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东回族多是明清时期从其他省份迁移而来，从地域上看，主要是从西北、华北、华中、江南、东北和周边省份迁移而来；从职业上来看，主要是当时来广东驻防的军士、任职的官员及其家眷，也有来粤经商、游教等其它原因者；从迁移的性质上来看，多是受政府支配，甚至是被迫迁移，大部分属于非自愿性的。他们分布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肇庆为中心的西江一带，其它地区亦有零星分布，包括韶州和南雄为中心的北江和广东南路、东江及潮汕等地区。他们在城市自成街区，在农村自成乡村。辗转来粤的回族后来因种种缘由又迁往省内外或港澳等其它地区。

     回族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个少数民族。它的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来华贸易和贡使的阿拉伯人（大食和波斯）。后来在蒙元时代，由于大规模的征掠，使得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中亚人和西域人来到中原，他们当中有些是作为战俘东来的，也有作为工匠、商人东来的，甚至有些是自愿携带家眷东来的。在元朝统治确立前后，由于军队调遣、战事进行、官员任职、屯田、商业贸易、宦游等诸多原因，回回已遍中原。到明朝时期，回回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形成。

     广东地处我国南部边陲，自古以来海外贸易发达。早在先秦时代，南越先民就已开始进行海外贸易了。像《战国策•楚策》、《吕氏春秋•恃君览》、《淮南子》等古籍均有提到南越与海外贸易的事实。到了汉代，广州（古称番禺）已成为南方一重要商业都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载：“番禺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据吕思勉先生研究，“此语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矣。”[1]《汉书•地理志》亦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角、象牙、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唐宋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广州的海外贸易更是空前的繁荣。当时广州客商如云，货物如山，其“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2]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成为唐宋对外贸易的三大伙伴之一（另两个是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大批大食和波斯商人来粤经商贸易，有的还在此居住娶妻生子，长期滞留广州，甚至有的还参加科举考试，在唐宋政府任职，有的富极百万，买田置宅。唐宋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并建立蕃坊。“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宋时（蕃）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3]“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4]这时来广州的阿拉伯人，据史书记载不下数万人，甚至十数万人。“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就有二十万人。”[5]在谈到黄巢起义攻占广州时亦有记载：“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此市人口系由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波斯拜火教徒以及中国人组成。……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6]这些数字难免有些夸张，但足以反映当时阿拉伯人之多。

     但是，到了宋末及蒙元时代，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和元代的征服，大批的阿拉伯人开始从陆路来到中国，使得广州的海外贸易第位有所下降。相反，泉州则后来居上。部分原居住在广州的阿拉伯富商后裔迁移泉州或他地（如当时的蒲氏家族）；留在本地的阿拉伯后裔亦发生很多涵化，失去了民族特征；陆路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中亚人和西域人大部分迁移居住在我国的西北及中原一带，使得广州的阿拉伯人数减少。虽有元朝统治者在征伐过程中迁移部分回回军队到广东征伐、驻守和屯田，并有部分回回商人、工匠及掌教人士到来，但总的人数增加不明显，而且总数也不会超过唐宋时期。

     而今广东的回族大部分是明清时期从我国西北、华北，甚至是从东北及周边省份迁移过来的。来粤的主要是军士及其家属，驻守和屯田；也有来粤经商；也有来游学及传经的。但由于回族迁移变动较大，地域分布较广，再加上战争、灾害、民族压迫等其它人为因素的影响，所以留下来的资料比较少，且相当分散，不易被发现。作者兹从散见的家谱、碑刻、明清实录及私人游记等其它文献中来窥见广东明清时期回族的变迁及分布，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明清时期广东回族的来源

      根据现有资料（主要是回族家谱、古迹、碑刻和明清史料及东西交通史料等），明清时期广东回族主要是从全国其它地区征调来的将士。蒙元时代，由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被编入达鲁花赤，随同蒙古军一同征战，且作为战斗主力，为蒙古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的突出贡献。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各地战事不断，依然有大批回族将士随军作战，并建有军功，最后留居广东。从现有广州回族家谱记载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晰：
《广州杨氏族谱（杨公馆）》（序二）：“自我始祖荩臣公从世祖章皇帝入关定鼎，旋奉调驻防粤东，遂隶旗籍，于今二百余年矣。世居广州，支族繁衍，先府君慨然念谱系不详，无以纪昭穆而敦族谊也。”[7]

