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伊斯兰教在元代步入大发展之路。不能单纯以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来衡量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否。因为，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不是一个概念，不能等同。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体系，而穆斯林是这个信仰体原的载体，是信奉这种信仰体系的人。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元代，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虽然较高，但伊斯兰教本身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只存在于穆斯林的社区(哲玛体)里面。还没有出现向教外人(尤其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传教、翻译经典、汉文著述、阐扬教义等事情。中国的主体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只能通过穆斯林的身体活动发出的模糊信息——形态语来认识，如一天五次礼拜、七天一次聚礼，斋月斋戒等。而对伊斯兰教的深层精神和丰富内涵无从把握，由此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概念，如看到穆斯林在宣礼楼上高呼真主之名、召唤众人礼拜，就把宣礼楼叫成是“叫佛楼”，把宣礼声叫做“叫佛”等等。各种误解、误会，层出不穷。而其他外来宗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其信徒重视宣传，注意沟通。如在13世纪中期才开始传人蒙古地区的基督教，这时已有了《新约全书》的蒙文翻译本，基督教传教士对外传教，不遗余力。再如佛教，它在汉代传人中国不久，就有一些僧侣从事翻译佛经的活动。而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臣伊尹口授《浮屠经》，明帝时有不明译者译的《四十二章经》。以后的佛教译著更多，可以说汗牛充栋。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广泛传播且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文入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的认同，除了其他原因外，与大量佛经的翻译与著述是分不开的。而东来的穆斯林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手工艺等实用科学知识传人了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不见哪个人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更不见用汉文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这使得中国，尤其是主体民族——汉族，无从全面了解伊斯兰教，因而也就谈不上理解和认同。

    不过，无论怎么说，伊斯兰教在元代的传播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它毕竟从以前的蕃坊那个封闭的小天地里走了出来，进入了中国这个大社会。烬管它还是以“身体活动”这一无声的语言向外传播，还是以家庭教育的零散方式进行传承，还是主要以外语(阿语、波斯语等)和汉语口语来宣传，但比起唐宋时期，还是有所发展。

    四. 四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诞生——回，撒拉、东乡、保安

    由于蒙古人的西征，大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来到中国，分布于全国各地，这些人被称为“回回”。其中居住在内地城乡、沿海城市以及西北、西南城镇和交通较发达地区的“回回”，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等交往(包括通婚)过程中，由于长期被众多的汉族人口所形成的汪洋大海所浸泡，逐渐丧失了母语(或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或中亚各族语)，而以汉语为共同语言。这些人虽然丧失了母语，却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他们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以汉语为交流工具，打破地域的界限，与唐宋时期的“蕃客”、“胡商”结合，经过几代以后，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而另外一些在同样背景下东来的穆斯林(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由于居住、生活在西北的边远、交通闭塞的地区，尽管也与当地民族(如汉、藏、蒙、土等族)交往、融合，但他们在这个比较封闭的小天地里面，保持着人口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某种优势，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保留了各自的母语(尽管吸收了相当多的外来语成份)。这些人根据他们原来的民族属性和居住地的不同，而分别形成了另外3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

    撒拉族的先民是西突厥乌古斯部的萨鲁尔人，生活在中亚撒马儿罕一带。8世纪20年代，中亚撒马儿罕地区被倭马亚哈里发国家征服；随之伊斯兰教传人该地区，该地区的伊斯兰化大概完成于8世纪末9世纪初。因此，撒拉族先民萨鲁尔人至迟于9世纪初接受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关于萨鲁尔人的东迁，中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撒拉族当中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在中亚撒马儿罕地方，有尕勒莽、阿合莽兄弟二人，是伊斯兰教大学者，在当地穆斯林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当地统治者(国王)的忌恨和迫害。他俩便率领同族的18人(实际更多)，牵了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离开撒马儿罕向着东方寻找新的乐土。他们出发后，又有45个同情者跟来，尕勒莽等一行行行复行行，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然后经肃州、甘州、宁夏、秦州(天水)、折而西返，到了伏羌<甘谷)，又到洮州(临洮)、合作，经拉卜楞进入夏河县的甘家滩。而后来的45人经天山南路进入青海，沿青海湖南岸到达圆珠沟(贵德县境内)，有12人留了下来，其余的人继续东行。他们在甘家滩与尕勒莽等巧遇后，又一起继续前进，进入循化境内。经夕厂沟，越过孟达山，上了乌土斯山。这时天色已晚，匆忙中走失了骆驼，便点起火把在山坡上寻找，因此后人把这个山坡叫；‘奥特贝那赫”(意即“火坡”)。最后他们到了街子东面的沙子坡，这时天已破晓，因此后人就称沙子坡为“唐古提”(意即“天亮了”)。在黎明中，他们眺望街子一带，眼见土地平衍，清流纵横，是一片好地方。走下山后见一眼泉水，清澈见底，走失的骆驼卧在水中，化为白石。众人喜出望外，量了水、土，与所带故乡的水、土重量完全相同，大家认定这儿就是他们追寻的乐土，便定居下来。

    传说一般都是以某种事实为依据，再加上奇异的、美好的幻想而形成的，故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根据《多桑蒙古史》、《突厥语大词典》、《突厥民族的发源及其移动》、《伊斯兰大百科全书》等著作，撒拉族先民为西突厥乌古斯部萨鲁尔人，在蒙古人西征的大背景下，东迁来到今青海省循化县定居，这一点是可信无疑的。至于传说中白骆驼在泉边化为白石的情节则是后人的附会之说，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