国，在1988年他们正式加入了美国国籍。

三、为译注《古兰经》殚精竭力，矢志不渝

仝氏家族是虔诚的穆斯林之家，家学渊源，家底殷实。其父仝青山老先生在长江南岸的当涂县工作。当涂县清真寺就是仝老先生出资修建的，仝道章自幼受到伊斯兰教的教育和熏陶，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教情感和意识。1946年，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又在回族学者马宗融教授指导下，成为复旦大学回教同学会的核心成员，复旦回教同学会有20余人，多是当时回族精英的子弟。以回教同学会的名义办的杂志《天山》，仝道章担任主编，他还负责筹款和杂志封面设计。由于物价飞涨，1947年5月仅出了一期，没有再出版。但是这一期文章的水平在当期堪属上乘。

仝道章在《南洋商报》工作期间，发表的多少国际时事评论，也发表过少量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他是位正直的新闻工作者，二十年来，只顾埋头于办报和撰写评论的繁忙工作。在经历了两次入狱打击的十年历程中，心中充满了愤懑、冤屈和不解。他虽然在狱中孤独寂寞，心中颇受打击，然而他没有消沉，而是捧起了《古兰经》诵经、学习，他祈求真主给他指引方向。他在狱中待遇好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地点比较僻静，住房不拥挤，室内有书桌，也可在院内散步。这时，他反而能摆脱繁忙的办报事物，开始静下心来阅读《古兰经》。在边读经，边忏悔之中，开阔了心胸，他突然感到眼前发生的一切真是渺小得如草芥，而且转瞬即逝，恐怕连粉末都留不下来。他的心情渐渐趋于平静。他所读的《古兰经》，有中、英两种译本，他发现英译本比中译本译得浅显易懂。他有极好的英文读写能力，长期做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又有随时作笔记的习惯，所以他在读英译本时，边读边译，不经意间，竟用了9个月零5天的时间，将一部英译本的《古兰经》全部译成了中文。当他第一次被无条件释放时，是带着这部译稿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他的岳父马天英先生对他的这种善举大加赞扬，马天英先生时任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机构报刊《伊斯兰之光》的主编，1973年将部分译稿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受到了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机构副主席丹士里·阿布杜·阿齐兹的青睐，召开会议讨论要对此事提供人力、财力等援助。

这时仝道章已有了为中国的穆斯林出版一本中译本《古兰经》的意向，所以在他第二次入狱时，修订译稿成了他在狱中的主要生活内容。他通过自己通读、研究并翻译了《古兰经》和其他经典，对自己信仰的宗教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思想得到了升华，因此译经之余，又撰写了《伊斯兰——全人类的宗教》，一本万余字的小册子。仝道章在他的这本书的“引言”中，引用了这样一段经典：“恐怕你们厌恶一件事，而那件事却于你们有益，恐怕你们喜爱一件事，而那件事却于你们有害。安拉知道，你们不知道。”（2:216）。他又说，“这段经文当我在苦难中阅读时，并未十分注意，直到灾退魔消之后，重新阅读，才有深一层的体会。”这就是说，自己喜爱的一件事当然是当上总编辑，却害得他两次遭受牢狱之灾；而自己厌恶的事情，当然是失去人身自由，这个灾难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成为他走上了译经道路的开端。其深奥之意在于这样的安排，他不知道，真主知道，这是“主命”。

仝道章在他的全译《古兰经》的“译者的话”中这样写道：自己虽然生长在穆斯林家庭，长期在外读书，受到的宗教教育很少，阿拉伯文的根底更是浅薄。在大半生的新闻事业中，虽然写作和翻译的范围很广，但是却很少去写有关宗教方面的文章，主要原因就是自知宗教知识有限，不敢乱写，以免误导读者。同时，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学宗教的，未曾对《古兰经》做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翻译《古兰经》。事后想来，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天意，这是主命。他用许多先知和圣人在宣教中遇到的困难来激励自己。他一到美国后，除了经营房地产以求生存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译经上。他知道仅从英译本翻译成中文是远远不够的，译经的道路还是任重道远。他说：“这本译文从开始执笔到正式付印，前后经过了十七年。在十八种译文中，至少有十种译著曾逐行逐字对证过，其他译本及参考书，遇到困难时，也都逐一参详比较。作者由完全不识阿文，到自修阿文文法，以便查阅词典等，其中的艰难，比一般精通阿文的学者更甚。”他说得很对，在搜集的中译本中，甚至把成达师范学生记录的李宗庆阿訇口述的《经堂语古兰经》也搜集来参考，他把所能搜集到的工具书摆满了书桌，最常用的是《现代阿文词典》。在他出版的全译《古兰经》中，后面附有“阿拉伯语读音简介”。仝道章在后来的七年中，每天伏案边查词典，边读经典，边校译，逐章、逐句、逐字地一点一点地进行，每句话都是几经推敲才落笔。其中打印过四次，每次分送给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其艰辛可见一斑。