     《广州马氏家谱（马证谊堂）》（序三）亦说：“溯余始祖攀凤公，沈阳人也。派衍扶风，支号证谊，自前清世神章皇帝定鼎之初，籍隶京师，汉军镶黄旗，充当禁旗军。康熙二十年奉拔驻防广州，由甲兵随征排猺（瑶），绥靖土寇。雍正初年游擢到汉军镶黄旗协领，迄今二百三十余年。”[8]

     《广州保庆善堂族谱》：“皇清康熙廿一年（1682年）奉调，由京旗分防广州省城、镶黄旗汉军。……有德公于清康熙廿一年（1682年，时年九岁）随父马承骥由京分旗到广东驻防，世居省城广州西门内，从此保姓一族在广州开枝散叶。”[9]

     《广州香港刘氏族谱》（立族谱原序）：“吾族远出陕西省城西安府长安县五门楼北关捕属堡民籍。自清初帝臣公从将军马伯虎公来兹东粤，于今百有余年，恭逢昭代，圣圣相承。”[10]
除以上奉调来广州征伐的将士落户广东外，也有被奉调到肇庆的，最后落籍肇庆，成为后来广东肇庆回族的主体。如：《肇庆市王氏族谱》（重修肇庆王氏族谱）：“我肇庆王氏，源出山西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回族人），……惟自王籍荫公清初随军来粤，任职肇庆府内，由是定居肇庆，是为我肇庆王氏之始祖也。”[11]

     《肇庆市罗积源家族谱》（前言）：“溯我罗氏积源家族，据传源出于浙江省宣平县。乾隆年间，奉旨统兵南下东粤，驻防于端州（肇庆），后定居，宗枝繁衍，瓜瓞绵绵，迄今已近300年，源远流长。”[12]

     在明清史料我们还可以发现大批征伐的军士在战事平息后，被安插在当地驻守、屯戍。如：景泰年间（1450-1456年）“海宁侯董兴征广东贼黄萧养，事平，奏留达官于广城安插。”[13]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丁丑，兵部奏报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1442-1456年）安置在云南、广东等处的达官达军数目达一千八百人。[14]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七月丁丑，“兵部奏：‘近有旨，令查云南、广东等处征进达官、达军数目。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共调去一千八百人。’”[15]据史料记载，这批人大都携家小妻室者，总人数恐不少于六、七千人。[16]

     明宪宗成化年间，两广瑶族发生暴乱，也大批征调达军征伐。“朝成化初，巡抚韩襄不毅公征剿广西诸蛮洞断藤峡八寨及广东高、雷等处流贼，奏调达官达军千余名。”[17]成化元年二月，“命南京抚夷都指挥廉忠统领达兵协同都督和勇征两广蛮贼。”[18]事后，“韩雍奏留南京达官都指挥阿里、哈答等四百余员名，存留广城安插居住。”[19]这一做法多为后世所效仿，也是明清时期来粤的主要方式。如现存广州市的濠畔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为外地入穗驻防的回族穆斯林兵士集资所建”，接着，南胜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东营寺（始建于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相继修建。从清真寺的修建来看，即可说明当时来粤者回回将士应该不在少数。[20]

      这足以说明明清时期来广东的回族仍以将士为主，他们的到来是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而出现的。特别是在明末和清初之际，由于南明政权的残余和少数民族的骚乱，使得广东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战场。大批回族将士的到来，为消灭南明政权和平息少数民族暴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政权建立和暴乱平息之后，又有部分回族将士留住广东，进行戍守和屯田，且还有部分回族将领奉调来广东任职，这是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的又一支主要力量。而且政府还调遣其家室来粤常驻，由陆路和海路南下，发给生活费用。并允许他们在城内营房周围加盖房舍，由布政司拨给建房补贴，给每个家庭供给柴炭，每月发银四钱作为生活费用，年计四两八钱，还有冬夏绢布、牛皮靴袜等日用品。[21]如：

