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留居”说提出后，学者们一直在寻找是哪一个民族，在哪一个地方留下，从而出现了“东干”来源于回纥（回回）、突厥或阿拉伯－波斯等种种说法。由于这些说法并不令人信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回回”是族名，而“东干”是地名，也就是称东干人（回回）生活的地方或东干人迁出的地方（注：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4页注①。）（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民族的族名翻译过来，发现原来就是指这些民族居住过的地方），于是取其汉字字义或字音，从地名寻找其来源。其观点主要有：

　　（1）“东甘”说。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他指出：“几乎所有的东干人都居住在甘肃东部，因此，东干（甘）也可理解为甘肃东部的居民。”（注：［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43页。）我国学者还对该说加以完善，如胡耐安称：“东干本支散布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处。有谓东干一作东甘，意即新疆人以其来自甘肃，甘肃位于新疆之东，故有此称。”（注：胡耐安：《边疆宗教概述》，《边疆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印行，转引自刘义棠：《突回研究·东干族属之研讨》，台北经世书局1990年版，第243页。）具体一些说，“东干之称的东干，应写作东甘；当他们在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由原居地的陕西、甘肃移入新疆，新疆当地人以其由东边甘肃取道前来的或来自东边的甘肃人，所以称之曰东甘” 。（注：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58页）《新疆礼俗志》记：“汉装回，多从河湟迁徙者，故别之曰甘回。”（注：（清）王树枏编纂：《新疆礼俗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1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246页。）《新疆回族之鸟瞰》一文讲：“新疆之回族，多来自甘肃，以西宁、河州两处徙入者较多，亦有来自陕西者，故称之为‘甘回’，缠回则称之曰‘东干’。”（注：孙翰文：《新疆回族之鸟瞰》，《新亚细亚》12卷1期，1936年。）由于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大兴屯垦以后，陕西、甘肃一带的移民成为当地屯垦的主力军，其中包含大量回族，这一历史背景构成“东甘”说的基础，（注：也有人据此将“东干”解释为“屯垦”的对音，参见海峰：《“东干”来自“屯垦”》，《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所以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其中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历史学博士穆哈麦德·苏三洛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丁宏博士。（注：参见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页。）但是这不符合中国西北方言即陕甘方言的习惯说法，陕甘方言是不会把甘肃东部说成是东部甘肃，进而简化省略成东甘的。突厥语更没有这样说的可能。而且史籍或民间从未见过东甘这一叫法。

　　（2）“同甘”说。俄国驻伊犁领事官帕弗利诺夫采纳了当地流传的一个说法，从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中国政府就不断地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居民迁往中国内地的省份，即安置到长城西端之南的甘肃。移民再由此向中国其他省份搬迁。于是这些地方把他们称为‘同甘肃人’，也就是‘住在甘肃的那些人’。古代是这样传说的，现在中国人也是这样解释东干这个词的”。一些俄国学者也附和他的说法。这种说法与“东甘说”有相似之处，只是移民的方向相反。《征服中亚史》的作者捷连季耶夫引述该说后斥其“显系杜撰”。（注：以上均见［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页。）

　　（3）“潼关”说。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基认为“东干人”一词起源于1861年中国穆斯林暴动之初，据他说，暴动首先在陕西省的一个要塞潼关地区发生，要塞的名称在最初的一些呈报中经常重复出现，因而可能把地名转换成了起义者的名称了。（注：参见［俄］А·Н·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第138－139页。）

　　（4）“敦煌”说。M·A·捷连季耶夫指出：“‘东干’来源于敦煌这个地名，则是较为可信的”，“东干由敦煌一词转来是非常自然的”。（注：［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页。）后有人引申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曾经过敦煌而移居新疆及中亚，由于音变，“敦煌”变成“东干”了。“潼关”说和“敦煌”说都是从陕甘回民起义的范围内找出音近的地名，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联系，应属于望文（音）生义。

　　（5）“东岸”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认为“东干”就是“东（右）岸”，指的是生活在汾河右岸的居民，后来他们向西迁移，被误读为“东干”。（注：《中国学》1957年第10、11期，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4－45页注①。）该说后来演变为“东干”来自黄河的东岸，由于音变，“东岸”变成“东干”了。还有人说“东岸”就是陕甘方言东面、东边的意思，1993年王国杰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甘肃籍回民后裔集中居住的哨葫芦乡时，该乡主席耳斯·马乃讲，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他们是东岸子人，东干族就是东岸子人。在中亚，东干族的很多学者及老人也都肯定东干人即东岸子人这一说法。（注：参见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但东面所指太宽泛，既可以包括大半个中国，也可以包括各个民族，无法解释为什么迁入新疆的各族人口中只有回民被称为来自东岸（东面）的人。

　　我们同意“东干”这个专有名词开始使用不是由突厥词tурмак（留居）或tmεk（转变）而来，而是由地理上的称谓开始的，但这个地理称谓不是“东甘”、“潼关”、“敦煌”、“东岸”之类。“东干”一词乃是地道的汉语陕甘方言，是“东安”一词的音转。

　　清代关中地区分为东府、西府和西安府，东府即同州府（治今大荔），民间俗称东安，西府即凤翔府。上世纪50年代，马长寿先生在甘肃平凉一带进行历史调查时，发现平凉和泾源的回民往往以东安与西安对称，如祖籍陕西渭南的回族干部蓝映林反映：“平凉县南原的陕回多姓蓝、马、王、海、任，东边大岔河沟的陕回多系咸阳人，三郎坡的是东安人，北原大秦家都是同州人”。马先生解释说：“此所谓‘东安’，就是陕西所谓‘东府’，即同州府。他们所谓西安，实际是指西安府，包括清代西安府所属各县。”（注：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又如，秦腔在陕西境内因各地方言、语音的不同而演变形成了四路：流行于关中东府地区的，称“同州梆子”；流行于中府西安地区的，称“西安乱弹”；流行于西府凤翔地区的，称“西府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称“汉调桄桄”。故民间有“东安安西慢板，西安唱的好乱弹”之说。可见过去陕甘民间曾用“东安”称呼同州地区，同州人也自称东安人。

　　清朝时，陕西省是回民主要聚居地之一，同治元年（1862）以前，“陕西回人布满，直从甘肃通至哈密回疆”,（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十五，《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页。）7府5州皆有其踪迹，但分布却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府、西安府及其附近地区。乾隆年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称:“陕属回民，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及所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南郑等州县，回民聚堡而居，户口更为稠密。”（注：（清）毕沅：《查禁新教苛扰激变疏》，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4页。）同治年间凤翔知府张兆栋的幕僚余澍畴讲:“陕省回民本聚居于三府二州沃壤之地……蒲、富、临、渭，陕省著名四大县，地处渭北，一望平坦，辽阔无垠，东北连同州府附郭首邑大荔县。五县犬牙相错，回庄居其大半。”（注：（清）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1，《回民起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时人称关中地区回民分布比较集中的10个州县为“二华关大水，三城朝合阳”，号称“东府十大县”,其所指为华州、华阳、潼关、大荔、白水、澄城、蒲城、韩城、朝邑、合阳10个州县。（注：参见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第164页。）据今人测算，清同治以前，陕西回民人口总数大约在84?万－?170万人之间。（注：参见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