著名的伊斯兰学者、翻译家林松把全译《古兰经》归纳有五个特点，该书“再版前言”【注1】又将这五个特点，叙述得更加详尽具体：这就是“全译《古兰经》用通俗流畅浅易的白话文，采用经（阿）汉对照编排，明快易懂，文风朴实，并便于核对察审。各章前面均有‘释名’‘释义’，将各章降示的背景、历史、内容乃至特点画龙点睛地说得清清楚楚，稍长的章节亦根据习惯划分段落，指明段落大意，主题思想；与有生疏解释的词语，章后亦注释说明，经是经，文是文，注释是注释，前轩后轾，泾渭分明。经、译文后，仿世界学术研究通例，另附‘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按笔画顺序排列，便于学习和查找。”这些特色表明译者翻译这部《古兰经》时，为了中国的穆斯林更便于学习和理解伊斯兰教经典的一片良苦用心，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作用。

全译《古兰经》的出版印刷也颇费周折，最后还是仝道章自费在国内由译林出版社出版。1990年6月在南京净觉寺举行“庆祝全译《古兰经》在江苏出版座谈会”，由南京伊斯兰教协会主办，国内各省的伊协负责人和伊斯兰教界的专家、学者如陈广元等都莅临参加。仝道章和夫人马琳也从美国赶来，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锁国良向仝道章先生颁发了“荣誉证书”，表达了全省穆斯林对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敬意。仝道章致答词，马琳女士以《万赞为主》为题，发表了对宗教无限深情的讲话。同时海内外的祝贺函电像雪片般的飞来，其中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沈遐熙和副会长马贤联名发来的贺电。

在这次座谈会中，林松和仝道章两位先生见面，他们是当时中国9位翻译《古兰经》的仅健在的两位。林松先生为全译《古兰经》做了序言。他们在会后还在一起作诗酬唱【注2】。此后，仝道章在夫人的陪同下，赴麦加朝觐，完成了他们的心愿，成为五功皆齐的穆斯林。

按照仝道章本人的意愿是将本书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内教胞诵读。但是在座谈会期间，他接受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的建议，把书全部赠送给江苏省伊协，允许按定价售出，售书所得作为协会教务基金，其款项专门作为全译《古兰经》再版的费用。最后售经书所得八万余元。

初印版本错误颇多，而且出版社自作主张把眉注部分删去了，他们不知道伊斯兰文化中，有项“注经学”，它代表着一个时代人类对经典的理解水平。仝道章回到美国，又开始重新校对，为重印作准备。九十年代，他已经年届古稀，这时候他的勇气仍不减当年，又学习起用电脑中文打字。他想用电脑自己打出一份完整没有错误的电子版的文稿。七十岁学艺又谈何容易？每日枯坐在电脑旁，有时打错，有时费了半天时间打出来的，不小心又突然丢失。但是他从来没有认输。1995年春，仝道章先生疲劳过度，不幸中风。经过多方救治仍然无效，于当年8月23日归真。仝道章先生走了，译稿还没有完全校对完，坚强的马琳女士坐在了她先生的座位上，在电脑桌前，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仝道章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是一位砥砺前行的奋斗者。他自幼勤奋好学，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懂得多国语言，一生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终生好学，从不畏惧任何困难。这些因素在他完成译注《古兰经》的过程中缺一不可。正如“再版前言”中写的：“仝道章先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中华君子，……国学、经学、西学的修养均属上乘，且具灵悟之性，尤为难得的是，先生对我们的宗教事业剖心输丹，虽九死犹不悔，在我们同他接触中，常被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动。”在全译《古兰经》的“译者的话”中他最后写道：“在完成这个初步译注工作之后，我没有感到丝毫的自满和得意忘形，相反地，心中却怀着无比的畏惧。知感主，我以随笔开始，却以无比的严肃和小心结束。从这里，我体会到什么是无知和什么是学然后知不足，什么是不能和什么是无所不能；从这里我体验到安拉的宏恩和大能；从这里我学习到谦卑和坚忍，从这里我更深切地体验到安拉和坚忍同在。”

注释：

1、“再版前言”由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仝译《古兰经》再版校勘领导小组”1999年8月9日撰写。

2、1990年6月22日在南京净觉寺举行“庆祝仝译《古兰经》在江苏出版座谈会”上，林松教授赋诗一首曰：“天经奥理蕴深长，主道仝遵据典章。寓美华胞传妙译，参源悟本启愚盲。”仝道章先生有一绝并序回赠林松教授，序曰：“天经汉译行将问世，承松兄指正得失，矫枉正误，复赐鸿文诗章，推介奖掖，感愧之余，不揣简陋，敬步原韵奉和，以志感激之万一尔。”诗曰：“圣教源流亘古长，皇言无极载天章。惭愧管窥失全豹，赖君片语起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