     《广州羽凤麟、撒之浮、马承祖墓碑》载：“回人羽凤麟、撒之浮、马承祖，明末殉国之三忠也。根据明史所载，三忠屡建丰功，而以凤麟为著。在宪宗成化年间，三忠奉调来粤，率领回兵四营与俱驻卫广州。绥靖地方，治安赖以巩固。”[22]

     《广州香港刘氏族谱》（重修家谱序）：“爰考我族之先，始于清初吾始祖帝臣公从将军马伯虎翁，由陕西来东粤灭寇，官任广东罗定协镇都督府，于是遂世居住肇庆府城。”[23]
《广州萨氏族谱》（萨氏肇城房存谱序）亦说：“言吾族始出于粤西省城，分支来粤东。后至康熙年间，文盛公同长子赴任肇庆督标右营把总，后入籍高要，传嗣于今，子孙七世，计有二百余年。……予自同治四年由肇城迁寓省城，暇而因考系之源。”[24]

     《广州李应祥捐银购屋碑》载：“前广州协镇应祥李公，蜀人也。其在任时矢公矢慎，整饬营伍，超拔英才，赫赫在人心目中。”[25]

     此外，我们从现在遗留的古迹和碑刻的记载、撰写和捐献者中，发现大量是明清时期在广东任职的回回人士。如仅从同治五年《广州重修小东营清真寺碑》中，就有赏戴花翎、广东补用道西林巴图鲁加一级随带加九级海廷琛等65人。据估，当时在广东任职的回回官员不下数百人，若加上其家眷和随从人员，人数则更多。其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带，但也有零星分布在较远的肇庆、惠州、高州、雷州、万州等地。按照当时的情况，其任职一般都是携家带口，部分还兼营戍田，人数应不在少数。其中虽有与前征伐的将士留居、戍守和屯田外，还应有相当部分是专门调任的。

     另外还有少量来自岭北的回族人士，有的来粤经商、宦游，有的来粤掌教，这是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的又一支力量。其中经商者以商贩和手工匠为主，“内陆各地擅商贸经济以及各种工艺匠人的回族，经西江流入广东，首先就在肇庆入籍落居。”[26]其人数远远赶不上前两部分。如：

     《广州傅氏族谱》（始祖来历考证序）：“始祖云峰公，浙江金华府溥宁县人，因入粤经营，到遂购居于羊城大新街焉。”[27]

     《广州陈氏族谱》（立族谱原序一）：“始祖荣华公，乃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也，清康熙三十五年，因商入粤，遂购居于羊城小北十九洞，至乾隆年间，由三世四房浩然公迁居南胜里西约。”[28]

     《广州萨氏族谱》（萨氏南胜里房存谱序）说：“奈数百年前濒遭兵变，分寓谋生，未能效张公之志。查始祖之公，原自粤西而东，下车怀圣寺掌教，计至雍正五年而来，至今百有余岁矣。……我□之公所生四子，一住肇城，距省二百余里，未便历其宗枝。而我二世祖兄弟三人，枝开三树，叶发成林，原为荣谋世务，分住各居：其住南胜里者，□之公之长子，文章公之后也；其住西关宝仁坊者，□之公之次子，文威公之后也；其住新城竹栏门者，□之公之三子，文林公之后也。”[29]

      《广州杨宇昌墓碑》亦载：“这们需待真主慈悯的弱者，名叫德亚奥丁，是们法教学者。他工作超凡，日夜按其道而行之，时刻赞念真主，敬畏真主，履行正教义务。……殁于伊斯兰教历一一九O年一月十七日。”[30] 

     《杨锡龙为先叔捐屋碑》载：“先叔赵公讳元勋，字殿献，湖南长沙人。来粤游学二十余载，卒于粤。坟在走马岗南向之原。”[31]

