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溯源及其正确评价
三、中国伊斯兰教碑碣中记录的伊斯兰教入华时间
在解决了希吉拉历元在中国史书记载上出现错误的溯源后，我们转向伊斯兰教入华时间的历史记载问题。伊斯兰教于隋开皇年间(581-600年)传入中国的叙述同时见于国内伊斯兰教文献和清真寺的碑文中，但笔者发现相比于碑碣，纸文献的内容了无新意，且均出于明中期后，可认为是元、明碑文内容的转述。到清朝后更是如此。例如清初张廷玉修撰的《明史·西域·默德那》记述：“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显然，清修明史，其资料均来源于前人所述，这里的“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完全抄自杨受益所撰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虽是正史，亦不必过多解读。成文于明清以后的回族文献，无论是清真寺碑记、回回民间著述，以至家族谱牒，凡是述及隋代入华的，均是重复先辈的记述，纵有小异，却无增益性的史料价值。这类资料现存甚多，举不胜举，不如从略，本文集中于研究伊斯兰教碑文中关于伊斯兰教入华时间的记载。
余振贵和雷晓静两先生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全面和系统地收录了现有的我国各地有代表性的回族碑记400余篇，我们通读全书后，把不同年代碑文中有关伊斯兰教入华时间的记述依时间顺序列为一表并加按语，读者如依次阅读该表，对入华时间的流衍将会有系统的了解，同时又有细节上的清晰。随该表后，我们将重点对几则重要的碑文再进行仔细的分析，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的源流就清楚了。
现存的伊斯兰教碑中，纪年最早者为唐天宝元年(742年)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供撰写的西安《创建清真寺碑记》，关于伊斯兰教入华时间碑文中云：“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行散漫于天下。”但这方碑已为中外学者证实为明代刻的伪碑，于此陈垣先生及其他中外学者考证甚详[8][23]。另一方重要的汉文碑为元至正八年(1348年)杨受益所撰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内云：“隋开皇中，国人撒哈伯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但同样地，此碑经姚大力、杨晓春等人研究证明，它亦可能为明人所刻[19][20]。可靠的最早两方伊斯兰教碑当属元至正十年(1350年)吴鉴所撰写的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以及同一年的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但广州碑主张的是伊斯兰教于唐代入华，所谓“世传自李唐讫今”，因此隋开皇说由来溯源，到目前为止，最早就追溯至吴鉴碑了。吴鉴碑是伊斯兰教史上一方极其重要的碑石，它包含的许多重要信息尚未被完全打开，在本文下一节我们将对该碑文中有关伊斯兰教入华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在这里我们只对其他几则重要碑文进行简单的论述。
我们首先讨论另一座可靠的元碑，即元至正十年郭嘉撰文的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此碑先有白寿彝先生[24]，后有马明达先生专文作跋深入研究[25]。郭嘉碑对何时伊斯兰教入华没有具体的表述，只言怀圣寺及塔“世传自李唐讫今”，通篇无一“隋”字，实开唐代入华说之先河。在伊斯兰教史上这两方元刻，郭嘉碑和吴鉴碑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同时对后世的伊斯兰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明清以降许多论述均明显地来源于它们。另一点值得指出，郭嘉碑和吴鉴碑虽撰写于同一年，但分处于广州和泉州，入华时间的叙述也不相同，但关于使者是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从上列的碑文表中亦可以看到，无论在我国什么年代与地方，先贤斡葛思是第一位入华使者是全国伊斯兰教内的共识，这一点对斡葛思的研究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关于伊斯兰教入华问题，在不同年代全国各地均存在种种说法，某些更有神话色彩，使后人莫衷一是，造成许多困扰。对这一问题，明万历年间回族著名学者马化龙有清楚的认识，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他任嘉兴府同知期间撰写的《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中严肃地指出：“真教之入中国，不详所自始，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寝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这几句话把伊斯兰教入华问题直到明万历时的状况说得清清楚楚，可谓切中肯綮。特别是“承讹袭舛”四字说尽现存的状态。马化龙先哲是学者通儒，在明季后期已知道回族内部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种种传说是“不能自通”的，从而“承讹袭舛”成了通病，造成真实的历史“堙且久矣。”不严肃准确地面对本民族的历史，不理性地随意附会只会给后继者带来种种迷惑与困扰，其后果之一在学术上加重了本民族的负担，这种现象在21世纪似乎仍然存在。马化龙先哲的沉重，仍为后世的警钟。
现代科学知识一旦普及，历法换算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相当惊奇地发现，远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东章丘官庄乡大阎满庄《清真寺碑序》中相当准确地叙述了几个伊斯兰教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此碑文字极佳，且不“承讹袭舛”，其撰文者为邑庠生(即秀才)尚联奎。碑文云：“自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有摩哈多生麦加条支都城，别创教门，著书曰可兰，标其名曰清真。及唐武德元年(618年)，逃难于麦地那，士人靡然从之，遂以是年为纪年。至今称一千三百二十一年。”这是在《中国回族金石录》所有碑文中，时间叙述上最接近伊斯兰教真实的一方碑文。但此碑仍有小错，首先是希吉拉历纪元为唐武德五年(622年)而非元年，未知是原碑的错还是转录碑文的错？其次在撰碑时的公元1906年，碑文说是回历1321年，如按此回溯计算，希吉拉历纪元落在公元625年，比实际迟了三年，事实上公元1906年是回历1324年。此外，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0年，即陈太建二年，推算虽有一年之小误，但在容许误差之内。撰文者尚联奎先生为章丘的邑庠生，即县学秀才，可惜他的生平我们未能知悉，在山东章丘地区的地方志上或许会有他的事迹。从所撰碑文内容推测，他很可能不是回族人，他以一种超然的笔法述史、叙事、论教，他直称穆圣为摩哈多而无任何敬称，此皆不类教门中人的习惯。他无疑是当地著名的饱学之士，而且对伊斯兰教有相当准确的认识，不然也不会请他撰写碑文。我们惊讶的是远在清光绪时期，他的知识从何而来，因为当时伊斯兰教内对于建元和入华时间还是处于混沌状态。在清晚期，现代科学和教育制度才刚开始引进中国，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还远未开始，作为里程碑式的陈垣先生论文《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发表于1928年，晚于尚联奎碑文22年。笔者直觉在清末民初那几十年，有相对准确而且基于公历的伊斯兰教历史知识开始传入了中国，这个问题和尚联奎的生平以及这方章丘官庄乡大阎满庄清真寺碑均值得深入地研究和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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