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嵩山阿訇《致全国穆斯林同胞抗战胜利祈祷词》影印件

这篇被全国穆斯林广为传诵的抗战祈祷词，以穆斯林特有的方式，极大地鼓舞了回族穆斯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中国必胜的信念。他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1]，在他任校长的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爱国属于信仰，穆斯林应热爱祖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家哪还有宗教。”[2]他指导学生每周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演讲会，宣传抗战。支持学生利用课外活动轮流到集市上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唱抗日歌曲——《穆斯林进行曲》：“我们爱教更爱国，青年穆斯林勇敢前进，把侵略者进攻打回去……。”[3]

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回族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各地回族团体利用报刊、杂志、书籍、通讯广播、电影戏剧、书法绘画、诗歌音乐、街头演说、张贴标语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通过舆论呼吁，唤起民众投身抗战。这时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出版的《正道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出版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和《回教文化》，四川重庆回族创办的《回民言论》，甘肃伊斯兰学会创办的《回声》，上海回族创办的《绿旗》，以及一些回族上层爱国人士创办的《回教大众》、《月华》、《回族青年月报》等，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舆论宣传工具，对唤醒民众爱国意识，扩大抗日救亡的影响，加速抗战胜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疆回族教长马良骏以 70 高龄四处讲演，号召教民勇敢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抗战期间，回族人民还谱写出一首《中国穆士林进行曲》，到处传唱：

“我们爱教，更爱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侵略者进攻，把他打回去！侵略者进攻，大家起来拼！用我们的热血，发扬穆圣精神，用我们的热血教训敌人，我们用热血捍卫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

上海回族文化界爱国人士通过办报刊、开书店,发表正义呼声,宣传抗日救国。回族爱国文人杨玉书主办《绿旗》杂志,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诱降阴谋,宣传抗日救国。他在《告上海回教青年》一文指出:“《孟子》天降大任一章,与文天祥之《正气歌》,可视为吾回教青年之金科玉律焉。”该杂志还发表了《回教民族英雄——左宝贵》、《介绍一位为国争光的武术大家王子平》等文章,从而唤起回族同胞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申报》总主编、回族著名爱国人士伍特公先生(解放以后曾任上海民委副主任),在上海“孤岛时期”,撰写过多篇社评,鞭挞日寇罪行,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8月7日《申报》发表了他的一篇社评《回教与抗战》,称“中国今日之抗战精神,于回教教义尤相贯通”,文章号召回族同胞遵奉教义,一致抗战。此文“一经发表,必触敌伪之怒,然先生绝不为之介意,后又陆续在报中发表抗战社评多篇,因是果于1940年7月1日由南京汪伪政权下令通缉”,被列入黑名单。当时租界捕房屈从于日伪势力的淫威而不愿再保障其安全。报馆同仁则力劝其离沪赴港,暂避凶焰。伍特公先生不肯,隐藏在其叔父沙善余家中,并与沙善余等人在险恶的环境下仍从事抗战活动。

上海回族人士哈德成、达浦生、沙善余、伍特公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回教难民救济会,办事机构设在浙江路清真寺内。他们先后在浙江路清真寺、徐汇区清真别墅(即当时日晖清真寺)、蒲柏路小坟山、劳勃生路(今长春路)梅劳里、福佑路清真寺、侯家浜振兴公所、青莲街敦化小学等7个回民难民收容所,共收容3000余人,解决了难民的衣、食、住等,还向难民们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为抗日这个总目标服务。回族人士马天英多方募捐,在小沙渡营造了数十排平民屋,并建造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清真寺(即现在的沪西清真寺),解决了一批逃难的无家可归的回民的住食问题。 哈德成阿訇利用在各地清真寺的影响和关系,出据证明介绍了回族青年奔赴解放区。上海沦陷后,日寇素知哈德成阿訇在回族中的威望,威胁利诱,妄图使他就范,为其所用,但哈德成阿訇决然离开上海,经安徽至陕西、重庆等地,到达云南。在途中,哈德成阿訇应邀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同时号召国内回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日伪继而又企图“聘请”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买俊三阿訇出任伪职,买阿訇举家离开上海,出走内地,以示不当民族败类的浩然正气。

回族人士马吉第,曾任河南地方旅长、陆军十五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安徽省代主席等官职,1937年初离任并寓居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他捐献一万银元支援抗战。汪精卫伪政府多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均被其拒绝。

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数回族儿女走向了抗日的主战场，用他们的生命书写了一篇篇精忠报国的英雄史诗。在河北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保南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定县“抗日动员会回民部”、文安县“回民抗日挺进军”、安国“回民抗日自卫军”、献县“回民抗日义勇队”、“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任丘“抗日动员会回民部”、“任丘回民抗日救国会”、“八路军冀中区回民教导总队”、“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冀中伊斯兰教抗日先锋队”、“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冀东军区回民队”、“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后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定县、雄县、霸县、新城、武清、文安、任丘、河间、肃宁、献县 “回民抗日救国会”。