      《马孝贤墓碑》载：“河州（甘肃河州）牙由村勤奋的学者哈吉之墓。……由于他勤奋而诚实，在廿四岁时就攻读完十一门经学，从而穿衣挂帐，任职教长。……一三一九年九月五日（伊斯兰教历），他于本市一所学堂里与世长辞。”[32]

      《广州法明道阿訇墓碑》载：“墓主是位可敬的教法学者，正宗的传道士，甘肃河州的哈吉——穆罕默德•欧马尔。……生于咸丰（1854年）四年九月初十日，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六月初五，罕治阿洪[訇]讳明道号桂庭法公之墓。”[33]

      《广州香港刘氏族谱》（重修族谱缘起）：“溯我刘族，源出陕西省西安府长安县伍门楼。自帝臣公宦游东粤，发祥兹土，宗枝繁衍，奕叶绵长，迄今二百余年，昌炽日盛，源远益纷，血统传来，知所宗法，舍族谱其何由。”[34]

      其间还夹杂着因回民不满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起义后被遣散、充军、发配到两广和海南者（因为明初岭南两广属地广人稀，边远偏僻之地，常用来安插内附回回，有时甚至带点惩罚性质）。如弘治四年（1419年）朝廷将土鲁番“贡使百八十一名，尽发两广安置”。[35]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九月，陕西凤翔扶风等县回回数千聚众起义，后被镇压，“男子俱发两广充军。”[36]弘治七年（1494）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请将吐鲁番回回贡使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人遣发两广、福建等地，以示惩戒。[37]

       也还有少量前代为躲避战乱，流落到广东的，由于这部分人口数量较少，且家谱不宜保存，所以资料极为匮乏。甚至还有一些来粤原因不明者，本文亦录如下。如：

     《广州徐氏族谱》（民国巳未续修番邑徐氏族谱序）说：“而吾族稽诸史传，或云徐福浪迹东洋，故称东海。然唐宋以前，相去太远，系统难稽；或曰南宋之际，遭金之变，吾祖徙避南方，侨寓南雄，隐迹珠玑，再遭迁徙，而至穗城。明季吾祖志礼公偕二世文灿、文煌、文元列公来省，而伯祖文灿公、文煌公籍于西村，吾祖文元公籍居省垣。……然族中苗裔，苗裔生齿日繁，吾侪非聚族而居，或有迁徙他方，或散居远境者。”[38]

      另外，我们依稀从广西回族族谱家谱资料中也可以发现其它原因来粤者。如：
《马氏族谱序（顺一堂）》（马族支谱源流序）载：“吾族旧有谱，自燕入粤，谱遭兵变，昆罔公以前不可考矣。昆罔公讳文玉，字君璧，号昆罔，崇祯初年侍亲偕弟侨寄东粤。……昆罔公父育文公，系直隶省顺天府宛平县民籍，世居西门，此迁居广东番禺之始祖。……崇祯初年，旅寓羊城，配祖妣陀氏、韦氏，系番禺人，生二子。……尉岑公返娶羊城，遂家羊城，由是东粤之族自尉岑公始，西粤之族自昆罔公始。”[39]

     《司马氏宗谱》（序）载：“吾之先世原籍山西大同府大同县卧虎山人氏。吾之始祖系兄弟二人，长讳司马刚，次讳司马振，均出仕朝官，职授千户。于明纪洪武十三年奉命来粤管修城垣，应期式竣，彼时二公均因年迈，呈请解组，遂垂裔粤籍，此吾祖之本源也。”[40]
《广西李氏宗谱》载：“始祖永健公，系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籍，康熙间携眷至湖南衡州府贸易，……数年，继母杨太君暨其子来粤西，择居省垣，人地相宜，遂落业焉。” “……五叔祖在粤东，归即就质焉。”[41]

      最后，明清时期依稀有从阿拉伯或其它西亚地区来的穆斯林定居在广州。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土耳其汗志•马罕默德墓碑》载：“……他专程来瞻仰先贤赛义德•本•艾比宛葛素，如愿以偿。住在达尔哈（音）清真寺。两年后，于（教历）一千一百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晶辞世。”[42]

