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相继成为席卷世界的两股潮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两股势力中的极端派别又与恐怖主义合流，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备受关注的力量，使全球穆斯林都受到了影响。“9·11”事件后，在菲律宾南部由宗教差异而引发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已发展成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主义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臭名昭著的“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以其频繁且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菲律宾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宗教极端主义为黏合剂，正在形成“三股恶势力”合流的趋势。那么，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下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维持二者关系的动因在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演进的过程中出现在了什么样的新变数?或者说，全球化时代对二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拟循此思路，从当代伊斯兰世界及全球政治格局演变的角度切入，力图跳出一国、一地的分析框架，以揭示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发展背景及深远影响。
　　
　　一
　　
　　自14世纪以来，在菲律宾形成了南方伊斯兰教文化与北方天主教文化两大文化圈。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苏禄群岛和巴拉望岛等地，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9%，主要由13个部族组成，每个部族都有各自的聚居区、语言、习俗，信仰伊斯兰教成为维系它们之间团结的纽带。菲律宾南部居民自从接受伊斯兰教以来，为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不断地反抗外来入侵势力与“优势文化”，并在斗争中发展了自身的文化和经济。二战后，伊斯兰复兴热潮在全球兴起，处于现代与传统、分离与融合“夹缝”中的菲律宾穆斯林，仍在斗争中寻找着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但由于无法认同于菲律宾的主流文化——天主教文化，加之政府政策失误，导致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凸显。菲律宾的“穆斯林问题”，即“摩洛(注：即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西班牙人入侵菲律宾时称其为摩洛人，现已成为其代称。)问题”(Moro Problem)，特指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苏禄群岛等地的穆斯林分离倾向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阿拉伯国家石油经济的繁荣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这场运动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穆斯林社会对西方国家政治理念和文化扩张的回应式反弹，是“反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标志性特征之一。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辟居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人数虽少且在国内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基于宗教信仰积极响应全球性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召唤，其宗教意识和伊斯兰认同空前高涨，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这一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他们最大的影响，在于培育了一批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受传统伊斯兰文化浸濡的穆斯林青年，从而形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中坚力量。以萨尔马特(Hashim Salamat)，(注：萨尔马特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主要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简称“MILF”；下文简称“摩伊阵线”)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为代表的留学中东的穆斯林青年深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他们回国后便组织穆斯林青年，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向由天主教徒组成的菲律宾政府提出“控诉”，发起各种形式的组织和活动，极大地化解了原先部族间的矛盾，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开始共同关注如何在天主教徒为主的政权下保持本族群的发展。而随着菲律宾国内形势的恶化和伊斯兰世界交流的频繁，该国南部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空前高涨起来，以密苏阿里(Nur Misuari)，(注：密苏阿里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MNLF”，下文简称“摩民阵线”)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和萨尔马特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振臂一呼，掀起了二战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反抗运动的高潮。
　　
     伊斯兰复兴运动无疑是推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宗教意识高涨的背景条件，而伊斯兰世界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支持则是其发展的外部动因，二者之间的互动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