1940年后,华北、华中各铁路沿线被日寇占领,抗战区物资紧缺。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一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冒着生命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紧缺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为前线抗战提供了方便和支援。安徽蚌埠回民约有500多人,成群结队搞贩运,将敌占区工业品巧妙地运至五河县境四铺等回民聚居处,转往皖东、苏北等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安庆回民有一、二百人贩运敌占区物资,一部分走西路沿皖河至怀宁县江镇,一部分出北门至龙山脚下的宣家店,两地游击区、根据地军民通过这些途径得到他们紧缺的物资。定远县回民多是肩挑、驴驮，翻山越岭，把紧缺军需物资运到新四军手中,张云逸副军长称他们是“半抗战”,赞誉他们为抗日救国出了力。嘉山县横山乡、固镇县任桥集是回民聚居地,在抗战时为津浦铁路东、西段两个地下交通要道,这里的回民亦为掩护中共地下交通人员、新四军伤员、筹集根据地资金和物品,付出了不少代价。定远回族人民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1937年,二龙回族自发组织了抗日“红枪会”,入会人数达千人,并成立了6个自卫队。 1941年,日伪军联合对皖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当敌人进入到周家和时,二龙回民青年自卫军等地方武装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扫荡。1942年，二龙回民青年自卫队改编扩大为一支独立的回民武装队伍，1943年又组建清真营,下设两个连,90%以上系回民,由张绍文担任营长,二龙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之义(回族)担任政治教导员，清真营多次袭击敌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为正规部队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1944年春,清真一连、二连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先后拔除了5个日伪军碉堡,俘敌100多人,击毙敌人数十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1945年秋,皖东新四军主力奉命北上,清真营一连受命在珠龙桥阻击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付出极大代价,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使新四军顺利转移。

在河南南阳，回族抗日救国协会正式成立,水子立(1885-1970)任会长,石桥绅士李平甫任副会长。是年冬,在水子立先生领导下,李平甫在石桥组建了“石桥回教战地服务队”,中共早期党员沈荣田、沈虎田兄弟俩(南阳回族人),都先后来石桥对队员们进行过军事训练。1941年农历正月初八下午,日军约6000余人由博望西渡白河进攻石桥。石桥“回教战地服务队”配合国军阻击日军,战斗中队员胡振德、丁玉如等牺牲。正月初九,日军向镇平进军,石桥“回教战地服务队”在镇平杏花山下伏击日军,打死日军150余人,孙连仲将军授予他们“共赴国难,为国争光”锦旗一面,当时南阳的《前锋报》刊登了他们杀敌的战绩。

在江苏六合县，回族武铁肩(1897—1967,生前曾为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积极组织竹镇商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商民抗敌协会理事会”,自任抗敌协会理事长,积极带动群众捐粮、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及医药用品支援抗日。回族蒋长泰富甲江南，积极动员子媳、女儿,赶制丝绵背心分送抗日将士,其妻杨氏变卖金饰以助军用。竹镇清真寺阿訇李叔度在共产党领导下组建了“回民抗日独立游击大队”,配合新四军五支队主力,战斗在津浦东南段地区,打击日寇,牵制顽军,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湖南，回族爱国人士刘达三、高生俊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湖南分会”，次年在邵阳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邵阳分会”，推举马遵范为理事长，律师马图为总干事，并选出10多名在邵阳回族中有影响的人物为理事。“分会”从成立至1944年秋邵阳沦陷的五年里，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在回民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另一方面组织回民为抗战士兵和难民募捐寒衣，解决食宿，为部分难民介绍工作、寻找职业，还捐款购买飞机等。此外，“分会”还为抗日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回民青年入伍抗战，并组织回民与入侵邵阳的日寇殊死斗争。

在四川，回族的爱国志士成立了“四川回民抗敌后援会”，向各界发出通电表示：“为争取抗战胜利，誓率全川回民枕戈待命”。唐梦吉是阆中回民首富之子，1938年春，他来到陕北延安，要求加入红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他参加了抗日青年训练班，组织派他重返阆中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回到阆中后，唐梦吉出资订购了《新华日报》等多种进步报刊和抗日宣传资料，创办了“战时书店”，广泛宣传抗日主张，他先后建立了3个党支部，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之后，唐梦吉被迫转至重庆，他利用与白崇禧的关系，在重庆组织了“回民救国会”，奔走于重庆回民之中，很快就建立起“重庆回民救国会”，坚持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光荣牺牲。