     《尔卜道拉喜墓碑》载：“先贤讳尔卜道拉喜、舍尔巴勒，西域满克也。……光绪十二年（1886年），奉君命差派来华，传授道学。由西域航海到粤，旋往江南、河南、陕西、甘肃各省，尽心教化，实力傅（传）宣。十四年复到粤东省，……教诸弟子，日夜不倦，辛劳万状。……先贤卒年四十六岁，葬于粤东省北门外清真古墓之侧。”[43] 

      但这也说明，广东回族来源的多样化，不仅仅是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奉调和迁移，也有部分或少量自发迁移的，但明清时期这一部分回回人不作为主体，且人口数量较少。除此以外，还有明代以前就地遗存的“土生蕃客”的后裔，这可从《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宗支图所记记中给予反映。蒲氏留居粤省的计有八房，其分布：莪蔓房——今海南岛儋县；蒲庐房——今顺德县；丹灶房——今南海县；蒲村房、珠冈房——今番禺县；潮州房——今潮州市。因此，海氏、蒲氏家族生齿日繁，遍布粤省。但其后人也有演变为汉人的（本文不在此考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明清时期广东的回族来源主要是将士（含家属）、任职官员（含家属）、经商、掌教、宦游、避乱、被充军发配者及前世裔籍的回回人，但也有其它不明原因的迁移者。这使得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的多样化，也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从职业上来看，明清时期，回回人依然是通过军攻来提高自己的地位，部分可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大部分则是从事社会的边缘性行业或末业来维持生计，这也反映出当时回回人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甚至不如蒙元时代；从地域上来看，来广东的回回人多是从西北、华北、华中以及江浙甚至东北一带等原先迁入的地区再次外迁，或者由周边省份流入，也有少量从阿拉伯迁入，具体有“辽宁、沈阳、济南、历城、平凉、广西、百色、正定、南阳、江宁、新疆、浙江、金华”、“湖南长沙、陕西、甘肃、四川成都、巴县、江苏镇江、扬州、北京、山西太原、江南息县、河北、天津”，[44]说明当时的回回人生活依然不够稳固，一直处于流离状态，或者说社会没有给以承认；从迁移的性质上来看，多是受政府支配，甚至是被迫迁移，大部分属于非自愿性的。虽有部分来粤经商，但并不能改变当时回回人的迁移性质。因此，有些是从省外或域外为传袭本民族文化和信仰，自愿来粤，以教育子民者，亦是如此。

     二、明清时期广东回族的地域分布

      明清时期来粤的回回，多因是政府有组织的集体迁移，且多是驻防城市和平息骚乱的军事需要，因此绝大部分定居在广州，其次是肇庆。按照元时的定制，奉调来的回回将士事后多是就地安插和戍屯，编入当地户籍，明清时期依然如此。因此，从人数上来看，广州为最，其次是肇庆，偏远地区亦有零星分布。

      从以上所引资料来看，亦是如此。在留驻广州的回回将士，为便于管理，明政府设立了大东营、小东营、西营、竹筒营等四个卫所专门进行安置。“成化四年（1467年），排瑶不靖，都御史韩雍奏调南京回兵来粤协剿，凯撤后加其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锦衣卫指挥使职衔留戍广州，建四回营以处之。”从位置考之，“大东营当是今芳草街东三巷一带，内有蟠龙庵，为正白旗李姓香火院，即当日礼拜堂也。小东营在司后街，今尚存清真寺，其为小东无可置疑。西营在广孝街内，尚名西营巷。有武庙一区，即当日回目衙署。竹筒营在大北门水关桥前，其地俗称回子营，或做鬼子营。鬼、回一声之转耳。有最胜、总胜两尼庵，亦当日回目公所。”[45]明政府还尊重他们的信仰，分别建立濠畔寺、南胜寺和东营寺。由此可以断定，明清时期的回回将士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而据传唐时所建的怀圣寺的周围也依然是回回将士所集中居留之处。“怀圣寺在府城内，唐时番夷所创，……成化四年（1467年）都御史韩雍重建，以所晋达官指挥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46]同时，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亦载：“寺居广州城中光塔街，本朝定鼎，城为藩兵所驻。”[47]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些地区，只有怀圣寺周围地区的回回将士处于城中较为繁华地带，其余回回居住之地，都是城之边缘地带。到了清代时，如当时任总督的李衰泰“择南门临濠一带给加众居住”。[48]于是，后来的回回人士也多到此地区留住。加上他们的宗教信仰，使得回回居民在城市自成街区或社区居住的格局。

