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市地处滇东北，为云南之东门户。秦汉时开通的五尺古道穿境而过，为中原进入云南内地之通衢要枢，石门雄关通川达黔，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华夏文化外延的门户，云南文化内聚的津梁”之美誉。境内山岳绵亘，江河棋布，乌蒙磅礴，沃野星缀，气候立体，物产丰腴，民族众多，文化璀璨。勤劳智慧的汉、彝、苗、回四大主体民族生活其间，村落交错，阡陌相通，守望相助，互相学习，团结进步，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乌蒙文化。其中回族人口达17万余，占云南全省67万回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位居云南各州市回族人口之冠。盛世修志，书写记录每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从不同民族的角度展示乌蒙文化的绰约风姿，已然成为时代赋予当地民族文化史家义不容辞之重任。云南省回族研究会副会长、昭通市教育局原副局长暨昭通市回族学会会长李正清先生撰写的《昭通回族文化史》，正是这样一部应时代之需，民族之盼，卷帙宏大，资料翔实，内容厚重，学风严谨，文笔优雅的回族文化史专著。该书不仅是昭通回族700余年辉煌历史上的首部史学论著，也是作者毕生从事昭通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结晶之作，还是作者对他所深深挚爱着的昭通回族父老的生命交待，在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必将在中国回族文化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展读是书，特色鲜明，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之处，美不胜收，在此略举数端：
 

    其一，体例完备，篇幅宏大，图文并茂。本书属于史学门下的地方民族文化史，是在地方史的视野下将某个具体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融为一体的专门史，在专门史研究中属于最具挑战的一类论著，对作者的学术修养要求极高。它要求作者除了熟谙地方史志文献外，还必须具备深厚的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故一般而言，鲜有学者敢于问津。全书以十一章洋洋40余万字之篇幅，将昭通回族所赖以生活的特定自然和人文环境、民族源流、政治沿革、经济、人口、宗教、宗谱、民风、教育、语言等，置诸大文化（人类学里的“大传统”）的视野下，按照民族文化史的体例开列章目，对昭通回族文化（人类学里的“小传统”）的“其然”和“其所以然”，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论述。书中附有许多重要的碑刻谱牒文献，配有大量珍贵图片，图文并茂，体例完备，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可读性。
 

    其二，功力深厚，视野开阔。通读全书，深感作者史学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开阔，令人肃然敬佩。论述中作者没有把眼光简单局限在“昭通回族”这样一个狭小命题下来展开，而是将之置诸中国历史、中国回族史、云南历史和云南回族史这四大参照系下作考察，为我们全面把握回族入居昭通700余年间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创造活动，提供了一种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全景式聚焦。在相关章节的论述中，举凡与各章论题密切相关的历代官稗史乘、私家笔记、重要铭刻，作者均了然于胸，做到信手拈来，驾驭自如，为己所用，显示出深厚的中国西南边疆史、回族伊斯兰教史的学术功力。如书中引用涉及西南民族史的历代重要史志典籍就有：《水经注》、《史记》、《汉书》、《蛮书》、《华阳国志》、新旧《唐书》、《宋史》、《元史》、《经世大典》、《明史》、《清实录》、《大理古佚书抄》、《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等十余部。在论述中，作者将昭通历史从史前到周秦的窦地时期，汉晋的朱提时期，唐宋的乌蛮时期，元明的乌蒙时期，土司制度，清代的改土归流，民国的地方军阀统治，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画卷，逐一舒展开来，再把主体民族之一的回族入居昭通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清晰而立体地镶嵌其中。时空跨度之大，学术视野之开阔，在我所读过的地方民族文化史论著中，实不多见。
 

     其三，据实立论，史论结合，方法创新。全书所用的地方和民族史志、碑铭、谱牒资料，大多是作者自己和诸多同人多年潜心收集积累的第一手资料，绝大部分都是首度面世，弥足珍贵。各章节中的重要立论，均据史实而出，绝无随心所欲的臆断。尤为可贵的是，通篇的论述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或稍加归纳，或数据罗列，而是做到了融会贯通，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在理论方法的继承创新上，也给人印象殊深。比如在梳理昭通政治沿革与主体民族关系时，作者在自己深厚历史地理修养的基础上，引入几何学的板块理论，将昭通境内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格局与主体民族政治地位的互动消长，以形象的文字描绘出来；运用理念文化、社会文化、技术文化诸概念来解读回族的文化结构；用回族农民发现和妥善保护昭通著名古文化遗址汉代《孟孝琚碑》的事实，来说明昭通历史上回汉民族的友好关系，以小见大，有力地印证了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历史事实。
 

