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溯源及其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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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31 03:01:29 【来源:】 点击:


  六、斡葛思及其墓的真实性

  广州斡葛思先贤古墓是中国以至世界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文物遗存,今年已由国家文物局正式认定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而且时间定为唐代。从上面的伊斯兰碑文表中亦可以看到,无论在什么年代和什么地方,先贤斡葛思是第一位入华使者是全中国穆斯林的共识。先贤古墓自古以来就有世界性的声誉,许多外籍穆斯林专程到广州参谒,如清乾隆十六年土耳其人汗志·穆罕默德墓碑云:“他专程来瞻仰先贤赛义德·本·艾比宛葛素,如愿以偿。”[1]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斡葛思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时间来华,这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仍存在重大争议。斡葛思及其墓出现在贞观初年的真实性,由于不存在决定性的证据,或者说不存在唐贞观时的考古实物和唐代文献的二重证据,因而为许多学者所怀疑。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27],以及大多数讨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和回回民族起源的论文均不提628年斡葛思入华这一没有正史记录的事件。但秦惠彬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一书中对斡葛思及其墓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在罗列伊斯兰文献中各种资料和说法后指出:“上述种种说法皆滥觞于泉州至正十年吴鉴之《重立清净寺碑记》。”秦先生的结论云:“斡葛素墓到底建于何时呢?如果斡葛素就是怀圣寺的创建人,其墓在南宋时肯定业已存在,那么,记载怀圣寺沿革的南宋史料不会一点也不涉及。所以把斡葛素墓的始建时间定在元初可能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23]秦先生对斡葛素墓这样高峻的立论值得我们思考,这也可能与他对广州怀圣寺等的定位有关。他说:“确系唐代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地面遗存,尚未发现。虽然传说某些清真寺的始建年代在唐代,例如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及斡葛素墓……都缺乏十分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们试图客观地审视这个问题,罗列和评价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我们同样发现虽然吴鉴碑和郭嘉碑均肯定斡葛思于贞观年间入华,但我们检索《旧唐书·太宗本纪》,发现贞观二十三年历史,唐太宗并无接见大食来使的记录,接见波斯使节却有三次。无正史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大疑点,也是下结论的大难点。但退一步说,没有正史的纪录或许因为他不是正式的使节,或者虽是正式的使节但因故未能朝觐,从而没有留下记录。为了更细致地讨论,我们可把这问题分解为两个,一是斡葛思是否于贞观二年入华,二是他的可能身份,分别进行研究,问题会清楚一些。我们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不存在绝对确定性的证据,但也不存在可绝对地否定的证据,不存在与这说法相矛盾的情况,无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到来方式。特别是吴鉴碑的正确解读极大地增加了这个可能性。

  贞观二年是伊斯兰教史上的“传道之年”。以广州为中心的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早于唐代就已存在,而且入唐后更盛,伊斯兰教徒以不同的身份从海路进入广州;唐代广州有清真寺亦有文献方面的支持,在唐中期德宗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明确地说广州有清真寺:“(在广州)有牧师一人,教堂一所。”[28]唐代广州已有穆斯林聚居区的蕃坊,每日进行五番礼拜,恐怕没有清真寺比有更难以想象。唐代广州清真寺的存在和斡葛思及其墓的真实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斡葛思必定是一个和伊斯兰教入华有重大关系的人物,不然不会同时在广州、泉州两地在清真寺的碑文中予以追述,这样的为中国穆斯林所共同尊崇的人物不会迟至元代始出现。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在元代已有大量的有关伊斯兰教汉文文献,杨怀中先生在《元代东来的回回世家》一文中就详细地罗列和研究了元代50个回回世家谱系[29],如果如秦惠彬先生所推测斡葛思于元代入华,他这样的为各地穆斯林共同尊崇的名人不可能会没有文献上的记录。另一方面,吴鉴碑和郭嘉碑撰写时间距大元建国只有短短的80年,两者同时把斡葛思入华时间从元代误推至唐,这种出错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秦惠彬先生“斡葛素墓的始建时间定在元初可能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的意见基本上可确定是不成立的。至于“记载怀圣寺沿革的南宋史料不会一点也不涉及(斡葛思墓)”,同样也不能作为否定墓在初唐的证据。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专述怀圣寺沿革的南宋史料,现存的只有岳珂追述儿时记忆的《桯史·番禺海獠》和方信孺《南海百咏·番塔》等几则[21][30][31],对于自成社会的“化外之民”于汉儒只是猎奇的对象,无人会为之作传。

  斡葛思如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入华,其于广州的墓立于贞观三年是可能和合理的,与其来华时间相匹配。陈垣先生认为由于积年差原因,“广州北门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其墓一碑谓建于贞观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说例之,此墓当亦为永徽三年所建”。陈先生此说甚武断且无道理,当地回回人宗教上用希吉拉历,但按当地汉历生活和记事,与积年差何干。因此郭嘉碑文中只述及“世传自李唐至今”,而不会误至隋,因广州当地人记当地事用汉历之故也!至于他的身份,我们猜想存在几个可能性:首先他有可能是大食国的正式使节,因未知的原因(中国方面的或他个人健康的)未能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故而没有正史上的记录;或者他是负有宗教使命的非正式使者;甚至是具有商人身份的阿拉伯穆斯林首领。虽然由于没有唐代的文献记录,斡葛思其人其事可以置疑,但我们尚不能把怀疑作为结论,一切留待再论证和再发现,可能是更合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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