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溯源及其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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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31 03:01:29 【来源：】点击：

　　五、贞观二年伊斯兰使节入华的可能性

　　在阿拉伯国家的资料中是否有在贞观二年(628年)派遣使者到中国传教的记载呢，我国王静斋阿洪在他的《我之回教源流考》一文中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埃及时，在阿拉伯文百科全书中发现如下一段文字：“当穆圣自默克迁居麦地那之后，众贤之中有一名兰哈布者往赴中国……六百二十八年，见唐□□(太宗？)。”[2]但这段史实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为他并没有记录下该文的准确出处，以至无从查核。其次，这短短的四十余字中存在着矛盾。秦惠彬先生说：“如果阿拉伯文百科全书的根据是阿拉伯文的原始资料，那么它就不可能用公元纪年，或者说不可能单用公元纪年；而必定用希吉拉纪年，或者说必定伴有希吉拉纪年。既然单写做‘公元628年’，那就说明这条资料的原出处不是阿拉伯文典籍，它很可能出自欧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这条材料是在近代末期由中国传入欧洲，而后又由欧洲再介绍给阿拉伯世界的呢？果真如此，王静斋的证明办法在逻辑上肯定就有问题了。至于威尔斯的议论也可作如是观。”[23][26]秦先生对王阿洪引文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它的确经不起推敲。但是他和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关于贞观二年入华信息传递路线的设想，在正确解读了吴鉴碑文后，就显然是同样不正确的了。希吉拉历七年(唐贞观二年)有大食使者到广州并建立清真寺这一件事(为慎重起见，或称这一“传说”)，早在元代就已是泉州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共同认识，吴鉴在碑文中如实地叙述他们的意见，但他(或许阿拉伯穆斯林们)误算希吉拉历七年为隋开皇七年。随后的几百年，中国还未有人能看出其错误并还原隋开皇七年为唐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因此中国不可能输出唐贞观二年斡葛思来华这一信息到欧洲，这一点只要检索本文的碑文献附表即可确认。“唐贞观二年”只在特定的1350年误算积年，才会成为“隋开皇七年”，其他年份均不可能。我国首先注意到积年差问题的是陈垣先生，他的研究工作完成于1927年，在《世界史纲》1920年初版之后，同时他并未提及吴鉴碑。因此我们认为，韦尔斯的资料并不来源于中国，秦先生的“至于威尔斯的议论也可作如是观”[23]。我们认为“也”字应改为“不”。无论中国外国，整个古代穆斯林世界，都有唐贞观二年遣使来华建立清真寺的历史记忆(或传说)，田坂兴道设想的信息传递路径并非历史事实。

　　有学者怀疑韦尔斯的论述来自《回回原来》一书，而该书的来历据张星烺先生叙述：“清康熙三十六年亲征蒙古噶尔丹回来时，赐总兵马某《回回原来》一书。马某回教徒也，令其门下同教官属，各抄一本。光绪十年，成都敬畏堂周氏重刊之。”[7]此书在伊斯兰教入华问题上有一段很有趣的叙述：“大唐贞观二年三月十八日，夜，天子梦一缠头，追逐妖怪，闯入宫门，醒后惊疑，不知何兆。次日，召群臣问之。有圆梦官奏：‘缠头系西域之回回。嘉峪关西，天方国有一回王，道高德厚，国富兵强。怪物入宫，必有妖气。必得回回，庶乎可以消灭……天子依其言，遣大臣石名堂携旨往西域谒回王。回王接旨大喜，遣其国中高僧该思、吴歪斯、噶心三人，来华报聘。行至中途，该思、吴歪斯二人不服水土病死。仅余噶心一人，跋涉山川，受尽辛苦，而至中国，天子优礼之……选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换回兵三千，来至中国以伴缠头。此三千回众，生育无穷，即今中国回教徒之祖先也。”[7]显然这种魔幻故事不可能是历史真实，而且其内容也与当时的中国和西域形势不符。在贞观初年，唐朝的势力尚未能超越现今新疆，伊斯兰教也未传入波斯等中亚地区，因此唐朝和大食的陆上交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该思等三人作为正式使者陆路入华，似不可信，贞观初年亦无引入“回兵”之事，整个故事无疑全为杜撰。虽然《回回原来》一书曾被译为法文及英文，但这类神话故事不可能为讲求实证的西方史学界所采纳。如果对比《回回原来》和《世界史纲》的叙述，除了同在贞观二年外，其他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肯定它不会是《世界史纲》的资料来源。

