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杜文秀出生于云南保山，童年时，因给家乡戏楼写了一幅对联——“不大点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这几个角色能文能武能圣贤”而声名鹊起。14岁时，他考中秀才。人们知道他是当官为宦的料，却没有人能想到，他却甘愿以官宦之命变“罪民”，以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留名于史。
　　
       这座元帅府，作为云南起义军首领的杜文秀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8年。云南起义是一场回、汉等15个民族的反清大起义，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告终。
　　
    咸丰初年，杜文秀在大理边上的巍山县运筹帷幄，联络各处义士筹划起义。咸丰六年（1856年），杜文秀以六百部众起事，两日打下了大理城，瞬间30万兵马集合麾下。
　　
     “进城后的杜文秀不做皇帝不称王，反抗压迫，并提出了‘驱除鞑掳，恢复中华，剪除贪污，救民水火’的纲领……”王瑞康一路介绍着。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价杜文秀：“文秀的反清实践，可以说，体现了一项英明的行动纲领，这就是以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联合反清。……文秀的这一纲领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
　　
    元帅府的“杜文秀展厅”只有十几平方米，由于缺乏历史实物，我们看到的只是图片与文字，而最吸引我的是他的诗歌。当年，杜文秀以大理为中心并在洱海组建了水军，水军天生营辕门前就有他题写的对联：
　　
    “洱海有蓬莱，营号天生，三千溺水谁飞度；鸡山临岛屿，人当海上，十万雄兵难进攻。”这豁达硬气的对联中，流露出了杜文秀胸怀天下的气度，却也暴露了他低估清朝政府的心态。
　　
     “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王瑞康先生为我驾车，我们重走了杜文秀生命中最后走过的路。
　　
     我们从龙尾关城门前出发，经大理古城走向了龙首关，两个关相距45公里，它们之间的中心位置则是大理古城。这是杜文秀最后走过的路。
　
     　在路上，王瑞康递给我两页有点模糊了的影印件，那是杜文秀最后的“留笔一纸”。这弥足珍贵的资料是王瑞康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弄来的。
　　
     车在大理古城3公里外一个叫下兑村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棵百年古树的边上，松柏相连，芳草萋萋，这是杜文秀的拱北。据村子里人讲，上世纪80年代，杜文秀拱北已经被列入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十户穆斯林人家就居住在拱北的边上。杜文秀罹难之时，勇敢的回族乡亲草草掩埋了这位大人物缺少头颅的身躯。拱北百米之外是下兑村的清真寺。午后的阳光下，几个孩子在寺院里玩耍着，一口古时水井锈迹斑驳。
　　
    “头不在身，义士莫哭。豺狼大小，本性鸠毒。”1872年腊月初二，事态已很严峻，清军兵临大理城下，龙首关与龙尾关两处守将投降清廷，大理门户洞开，杜文秀选择舍己救城。这一天，杜文秀给自己的文书、表弟王树贵留下了书信——‘表弟，这是我平生最后一副对联，今特赠你，作为革命同胞的永别留念——龙珠稍不怕雪压倒压倒又抬起；水仙花有志气谢了谢了还要开。’”
　
   　1872年农历腊月初九，在清军押解进京的路途中，杜文秀为救大理城中数万百姓免遭屠杀，在下兑村服孔雀丹自尽。同治年过去后，陆续有乡老悄悄搬到杜文秀的拱北周围，以卖菜为生，为他守坟。
　　
     事隔百年之年后，《中国通史》主编、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认为“他和孙中山是同一历史时期一前一后的伟人。杜文秀看到了腐朽王朝所散发出来的霉味，看见了列强的肆无忌惮，并对这两者提出了反抗。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大理好风光，世界共分享。”大理古城就像一本敞开的天书，书里写得最多的究竟是杜文秀还是大理国国王？当代史学者说，大理的同治年间不容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