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人后，中国穆斯林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因此，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课题，是整个伊斯兰教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穆斯林人口约2000万，全国约有3．4万座清真寺。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波斯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早在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他虽未能到达阿拉伯半岛，但从安息(波斯)人那里获得了不少有关阿拉伯地区的知识，并且考察了这条后来称之为“丝绸之路”的情况。公元97年(后汉和帝永元九年)，甘英奉使西域，他亲自到了条枝。“条枝”就是指当时的阿拉伯地区。

    两汉时期，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已相当频繁。阿拉伯地区、波斯地处要冲，为东西贸易的中转站。中国的丝绸、铁器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至罗马帝国及西亚各地，阿拉伯乳香、珠宝等则输入中国。在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南海的航运也很发达，这时候中国和印度的船只，经由波斯湾，驶入阿拉伯地区内河。

    这是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事。伊斯兰教产生以后，两地两国的关系更密切了。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穆斯林外交使团来华

    651年(唐永徽二年)，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外交使节到唐朝首都长安，见唐高宗，介绍伊斯兰教和麦地那伊斯兰政权建立经过。这件事被当时中国的史官郑重地载人史册(见《旧唐书》卷四)。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也以这一年为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标志(自此以后至798年，仅史书记载的哈里发国家派往唐朝的使节达39次之多)。其实，根据中阿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来看，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应早于这一年。穆斯林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活动，纯属民间行为，不会引起史官的注意，故未被记载。没有被记载的事不等于不存在。此其一；其二，麦地那政权派使节来华，永徽二年并非是第一次。有的学者认为，早在穆罕默德时代就曾派使节来华。628年(教历7年)，穆罕默德在给罗马皇帝、波斯皇帝、阿比西尼亚国王派遣使节的同时，也给中国唐朝皇帝派来了使节，阐明了伊斯兰教基本教义（(苏丹)加法尔《唐代与五代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关系：关于中国伊斯兰文化历史根源评论》(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大国。穆罕默德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大国。相反，他曾热情地鼓励其弟子：“求知，哪怕远在中国。”威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第30章中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说：“在景教徒到唐太宗朝廷之前五年，即公元628年(唐贞观二年)有—群值得注意之使者，由阿拉伯麦地那之扬布埠，乘商船越海至广州，奉穆罕默德之嘱，持书往见唐太宗，太宗……皆待之以礼。对于使者关于其神学之见解，颇加赞许（转引自姜永兴：《广州：早期伊斯兰教的东方圣地》(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关于穆罕默德派遣使节来中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确认；而伊斯兰教早于651年通过穆斯林商人传人中国，则是毫无疑问的了。

    二.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

    除了派遣使节，发生政府间的联系以外，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大批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当时哈里发国家(包括正统哈里发时代、倭马亚时代和阿拔斯时代)与中国之间的商道主要有两条：一为陆路，经波斯及阿富汗到达今新疆天山南北，后经青海、甘肃直至长安一带，这条路被称为“丝绸之路”；另一条为海路，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盂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到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这条路被称为“香料之路”。除这两条主要通道外，还有海路到安南和印度，再分别由陆路抵云南这两条支线，但道路曲折艰难，来往人数不多。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历史阶段，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唐朝和宋朝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其中，穆斯林商人是最主要的外商。唐都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在那里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国人，其中不少是客商。唐代称外族为“胡”或“蕃”(“胡”多指北方民族，有时也指西域各族，“蓄”则指所有外族)。在长安的“东市”、“西市”有专门出售宝石、象牙、犀牛角、香料等的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胡邸”。（李昉《太平广记》卷五OO）

    8世纪中叶，倭马亚时代末，阿拔斯时代初，哈里发国家与唐朝因石国(现塔什干)问题发生冲突。751年(唐天宝十年)，双方军队在中亚恒逻斯发生激战，高仙芝统率的唐军被打败，死伤数万人，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受挫。但两国关系并未因此交恶，阿拔斯哈里发和唐朝皇帝都从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都能慎重而灵活地对待此事，两国关系继续发展，通商往来照常进行。当唐朝发生内乱——安史之乱后，756年，肃宗皇帝还向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时称黑衣大食)借兵平乱。757年，元帅广平王统率朔方、安西、回纥、大食等20万兵马讨伐叛军（《旧唐书·肃宗本纪》）。收复两京后，肃宗允准大食兵居留中国，可同当地中国女子结婚。天宝之后，东来的穆斯林商人和士兵生活在长安。他们生意做大，购置田宅，娶妻生子，安居乐业，乐不思归（《资治通鉴》卷二三二）。有的被委以官职，受到重用。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建清真寺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礼拜；而且要集中统一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