二、冀中回民支队，母子两代英雄

冀中回民支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 冀中回民支队与马本斋的名字密不可分。马本斋，原名守清，燕赵大地上的回族血性男儿。年轻时从戎东北军，经过东北讲武堂受训入张宗昌部历功累擢至团长。“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日本相继攻陷北平、天津，继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侵。1937年11月，日寇铁蹄在河北践踏肆虐，燕赵大地一片火海。冀中回族健儿烈性奋起，自1937年秋至1938年初创建了数只回族抗日武装[4][5]，马本斋在献县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就是其中一支。1938年马本斋率部参加八路军，所部与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被任命为总队长。中共党组织委派东北回民丁铁石到冀中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丁铁石介绍马本斋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1939年奉中共中央军委令，改冀中回民教导总队称“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马本斋钻研战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平原游击战争的成功经验：在准确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后，以数倍兵力设伏，敌进伏击圈后，地雷爆炸即冲锋，上去一排手榴弹，数十分钟结束战斗。”[6]为了伏击敌人，马本斋就动员乡亲们提供一批由二人抬的大土炮。这种大土炮打出去声如巨雷，烟雾滚滚，伏击敌人时启发巨响，战士趁烟雾舞刀杀向敌人。1939年冬，就是用这种原始的武器，“在无极公路等地段打击外出抢粮的千余日寇，歼敌300余人，毁敌汽车8辆”。[7]1940年日伪军疯狂“扫荡”冀鲁豫边区，冀中回民支队在保南一带方圆不到三十里的地方，以惊人的毅力与之周旋，坚持战斗了52天。使得日军极为惊恐，先后调集1万。

毛泽东给马本斋英雄的题词与纪念碑

余日伪军配以三百余辆汽车合围回民支队，企图将回民支队一举消灭。回民支队巧妙作战，先放过敌军汽车队，再集中火力猛袭步兵，歼敌300多人后跳出敌人的合围。这一年，回民支队在深南地区先后作战30余次，毙伤俘掳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8]

1940年5月30日的康庄伏击战，是一次极为出色的战斗。康庄是衡水至安家庄敌人据点的一个村庄。回民支队以少数兵力佯攻安家庄，待敌人打电话到衡水求援后，迅速割断电话线，将我主力布置在安家庄一带。当毫无准备的敌人增援部队经过康庄时，回民支队用猛烈炮火袭击。这场战斗除少数敌人逃跑外，其余全部于半小时之内被歼灭在衡安公路上。这次战斗中，回民支队缴获加农炮1门，九二式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步枪150余支，还有许多弹药及军用物资。康庄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冀中军区授予锦旗，上书：“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9]

在深南进行的榆科战斗也是一个漂亮战。榆科是日军在深县东南的又一个重要据点，为了拿下这个据点，回民支队化装成日本兵押着两个“俘虏”的回民队员，被恭顺地迎进据点。这次战斗，回民支队17个勇士歼敌60余人，活捉30人，还缴获许多武器弹药。[10]

1940年11月14日至18日，回民支队攻打深泽县，连续奋战四昼夜。这次攻坚战中，敌我双方伤亡很大，回民支队拼死抢回了一部分战士突围撤退。富于尚武精神的日寇，出于对回民支队军人精神的敬佩，把支队未抢回的阵亡战士尸体埋藏在东门外北城墙角下，并立一碑上书：回民支队战死之墓。

1941年7、8月，回民支队在青县一带对敌作战。两个月时间，连续进行了27次战斗，歼灭日伪军1000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人出现“露头就挨打，出动就遭伏击”3的局面。回民支队先后在子牙河东北5次伏击敌人，用地雷炸毁汽车数十辆。接着，又在陈庄消灭敌常备军300余名，打得山本连队下令各据点“百人以下武装不得走出据点大门”。

朱德给马本斋英雄的题词与纪念碑

冀中回民支队是一支骁勇善战让日寇闻风丧胆抗日队伍。从其成立到抗战胜利的6年中，他们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地区，以及平汉、津浦铁路沿线，采用游击战、地道战、破交战等战术，巧妙地打击和消灭日寇，历经大、小战斗870 多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攻克敌人碉堡、据点，破坏敌人铁路、桥梁数百处，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战功赫赫，受到中共冀中军区的表彰，成为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一面旗帜。冀中军区为此通报各部队“向回支看齐”，并颁发“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跨，拖不烂的铁军”之锦旗一面。中央军委颁令嘉奖马本斋，毛泽东称其率领的部队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蒋介石也承认，回民支队忠诚党国。受到回民支队沉重打击的日军，更是讳莫如深，日本《东亚圣战报》称：“回民支队的动向，应引起我大东亚之皇军的注意，并应认真对付。”主要战略放在与国民党会战的日寇，遂分散一份精力武装围剿回民支队，不断失败后，恼羞成怒将马本斋的母亲抓走。强逼马母写信让儿子投降，老人在敌人软硬兼施下宁死不屈，英雄的母亲以绝食至死回答敌人。1944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逝世，年仅43岁。毛泽东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挽联：“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敬挽：“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三、渤海回民支队，威震敌胆

