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使节于8月25日到达中国长安，进见唐皇，搭起了中阿友谊的桥梁。自此以后阿拉伯等穆斯林主要沿水旱两路往来于中阿之间，水路由波斯湾到马尔纳湾。经盂加拉湾抵马六甲海峡至我国南海达广州、泉州、杭州，再转至长安；陆路则经波斯、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最后达唐都长安。比较而言，穆斯林经水路达中国的时间要比陆路早100年。从唐永徽二年到唐贞元十五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唐使多达36次。当时唐人称阿拉伯人为大食（Taz或Tazih的译音）人。唐安史之乱，大食应中国之请求，派精兵支持唐王朝，后一些阿拉伯人即定居中国。据史料记载，在安史之乱到长安有更多大食人，其中大部分长期居住在“西市”一带，从事“回回”奇香异药经营。由于盛唐五代时期，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最深的是商业贸易，医药方面则是香药进口，有时一处经营香药珠宝者甚至达一二十万人，单香药贸易有时竟达千斤之多，如此大大丰富了中药品种。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他着有一本独具风格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顾名思义，该书之所以用“海药”命名，是因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该书为总结唐末时南方药物与海外药物临床应用的本草学著作，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另外还有郑虔的《胡本草》及非医药学书籍《西阳杂俎》等也记载了许多外来药物，包括阿拉伯药物。

　　在唐代不仅有香药输入中国，与之同时一些医疗技术也传入中国，如在《千金翼方·养性》中所记载的“悖散汤”（又名牛乳补虚破气方），本为波斯、大秦医方，曾在朝野间广为流传，对治疗气痢、一切气病、健运脾胃其效甚佳。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推广应用颇多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熏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同时中国穆斯林研究介绍了大量阿拉伯世界文化成就如数学、天文历法等，而中国的造纸术、针灸学、脉学、炼丹术、临床科学经验也源源不断地输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造纸术辗转外传，给欧洲中世纪文明以很大促进。因此早期的回回先民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未有空间传播科技的时代，堪称丰功伟绩。

    宋代，中国与西域的陆路交通不如海路发达，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集居了大量的大食人，其中不乏香药巨商与医家，且人数日增。由于海上交通频繁，宋皇特命在广州、杭州、泉州等沿海地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及对外文化交流。加载史册的有福建蒲氏家族。《宋会要稿·蕃夷七》记载的蒲寿庚，也是宋代著名香药富商。《蒲氏家谱》有“家居西板”，“世秉清真教，天下蒲氏皆一脉”之记载，蒲氏家族兴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世袭经商大食香药。

　　宋代在社会上广用香料、香药熏衣、焚香、啖香之际，礼尚往来亦常以香药作为馈赠佳品，用香药配制的药茶甚至一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时尚。皇权贵族之间也视药茶为馈赠佳品。民间百姓们不仅用香药治病，而且也用于消毒。泉州有香料文献记载：“蕃药能治冷气，医学多用之……，泉人每岁家无贫富，皆燃之如燔柴”。现代研究，燃烧香料，对于防止传染病传播和扩散有一定作用。这种习俗，自古至今，不仅在回民中间流行，在闽南地区其它民族中也同样流行。

    元代一统天下，将国内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南人。穆斯林则是色目人中的主要分子，他们往往与蒙古人享受同等待遇，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优于汉人，同时在元代“回回”一名开始代替“大食人”，被人们认为信仰伊斯兰教者的名称。如此则为阿拉伯医药的广泛深入传播与兴盛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且元人统一中国之后，继续奉行南宋时的海外贸易政策，推行少数民族医药共存的方针，回回医药在此得以兴旺发达。

　　元初，在元朝政府中设有相应的医药机构。元世祖即位后效法汉制在建立太医院之后，于至元七年（公元1273年）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为广惠司。据《元史·百官志》说：“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至治二年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

　　金元之际，西域技术之士，医家之流多入仕于元，如爱薛、答里麻等。

　　由于元代统治者对阿拉伯药物高度重视，元代阿拉伯人在当时政府中的医药机构里占极大势力、广惠司是回回医家的大本营。

　　金元之际医学文化领域学术活跃，百家争鸣，中医界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回回医药文化此时也发展到鼎盛时期，涌现了与回回药物院有关的、集阿拉伯医药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为一体，具有中国回回特色的医药大型综合性医著《回回药方》等专著。

    近现代，由于战乱和对回族医学的忽视等诸多因素，导致回族医学散落于民间，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发挥，反而还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一些回族有识之士正在通过不懈努力，挖掘和传承着这一古老而又不失生命力的医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