      但从现在遗留下来的古迹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广州周围地区中也有部分回回分布。“该家族入粤后前五代，大部分居住在广州市区及附近各县。传至注代时共有房族八支，除其中一支迁往福建泉州外，其余均散居在广东各市县。直到今天，该家族后裔仍有一支聚居在广州附近的南海县里水镇甘蕉村，一支聚居在海南岛儋州市莪蔓镇上蒲村和下蒲村。”[49]一方面他们是政府派驻的将士，另一方面是由经商或其它谋生过去的回回人，甚至是前世散居在那里的回回后裔。对于广州周边地区明清时期回回的分布，由于资料散失，所以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古迹中发现踪迹。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州蒲氏宋元二代祖坟碑》中署名远孙甘蕉房、鱼珠房、□□房重修同立，即可说明当时在南海这些地方依然有回回人居住生活。又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广州何启安献匾》中署名为花翎四品顶戴、署三水城守备兼带中路巡防队第二十营何启安敬立。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广州周围还有回回的地区有番禺、佛山、南海、顺德、三水、东莞县、增城、鹤山、德庆府等。[50]

      在肇庆的回回将士，根据道光《肇庆府志》载，清初肇庆城内曾设“回回营”，“在城内东北隅，东抵清真寺，西至巡凤厅左，共营房八十五间，今废。”[51]修建八十五间营房来专门接纳回回士卒，其人数应不在少数。据考，肇庆历史上建有两座清真寺，东寺和西寺，东寺早于西寺。东寺，建于明代或明末清初，位于肇庆市端州区水师营路，当时的“中北区水乡营”。西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位于肇庆市端州区康乐中路，当时的“西门祝家路康乐中街”。从两寺的名称及位置皆可以看出，同样都位于当时的城市的边缘地区，亦是因为当时迁去肇庆的多是将士戍守的需要。同样，除分布在肇庆府城的回回外，肇庆周边的县市亦有部分回回分布。根据现有遗留古迹和碑刻来看，主要分布在高要县、四会县等。
此外，在珠江三角洲外，还有零星回回人分布，主要有高州、茂名县、阳春县、雷州、惠州府、和平县、紫金县、潮州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广东回回的分布几乎遍布广东全省，但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肇庆为中心的西江、韶州和南雄为中心的北江和广东南路等地区，东江及潮汕地区只是零星分布（本文未讨论海南省的分布）。既有河流下游三角平原地带，也有河流上游山地丘陵地区；既有交通发达的城市地区，也有交通闭塞的农村角落；既有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带，也有以自然经济为生的内陆山区。即便如此，由于回族的宗教信仰观念和族群意识，使得他们在城市自成街区，在农村自成乡村或聚落，明显地表现出围绕清真寺礼拜堂为核心居住的格局。

     三、明清时期广东回族的地域变迁

     明清时期来粤的回回人，开始多集中在广州和肇庆两府，主要是军事驻防的需要，也有部分事后被安驻周边县区的。如：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八月，广东海南崖州黎族那燕聚众起事，明朝廷从两广调集了汉、达军九千前往镇压，[52]战后回回军士就地入籍，形成聚居点。如顺治三年（1646年），明室皇族朱由榔在肇庆建立南明政权，清政府调兵前往镇压，回回达兵除驻扎在肇庆府诸县外，还在南海、高鹤、龙门、台山、南雄等县扎营，战事平息，各地回民士卒，就地编籍为民，普遍以商贩、手工业谋生，并陆续向广州靠拢。香港、佛山也有回民居住，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佛山曾建有清真寺一坊。[53]