抗战爆发，冀东鲁北一带，回民人数较少且分散，但素有爱国情怀的很多民众渴望参加抗日部队，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的某些禁忌，致使回族同胞有所顾虑，成立回民自己的抗日组织和武装显得极为迫切。

1939年9月，肖华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成立冀鲁边区党委，由马国瑞任书记。第二年，中共冀鲁边区党委根据回族居住较多的盐山、仓县、新海等县的情况，决定建立回民抗日武装。1940年在冀中回民支队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丁溪野阿訇来到冀鲁边区，在他和冀鲁边区党委的筹划下，1940年7月20日，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成立。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十三周年之际，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也正式成立。王连芳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兼支队政委，刘震寰为支队长，丁溪野为总会宣传部长兼第二分会主任。[11][12]

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回族英雄纪念碑

1941年春，这支回民武装已组建成四个大队。这四个大队在冀鲁边区壮大后，先后打过几次胜仗，影响逐步扩大。1941年秋，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大队在徐州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刘震寰为支队长，王连芳任政委，王立朝任参谋主任，建置为四大大队和一个手枪队。1944年，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改称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

在群众的支援下，回民支队一成立就与日寇展开斗争，出其不意，打了许多大仗，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拨掉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回民支队成为津南鲁北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队伍。在作战中，回民支队实行坚壁清野，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伺机消灭敌人，1943年9月奇袭白头据点，年底巧克姚庄据点，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刘震寰指挥的回民支队偷袭白头日军据点时，由张九江带手枪队夜间行动，先堵住敌人的屋门，各大队冲进去逐屋消灭敌人，不到半个时辰，歼灭敌人两个小队120余人。位于孟村县东部的姚庄，是日军的主要据点，深沟壁垒，戒备森严。回民支队通过当地的地方组织，争取了驻在姚庄的一个伪军，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于1943年农历除夕迅速攻入据点内，未费一枪一弹，拔掉了姚庄的据点，俘虏敌人100多人，缴获敌人的全部武器装备。

经过严酷的反扫荡斗争，1944年初，回民支队向敌人展开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或独立作战，勇斗日寇，或配合兄弟部队消灭敌人，活跃在津南鲁北的广大地区， 1944年1、2月间，回民支队大战赵古庄子，围歼小山据点，歼敌四十余人，缴获一挺日本最新式的“歪把子”机枪，使军心民心大为振奋。1944年5月，回民支队在庆云县城东，一举歼灭出城收抢群众麦子的日伪军百余人，敌人只有四人逃脱。

1944年6月初，全区展开夏季攻势。回民支队一大队拔掉小山据点，缴获一挺意大利造六联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与此同时，四大队攻打小白兔据点，歼灭四十多名伪军。6月底，回民支队拔掉苏基据点，歼敌四十余人。这次战斗回民支队无一人伤亡。

1945年1、2月间，回民支队主动攻击齐家务、吕家桥、青村等大据点，消灭自卫队五百多人，缴获长短枪六百多支，还有一大车子弹，有二百余名伪军投降。接着，乘胜追击伪酋季虎臣，敌人仓皇逃窜。开辟了新的解放区。1945年8月，回民支队兵分两路，支队长刘震寰带领四大队和五大队，攻打无棣县城，俘敌70多人。政治部主任李子华带领一大队和六大队，配合兄弟部队先后解放了阳信、惠民两个县城，日伪军全部投降。1945年8月底，回支攻打黄骅县城和歧口，进展顺利。从此，解放区连成一片，渤海地区的人民获得解放。

除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之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族抗日武装还有新四军五支队下属的江苏宜兴竹镇回民游击大队、冀鲁边军分区回民大队和鲁南军区领导下的枣庄回民游击队等。他们，包括武装组织和个人为抗日救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

1945年闻名全国的铁道游击队[13][14]回族政委张鸿仪，率部队在津浦线一带，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使日寇的铁路运输线多次陷入瘫痪。张鸿仪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战友突围而英勇牺牲；山西代县人民自卫队队长、回族英雄金方昌，与燕北人民一起与日寇作顽强斗争，被捕后受尽百般折磨。野蛮的敌人挖出他的眼睛，他愤然蘸血在牢房墙上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豪迈诗句，最后慷慨就义；山东肥城县大队队长米英俊、冀中回民抗日先锋队总队长王文才、定远县二龙乡清真营指导员白云义等许许多多的回族将士，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四、力主抗日，运筹帷幄的白崇禧