　　陈垣先生对《回回原来》有一段评价：“中国回教书中有一部极鄙俚而极通行之书，名曰《回回原来》，又名曰《西来宗谱》。其言回教入东土之始，谓始自唐贞观二年。识者多鄙此书为不足信。然一考其说之由来，亦由误算年数，非有意作伪可比。所谓贞观二年者，实永徽二年也。《旧唐书》本纪，及《册府元龟》，均谓永徽二年大食遣始使来朝贡。何以知为始？因唐代外使来朝，向有铜鱼之制，雌雄各一，铭其国名，置于彼国，见《唐会要》。其初次通使者当无此，故知为始来。贞观二年与永徽二年适差二十三年，其说本不谬，特误算耳。《旧唐书·大食传》又谓永徽二年大食使来，自言有国三十四年，已历三主。今考永徽二年，为回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与三十四年之说不合。据《旧唐书》本纪及《册府》则永徽六年大食再朝贡，《大食传》盖误以永徽六年使者之言为永徽二年使者之言也……总之，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始。广州北门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其墓碑谓建于贞观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之说例之，此墓当亦为永徽三年所建。”[8](作者按：引文中“墓碑”陈先生是指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重修先贤赛尔德墓寺记》碑。)陈先生《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是中国回教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属发现《明史·回回历法》中，由于没有考虑希吉拉历和汉历的积年差，因而把希吉拉历建元时间误定为隋开皇己未。本文的这方面工作也是在陈先生的启示下进行的，笔者对前辈学人深怀敬意。但深入地学习和探讨前辈的学术成果可能是更好的纪念，笔者反复研究和分析之后，认为上引的陈先生的分析和结论有商榷的必要。

　　我们首先觉得陈先生落入了两种历法积年差思维陷阱，误把建元时间的23年积年差，作为一个普适的积年差值使用，因而有“此二十三年，为研究中国回教源流者——大症结”的结论。由于他已知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首度来使这一历史事实，他又知道《回回原来》中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的怪梦，而两者相差又适为23年，与《回回历法》的希吉拉历建元积年差23年相同，因此就认为贞观二年的事就是永徽二年的事。进一步，他便把原认为“极鄙俚而极通行之书”的贞观二年之梦也认为是真实的，从而说：“然一考其说之由来，亦由误算年数，非有意作伪可比。”又说“贞观二年与永徽二年适差二十三年，其说本不谬，特误算耳”。再进一步，广州先贤古墓也被卷入，他断言：“广州北门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其墓碑谓建于贞观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之说例之，此墓当亦为永徽三年所建。”我们仔细思考和分析陈先生的论断，发现存在几个问题。首先，陈先生石破天惊地发现两种历法的积年差对确定建元时间的重要性，从而得以还原其历史真实，但似乎他还未注意到积年差的变动性，如本文第三节所介绍的，三个时间应满足一个积年公式来互相协调，如果确定了其中两个时间，第三个时间就由公式唯一地确定。

　　现在我们进行具体的计算，如果《回回原来》是误算了，我们可以通过贞观二年和永徽二年这23年积年差，计算出《回回原来》的成书时间。运用积年计算公式，现在已知的二个计算时间点为：贞观二年(628年)为Y2，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为Y3，可以算出Y1=1391，即在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1391年)进行推算，才有这23年的错误。由此可得结论：如陈垣先生的论断成立的话，《回回原来》应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四年。但我们知道该书出现于清康熙，明代文献从未提及它，这就证明陈先生贞观二年应是永徽二年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其次一点，如果《回回原来》所说的贞观二年事件是真实的，只不过应是在永徽二年，那么感梦者应为唐高宗李治而非太宗李世民，时间与人物均不能自圆其说。因此陈先生欲以积年误算来证实贞观二年之梦，岂知却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其实许多学者均已指出《回回原来》中，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记述同《四十二章经序》中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记述是相似的[23]。这一类帝皇感梦问道故事，在中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范晔撰的《后汉书·西域传·天竺》：“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这种神话传说，毫无学术价值可言，智慧如陈垣先生竟然会对《回回原来》这一段毫不足信的叙事，给出“其说本不谬，特误算耳”。的评价，只能说唯一的原因是他落入积年差思维陷阱，自己误导自己。贞观入华和永徽来使可以是两个可兼存而不互斥的历史事实，因此何须因有永徽之遣使，则必无贞观之入华。同样的原因，他把广州斡葛思辞世的时间从贞观三年修正为永徽三年同样是不合理的，因为与贞观二年太宗感梦故事一样，如修正为永徽三年，则墓碑的树立时间将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但该碑建立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这说明该碑文中的贞观三年不会是由于误算所致，虽然该墓是否建于贞观三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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