     《肇庆市王氏族谱》（重修肇庆王氏族谱）：“相传王籍荫公尚有弟一人，其弟到肇庆不久，即调广西，后因中断联系，今已无从查考矣。……自王籍荫公开始递传至今，凡两百余载，历十有一代，子孙繁衍昌盛，今已拥有逾千人，族胞遍布省港海外，远非昔日局促肇庆一隅之王氏可比矣！”[54]

      起初留居在广州和肇庆周边地区的回族，因种种原因后来多迁往广州。特别是南明政权灭亡后，清政府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两广总督府移至广州，肇庆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战后定居在肇庆以商贩和手工业为生的回族多迁入广州。因此在回族中流传着“先抵肇庆，后住广州”的谚语。同时，散居在佛山一带的回族商贩因经堂原因，也陆续迁往广州。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佛山江南众客捐屋碑》记：“兹因佛镇向年有本地教亲居住甚多，兼之客家贸易往来要道之衢，朝夕礼拜不便，有江南众客，公捐银两，曾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买受潘涌铺青云里王姓房屋一所，起造清真寺。因年深月久，日渐倾颓，但本地教亲，俱迁移省城居住，是以无了经理。”[55]广州因拥有千年怀圣寺和先贤古墓及正规经堂活动，所以对周边城镇及农村回族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其它地区亦有向广州迁移的现象。
也有部分回回因从军或贸易迁至海南。“明代以后，闽粤地区的回族，也有部分陆续移居海南，如从军而来的海氏，成为海南回族中支脉繁多的大家族，其后代散居海南各地，出现海瑞那样受世人敬仰的杰出政治家。”[56]从广东南海而来的蒲氏，其后裔至今仍有三千多人分布于儋州市。海南儋县蒲姓回族“明时，由我甘蕉房三世伯祖俊公往海南贸易，其子玉璞公遂家于儋州莪蔓乡”。[57]

      同时，也有少量回族调往外地任职的，迁移到本省其它地区或外省，如广西、四川、云南、海南、陕西及其它岭北诸省或港澳等地。

     《广州马氏族谱（马敏慎堂）》（立族谱序一）：“族谱之作，其美有如斯者，吾族远出山东省垣、济南府历城县，自廷龙来粤卅余年，后往四川省，于今百余年矣。”[58]
《广州徐氏族谱》（重修番邑徐氏族谱序）：“矧我广东，以吾族之寓于番邑各乡者固所在多有，即寄籍于各府州县者亦属不少，皆为番邑所发源，前谱固斑斑可考也。”[59]
《广州萨氏族谱》（萨氏竹栏门房存谱序）：“我回回萨姓，溯自唐朝，由西域入居东土，迄今千有余载矣。然生齿日繁，延居遍省，而簪缨之胄，朝代不罕。国初，我萨姓从外省来粤有数家，俱就居广、肇二城，亦有因事业居西省者，以萨姓（字）为姓。而东省萨姓中，有云此萨姓乃菩萨之萨字，亦有改此撒字为姓，其实本原一家也。”[60]

     《广州陈氏族谱》（重修陈氏家谱序二）：“我回教陈氏家族，在粤虽传九代，于今六世祖已无一人，七世祖至九世子孙，现分居者，在穗五家，在港一家，男女合计未及五十人，与同教别族相比，吾族人口，可算淌少。……惟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职广西省政府秘书处，历十五载，至民国三十五（1946年）年夏，乃携眷十三人回粤。”[61]

      总之，明清时期是广东回族的主要来源及形成阶段，为以后回族在广东的分布和活动奠定了基础。从其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东回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和全国其它地区的回族的活动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没有全国其它地区的回族的运动也就没有广东今天回族的分布和活动。而广东回族的活动又为全国回族兄弟的民族文化增添了光彩，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化和生活，使得回族文化更加灿烂夺目。在后来的争取民族独立和革命运动中，回族人民与全国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奋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