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解平息教派纠纷，促进教派团结问题上，要充分发挥宗教上层的作用，如1981年3月，东乡族自治县峡口拱北的当家人，因争拱北主持权和埋葬出家人的墓地，内部发生矛盾，引起信教群众的纠纷。1982年胡门门宦在迁教主马福良遗骨到东乡埋葬的问题上，引起本门宦内部两派不和等现象，就是在当地党政部门的努力下，通过宗教上层的说服教育，防止了流血事件的发生，正确地处理了两次教派纠纷。

    社会丰义时期促进教派团结必须要做的第三项工作是：加强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青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

    毛泽东同志说过：不研究宗教，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同样，对做好教派团结工作也是不利的。在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宗教，时间并不长，基础也比较薄弱，特别是对伊斯兰教教派问题的研究，更显得不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派问题的研究，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但还是局限在为数不多的专业和业余研究人员的范围内，有些问题并没有全面展开和深入的进行探讨，并没有对宗教管理部门的工作发生效益，对信教群众的团结，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这说明，宗教研究工作还没有跟上新时期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的步伐，有待于加强和提高。各级有关党政部门，对宗教研究工作应该引起重视，给予必要的支持，组织一支以科研单位、民族宗教主管部门、宗教群众团体及业余研究人员组成的多层次的宗教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队伍，充分利用书刊、言论等思想手段，在防止简单粗暴，以免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宣传。争取经常同宗教主管部门和宗教群众团体保持联系，随时了解宗教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和宗教工作中迫切需要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历史问题等，注意把这方面的问题列入研究事点。就伊斯兰教教派问题来说，目前应对教派产生的历史根源、分化的原因、传进中国的途径、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穆斯林历史上出现的教争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表现形式，如何才能消除等问题，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作出回答。使部分信奉教派的群众，从思想上逐渐摒弃教派之争是本来就有的，国际国内都一样等不正确的观点。真正了解教派不团结在历史上对穆斯林带来的巨大危害，在当前对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起的消极作用，使各个教派的群众团结起来，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有计划的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对促进教派之间的团结有决定性的意义。李维汉同志早在1962年5月举行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就曾讲道：“在宗教界培养一批具有丰富的知识而政治上又符合六条标准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整理和研究宗教历史文物方面，在国际统一战线方面，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28)。1982年3月，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再次强调了培养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伊斯兰教方面，目前已恢复和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沈阳经学院、兰州经学院、宁夏经学院等宗教院校，担负起培养爱国的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的任务。可以相信，这些既有较高的宗教专业知识，又有大专文化水平的宗教专业人才的培养，对教派团结一定会起积极的作用，而且“年轻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同原有的宗教界爱国进步分子相结合，将成为在我们党领导下，保证我国宗教组织按照正确方向活动的骨于力量”(29)。

    总的看来，社会主义时期促进教派团结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而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进行多种形式的工作，才能收到成效。当然，教派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只要宗教存在，教派问题也一定会程度不同的表现出来，但是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教育信教群众把国家的统一富强和民族团结、进步、繁荣放在首位，教派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逐渐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