1936年6月，白崇禧与李宗仁、陈济棠合两广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发动“两广事变”，力求一致对日宣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力争“逼蒋抗日”。12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等16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就“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从而坚定了国民政府一致抗日的决心，对推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召白崇禧“共赴国难”。此时，白的家属亲人多存疑虑，因为蒋桂战争中，白、蒋就有摩擦冲突，隙痕未消，旧恨犹存，恐此行对白不利。白崇禧力排众议：“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15]他于1937年 8月4日从桂林乘蒋介石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到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即作报道，大标题为 《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白抵京不久，蒋委任何应钦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军训部长，参与制订作战计划，表示要“以破釜成舟之决心，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与敌人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纵令情况艰险，也不中途妥协。” [16]3

白在抗日战争中参与指挥过多次会战，骁勇善战，运筹帷幄，以足智多谋著称，“小诸葛”的声誉曾风靡一时。积极参与制定了淞沪作战计划，并亲临前线督战，后又参与制定徐州会战方案，是台儿庄大捷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之一，上任桂林行营主任后，亲自指挥了桂南会战和长沙会战，为抗战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南京、济南，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是徐州的重要门户。1938年3月24日，日寇以号称“最优秀的皇军”坂垣、矶谷两个师团为主力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当天白崇禧随同蒋介石到前线视察，事后他留在台儿庄协助李宗仁指挥军事。会战过程中白崇禧经常到战地与各军、师的高级将领联络，代表武汉大本营致慰问，鼓舞士气。3月23日日军向台儿庄阵地突进，第二天又猛攻台儿庄，中国守军通过巷战、肉搏战、拉锯战与敌人激战，大多数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至死不退。日军总攻台儿庄不下，战争呈现胶着状态，在白崇禧的建议下，李宗仁命令孙连仲第三十一师死守台儿庄等待外援，令防守韩庄的张轸师秘密渡过运河，向峄县方向出击，会同守台儿庄的部队前后夹击。敌人后撤不及，遂陷入重围，血战经旬，日军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敌人遗尸遍野，矶谷师团长率残部仅万余人突围逃往峄县，闭城死守。战后打扫战场，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战车10余辆，野重炮10余门，俘获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主力已彻底歼灭。台儿庄战役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儿庄会战中，滇军回族将领马继武率183师542旅奉命支援。一下火车即投入敌我争夺台儿庄要隘的激烈战斗，战斗中，马继武在旅长阵亡的情况下，即刻整顿队伍，增补兵员，乘敌人进占立足未稳之际，率部猛攻，夺回火石埠阵地，为台儿庄大捷建立了功勋。是役，马继武部有一百三十余名回族官兵壮烈牺牲。

台儿庄战役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一扫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台儿庄大捷极大的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全民抗战的信心。这一捷报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举国振奋。在武汉10万多人举行胜利庆祝大游行，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用卡车载着白崇禧、李宗仁的巨像。[17]

1938年6月中旬中日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军投入总兵力达12个师团，共35万人，并配有舰艇120艘，飞机500余架，分五路攻打武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牙病复发住院治疗，白崇禧代理战区司令官职务，他将作战区分左中右三个军团。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中央军由廖磊来指挥，左翼军由孙连仲来指挥。鉴于各方面军守地相继部分失守，白于9月3日召集孙连仲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以北地区，并在叶家集集中主力阻击敌人，并机动打击。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已持续了近五个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5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各地聚集武汉之我方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见消耗战目的已达，于12月15日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会战迟滞了日军侵华的步伐，“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至此，日军的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守，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为了加强重庆外围实力，蒋介石决定增设桂林行营，任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指挥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的军事。在任期间，白崇禧亲自指挥了桂南会战和长沙会战，取得巨大的作战成果。

1939年11月中旬，日寇陆海空联合部队攻陷钦州向南宁进发，南宁、昆仑关相继失守，嚣张的日寇步步进逼，企图断绝我越桂国际交通。当此时，就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将兵力部署为北路、东路、西路三军，于12月18日开始向昆仑关正面之敌攻击。北路军因步炮兵密切协同，于25日在昆仑关东北夺取重要高地，得收瞰制之利；又以炮兵支援将敌人阵地占领。“是役将敌第五师团之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并伤毙敌军约五千人，造成我抗战以来攻坚之首次胜利。”[18]西路军攻打高峰隘，截伏敌人的一个加强联队，使敌伤亡过半，残敌向南宁逃窜。东路军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协同西路军攻敌，破坏交通阻挡其增援。经长期迂回，至1940年10月30日终于收复了南宁，并追击敌人3万余人。到11月17日，遭到侧击、尾击之日军，在空军的掩护下，由海道乘船逃窜。