    其四，研究透彻，新见叠出，美不胜收。这是该书的最大特色，兹按章节顺序，略作述评：
自然与人文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发生、发展和定型固化的客观基础。以云南省内17个州市回族聚居区来看，人口上万的回族乡镇不在其少，但人口超过5万的城乡聚落则凤毛麟角。昭通回族总人口17万，甲冠云南全省，其中从昭阳、鲁甸、大关到永善的四区县之间形成绵延百里的纯回族新月地带，有十余万回族穆斯林聚居于此。回族村落鳞次栉比，首尾相衔，土地肥沃，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俨然一个回乡世外桃源。回族人口密度之大，聚居区面积之广，不仅在云南省绝无仅有，在全国也属罕见。作者在第一章论述昭通回族生存环境时，对此进行了精彩描述。
 

    民族源流是我们讨论一个民族历史源头的前提和基础。在探讨昭通回族源流时，作者不是就昭通而论昭通，而是先从中国回族的源流说起，再到云南回族的源流，由云南再及昭通，分析视野由面及点，时空维度由远及近，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回族来源的多元特性层层展示出来，为中国民族学界继续探讨中国回族形成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提供了一份全新的地方个案。在论述中国回族形成的历史时限时，不囿于陈见，敢于根据昭通回族古老家谱资料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政治文化史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记录。第三章集中讨论昭通回族政治文化发展史命题，从篇幅到内容都堪称本书的第一大章。作者没有使用我们常见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结构诸项变量为参数来做简单的政治沿革描述，而是透过对回族进入昭通700余年间历代封建统治集团赋予回族群体的各种政治角色的重复转换，在中华儒家主流政治与伊斯兰政治伦理的交互作用下，整个群体如何自觉地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的剖析中，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三个层面进行系统考察，绘出昭通回族政治文化发展史的轨迹坐标，揭示出昭通回族政治文化结构中不同于滇西、滇南、滇中回族政治文化的“单纯性”和“不完整性”。所谓的“单纯性”，即指昭通回族历史上“上马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军屯”和“编民”两种单一政治角色的重复转换与始终固守；所谓“不完整性”，则是指昭通回族在乌蒙山特定的封闭环境中长期形成的逆来顺受、忍辱克制、植杖以耕，在封建时代始终把追求民族平等与和平生活的美好诉求，过分寄望于封建官府的政治幼稚。并以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大时期昭通回族政治地位的嬗变为例，对此进行了精辟论述：清初回族以军户身份被迫参与朝廷的改土归流，成为民户后占籍躬耕，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清末咸同年间举族惨遭清廷无情屠戮时，只进行了有限的自卫抗暴。民国时期山高皇帝远，昭通回族再度置身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双重蹂躏之中。经过红军长征过乌蒙播下革命火种、八年抗战参与民族救亡的洗礼后，昭通回族才得以觉醒，少数进步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回族贫苦大众，走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回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在政治上才彻底实现了翻身解放。本章的分析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创见，读后给人一种“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理论愉悦，对于我们今天理性地认识和考察昭通回族的政治景况，颇有借鉴。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经济形态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第四章在论述昭通回族经济史时，作者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昭通回族700余年来的“两种生产”（社会生活资料与人口繁衍）与“再生产”过程，揭示出昭通回族经济发展模式中特有的不同于省内其他区域回族经济发展模式的超稳定性传承结构，体现在昭通回族历史上的职业角色“军户－屯户－编民－农民”的一贯性上。在分析这种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作者得出回族穆斯林的伊斯兰经济伦理观，当地各兄弟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两大因素，都对昭通回族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村落社区的民俗风情产生过直接影响的重要结论。该结论对我们今天客观认识昭通回族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成因和现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口是继经济之后描述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指标。第五章在论述昭通回族人口史时，作者使用大量历代志书中的统计资料，还原出昭通回族人口史，涉及历代人口统计、人口性别、人口密度、职业构成、人口文化结构、生育与健康状况等人口学基本要素。其中最为精彩的内容，是对昭通回族宗族姓氏文化进行的介绍。昭通回族现有108个姓氏，不仅数量上居云南回族姓氏之冠，一些姓氏即使在全国回族姓氏中都十分罕见。作者依据丰富的家谱资料，集中介绍了昭通回族中人口较多、影响较大的马、李、撒、赛、戚、孔、阮、铁、保、虎、锁（所）等十一个大姓望族的源流，进一步佐证了昭通回族来源的多元性。资料翔实，堪称一份珍贵的中国地方回族姓氏图谱大全，丰富了中国回族的姓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