作为高级将领、政府要员、回族的一员，白崇禧关心回族的发展，积极组织回民爱国团体，支持发展教育，培养各种人才。1938年5月“回民救国协会”在汉口成立，他被推举为理事长。同时，在桂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内，专设回民大队，号召回族青年报考入学，当即云南一省就有300多回民青年报名响应，后录取200多人。他委任回民上校主任教官尹光宇主持回民大队学生的生活和讲授伊斯兰教义课。据统计，从该校毕业的回民学生约2000多人，不少成为抗日将官，也有不少为国捐躯。战争期间，他还专门下令国民党官兵不得在清真寺驻扎，为此特地制定一块盖上大印的牌子，分发全国各地悬挂在城乡清真寺大门口，使清真寺免遭军队的骚扰。

五、 淞沪会战，中山舰长萨师俊沉江殉国

萨师俊，字翼仲，回族，1895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是中国近代海军名将萨镇冰的侄孙。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中山舰舰长，率中山舰全体将士参加了著名的淞沪会战。

萨师俊历任中国海军江贞、建安两舰舰副，后又担任过公胜、顺胜、威胜、楚泰由舰舰长。他曾亲自指挥顺胜舰从上海航行到福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内河炮舰首次航海的先例。“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接着淞沪战火又起，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开始了。萨师俊和他的将士们怀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的强烈信念，以弱抗强，奋起抵抗，延缓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地区的作战部队。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中国海军的绝大部分舰只被击毁，损失惨重，其余舰只沿长江撤往武汉，担负警戒、运输任务。

1938年6月，日军集中陆军12个师团和40余艘海军舰只，溯长江而上。武汉保卫战开始。在这次保卫战中，由于我海军部队只有几艘舰艇，无法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舰队对抗，就采用袭击战术，大量施放水雷炸毁日舰。在葛店、新洲、上果湖、田家镇、赵家矶一带，萨师俊率领中山舰全体官兵在战斗中担任施放水雷及运输任务，历经多次战斗，重创日军，炸沉炸毁日舰19艘，有力支援了我陆军的作战。      1938年10月，日军逐步紧逼武汉。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山舰奉命担任警戒及运输任务。当月下旬，中山舰奉令调到金口封锁航道。 24日凌晨，大批日本飞机分批袭击中山舰。萨师俊舰长站在指挥台上，当敌机飞抵中山舰上空时，萨师俊舰长振臂一呼，数炮齐发，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然而在敌人轮番密集轰炸下，萨师俊被严重炸伤，但他仍大声说道：“我还能指挥作战，我是舰长，舰长与军舰共存亡。今为我死守尽义之时矣!”官兵们力劝萨舰长摘掉舰长袖章，免得成为日机集中射击的目标，萨舰长泰然地说：“我必死矣，军服是国家名器之象征也，决不可易！”不久，舰身开始倾斜，已经无法继续作战，萨师俊劝其部下不要跟他同死，求得生存以备再战。并豪迈地对大家说：“不有死者，何以见民族之忠义；不有生者，何以杀倭寇，争胜利，卫国家！尔等当为国家报仇，为中山舰报仇，为我报仇，义之至也，共死何为？”说毕，壮烈殉国。曾几何时，这样的壮烈场景曾在清末中日甲午战争中上演，萨师俊的忠义殉国与在平壤英勇就义的左宝贵是何等的相似！

六、高原铁骑驰骋中原，马彪骑兵师重创日寇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积极支持中原地区的抗日武装，时任青海陆军82军军长的马步芳、驻河西陆军第5军军长的马步青分别从自己的军队中抽调精锐部队，并征调青海各县回、汉，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的刚勇青年，组编了暂编骑一师，共9000多人，任马彪为师长，马元祥为第1旅旅长，马禄（原马步青部）为第2旅旅长，马秉忠为第3旅旅长，开赴抗日前线。骑兵师在马彪的统领下东征，转战陕、豫、皖诸省，在豫东皖北一线与日军作战达八个年头，成为中原的一支抗日劲旅。

1938年10月，骑一师抵陕后，即归第八战区西安行营指挥，各旅分驻兴平、扶风、醴泉、永寿和咸阳等县待命。次年二月，改番号为骑八师分驻西安以东、河南陕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沿线，担负防守铁路、保卫公路安全的任务，同时又不时派出小分队，北渡黄河到晋南芮城一带以轻骑袭击运城日军，确保潼关安全。1938年，国民政府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根据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指令，骑兵师开向中原战场。一路上，骑兵利用机动性强的优势不断打击日寇。在途经陕西潼关时，渡河奇袭山西运城，一举剿灭一千余名日寇、汉奸。1938年初，骑一师进入河南一战区，布防陇海铁路沿线。1938年 4月，骑一师奉调黄泛区的扶沟、鄢陵、西华等县，担负这一线的河防任务。不久，日军一中队及伪军千余人，侵入骑兵师防区，马彪立刻指挥两旅兵力三面围歼，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最终全歼来犯之敌。骑一师大获全胜的捷报传出，防区各县百姓纷纷箪食壶浆，犒劳慰问，并赠马彪“万民伞”，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之情。

1939年春，骑一师又调驻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区，防御淮阳一线日军。淮阳为苏、鲁、豫、皖地区日军侵占的主要据点之一，骑一师所驻河防，地处平汉线中段，关系华东、华中战略要地，因此，日军不惜调集重兵，增加防守，并做好随时出击骑一师之态势。骑一师进驻不久，即获淮阳日军空虚的消息，马秉忠率二旅立刻围攻淮阳城，经过激战，攻占了淮阳西关，日军退守淮阳内城，与二旅进行对抗。日军急电开封增援，一面加强防守。时日开封日军调集的一支机械化部队，乘着100多辆卡车和装甲车，载着10门大炮，突破国民党七个主力师的防线，兵临淮阳，日军里应外合，骑兵师腹背受敌，双方展开了一场残酷厮杀。顷刻间，炮火密集，硝烟弥漫，敌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战斗中，二旅旅长马秉忠甩掉军装，手持大刀与日军拼杀，后中弹身亡。马彪见旅长阵亡，手持捷克式机枪，加入了战斗，骑兵与日军展开了肉搏，在淮阳城杀了三进三出，双方均伤亡惨重。这时城外日军的10门重炮连续向骑兵阵地发射，骑兵死伤无数，日军的装甲车也冲破了三旅阵地。马彪急撤出城外，重新集结队伍，让团长韩有才接任二旅旅长指挥战斗。1小时后，骑兵师三个旅从四面向增援的两千多名日军突袭，使日军措手不及，防守崩溃，狼狈逃窜。这一仗杀的天昏地暗，异常惨烈。淮阳之战，骑一师消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20多人，而其部伤亡也达2000多人。不久，骑一师又歼敌骑兵500余人，获战马数十匹，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又抽调重兵，配备先进武器，向骑一师宝塔一线的阵地实行强攻。马彪组织反攻，迂回冲杀，以血肉之躯与敌奋力拼搏。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敌，骑一师主力迅速撤退，留百余名战士阻击敌人，他们背水一战，直至弹尽粮绝，不愿被俘受辱，乃全部投水自尽，显示了回族抗日壮士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经过多次与日军作战，骑一师损失较大，1940年5月，奉命调赴豫西叶县、舞阳一带，7月又调至豫皖边界的临泉、沈丘两县。为了便于指挥，部队经整训后取消了旧的旅营建制，改为师、团、连编制，番号改为骑兵第八师，马彪仍任师长，属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同年8月，骑八师奉命驻守在涡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三角地带，以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沿线的日军。部队经整训后，补充了豫皖等省的子弟，不时出其不意地袭击并破坏敌占区铁路、公路、桥梁等，断敌交通要道，阻滞其物资运输。1940年9月，骑一师在皖北涡河北岸的龙岗镇，又炸毁敌坦克1辆，打死日军三、四百人。骑一师接连几次重创日军，使敌人锐气顿挫，因此日军称骑一师为 “马胡子军”。从此，“马胡子军”的声威传遍整个敌战区，日军闻风丧胆，不敢再轻举妄动，稳定了皖北的防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支英勇的骑兵师奉命接受了徐州日寇的投降。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骑兵师转战陕西、河南、安徽等省，前后派出军队23000多人，其中3000多名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健儿为国捐躯，血染疆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

七、绥远抗战，回族健儿血沃边塞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西进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在此危急关头，主政宁夏的马鸿逵以“保卫国家”号召回族青年积极参军，抗击日军；在甘肃的马鸿宾鼓励广大将士要“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土卫国，尽职尽责。在战场上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的决心”。[19]马鸿宾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绥西防守总司令，率所部八十一军主力之三十五师全部4个团的人马，开赴五原县城临河镇。马鸿逵派出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开赴前线，由马鸿宾统一指挥。他根据绥西的实际情况，亲自部署对敌作战方案，把主力三十五师分配到乌布狼山要塞的第一线阵地，担任前锋。他鼓励官兵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要打回河套去，守住地方，保护老百姓”。他命令他的儿子马惇靖，以八十一军参谋长的身份，代表自己亲自到第一线指挥部队对日作战。1939年夏，日本坂垣师团一部，配置汽车、坦克、装甲车，来势凶猛，企图消灭八十一军主力部队，一举侵占绥西。参谋长马惇靖亲赴前线指挥，他命令部队利用防御工事，沉着应战，充分发挥火力，消灭敌人，夺取胜利。敌人在大炮、机枪掩护下，坦克、装甲车、汽车都向八十一军扑过来，面对如此阵势，八十一军冲到日本机动车辆前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用大刀砍敌人汽车轮胎，有的敌人未及下车就被砍死在车上，下了车的敌人未及使用手中的武器，就被打死或打伤，剩下的敌人急忙钻进汽车和装甲车仓皇而逃。这场战斗，八十一军缴获敌人两辆汽车，一百多发炮弹，几十箱子弹和军用物资无数，首战告捷，鼓舞了士气。

1940年2月1日，日寇三万余人，汽车、装甲车、坦克1500多辆、飞机数架分两路进犯绥西。八十一军面对陆空联合、步炮联合的3万多机械化敌军，毫不畏惧，在乌布狼口、四喜堂、乌拉垴包和乌镇一带英勇阻击来犯敌人，当敌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并向我方阵地投掷毒气弹情况下，他们军仍坚持抵抗，给敌人以重创。而当时的81军最先进的武器只有迫击炮，为了克敌制胜，扬长避短，81军把敌人放进来打，发挥的就是步枪的作用，并与敌人展开肉搏。八十一军的1个师和3个旅的广大官兵在绥西抗战中表现英勇，牺牲惨重，伤亡人数高达1000多人。1940年3月，该军协助重返绥蒙的傅作义部队作战，当时该军的任务就是阻止日军从包头出动的援军。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敌人车辆在沙漠中不能畅行的缺点，以“磨盘”战术与敌人周旋，运动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八、九天以后，马鸿宾选择时机，占据制高点，设下埋伏，敌军逼近时，我军猛烈袭击，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200余人。八十一军的游击战术发挥了明显效果，敌人屡次遭打击，便放弃了南线的作战计划。乘着胜利，马鸿宾命令部队向黄河以南的伪蒙军连续发起进攻。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扫除了伪军的全部据点，伊克昭盟东北的大面滩地区全部收复，协助傅作义部队收复了绥西军事重镇包头，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军的西进，粉碎了日本军侵占宁夏和大西北的战略计划，保障了抗日的大后方，并有力的牵制住了华北日军的力量。为了表彰马家军的抗日功勋，国民政府给马鸿宾颁发了“忠勤勋章”，[20]同时也先后给马鸿逵颁发了“一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忠勤勋章”。[21]

八、开展民间外交，回族贤达为抗战寻求国际支持

为了扩大国际宣传、揭露日寇在近东和南洋各国中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真相的欺骗行径，配合国内抗战，“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还组织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和“中国回教朝觐团”、“西北回胞朝觐团”，利用出访、朝觐之际，揭露日本侵华事实与罪行。1938年2月，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上，我国近代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 之一的达浦生教长用阿拉伯文撰写《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并在大会上与3名所谓的日本穆斯林展开舌战，使其丑态毕露，大长了中国的声威。西北回胞朝觐团还在麦加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公之于世，并揭露其利用宗教分裂中国的阴谋，他们与留埃学生朝觐团等相配合，“强烈地表示中国全体回教徒决心抗战到底”。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达浦生阿訇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东各国开展颠倒是非的反华宣传,致使中东一些国家的穆斯林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错误认识,焦急万分,决定利用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中近东各国元首云集开罗之际,赴埃及向他们揭露日军侵华真相,进行抗日宣传。他于1938年1月20日乘船到达埃及。当埃及国王接见他时,他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寇之奴隶。”埃及国王当即表示支持中国抗战。达浦生阿訇奔赴麦加,利用朝觐机会,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相聚,两次会见了沙特国王伊本• 沙特,阐明了中日战争的真相。在伊斯兰世界大会上,达浦生阿訇又向15万与会者揭露了日寇侵华罪行，介绍了中国穆斯林与全体中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事迹。他在埃及期间撰写了阿拉伯文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共100余页),印发给各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并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全文发表(连载)。此书被译成印度文、英文,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引起了重视和关注,赢得了全世界穆斯林的理解和支持。后来达浦生阿訇又不辞辛苦,赴东南亚开展抗日外交宣传活动,曾向当地上万名穆斯林先后作了9次演讲,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印度人民和穆斯林兄弟的积极声援。达浦生阿訇为抗日宣传在海外奔走了8个月,带着各国穆斯林对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持,带着各国为抗战捐助的二三十万元,于1938年8月返回到国内,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北京回族人士马天英等人于1928年1月和1938年春,先后组织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赴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中东国家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华侨们团结起来,抵制日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近东访问团一路访问了中东和南亚的八个穆斯林国家，行程近五万公里。他们拜见了各国政要、名流，接触了许多重要的党派、团体，公开发表演讲。还以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英文三种文字编写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广为散发，并在《孟买新闻》、《 伊拉克泰晤士报》、《印度星报》、《 伊朗日报》、《埃及邮报》等国外报刊上发表大量宣传中国抗日的文章。南洋回教访问团由香港出发，先后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沙捞越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抗日宣传，引起了东南亚穆斯林对中国抗战的极大关注，使之组织起赴华亲善访问团，来华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回族各出访团通过大量的民间外交活动，使得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赢得了这些国家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4月24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评道：“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穆斯林）中，去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