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观点认为，朱元璋是汉族人，明朝是汉族王朝。上世纪90年代，有说他是回民，所列论据皆似是而非。其实，不论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习俗和丧葬习俗，和他在北伐时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和“复汉官之威仪”，以及建国后采取的歧视限制蒙古、色目人的措施，均表明了他的汉族身份。

关键词：朱元璋/汉族/回族
 

一

　　我国学术界历来认为，朱元璋是汉族人，他建立的明朝是个汉族王朝。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1946年写成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的一条脚注中，曾提到“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又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伊斯兰教）”。（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不过，白先生对这种传说似乎存有疑议，他的诸多有关伊斯兰教和回族史的论著，从未把明太祖、建文帝和明武宗列为回族人物，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也没有这三个明朝皇帝的传记。上世纪90年代，有个回族研究生，给我看过一本繁体字竖排小册子，书中列举各种证据，说朱元璋是回族人。这个小册子来自香港或台湾（现已记不清是香港还是台湾），系民间私自编印的，没有出版社名称和书号。我粗略翻翻，觉得书中所列证据皆似是而非，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又是非正式出版物，并没予以重视。最近读到《百岁老人周有光答客问》一文，却意外地发现周老先生说有新的考证“已经证明了”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人。周老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去年12月25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天系列讲座中，曾当场回答读者的提问。在谈到中国文化的衰落原因时，他说：以前很多人辩论，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不前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新的看法提出了新的论证，当中一个论证就是说，辽、金、元、明、清这五代的1000年都是外族打进中原来加以统治的。其中辽、金、元、明、清都是外族，大家都是同意的，明朝是不是外族呢？现在新的考证说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所以这1000年由外族来统治汉族，没有办法发展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注：《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2日第13版《学术周刊》。）

　　周老先生所说的“新的考证”我未见到，问过几位明史学界的同仁，也都未曾与闻。不过，既然朱元璋的民族成分涉及到明代是否“由外族来统治汉族”以及中国文化衰落原因等重大问题，我们应有必要加以重视，进行一番认真的考辨。
 

二

　　周老先生所说的“新的考证”，未曾得见，故无从评论。但我见过的那个小册子，所列的几条论证朱元璋为回民的论据，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一曰朱元璋相貌奇特，像是回回。朱元璋的相貌确实比较奇特，从现在的几幅朱元璋画像来看，他高额突出，下巴比上额又长出好几分，再配上高高的颧骨，活像一个横摆着的立体形的山字。但是古今中外，任何民族都有长相奇特的人，又能说出哪种相貌肯定是哪个民族的人呢？

　　二曰朱元璋的原本夫人马皇后姓马，马姓是回族的姓。历史上有不少汉女嫁回男或汉男娶回女而成为回民的，朱元璋娶马皇后也就成了回民。但是仅凭一个马姓是无法判定马皇后是回民的，因为汉族也有马姓，而且其历史比回族的马姓更为久远，早在回族形成之前的一千几百年，汉代汉族的马姓之中就已涌现出马援、马融等著名的历史人物了。
　　三曰建文帝朱允炆在朱棣统率燕军攻入南京后出走，是赴天方（麦加）伊斯兰教圣地朝觐，表明他是回回。但是，朱允炆在南京城破之时，究竟是死于宫中大火，还是逃亡在外，这原是一桩历史疑案，迄今未有定论。即使是记述他出逃的野史笔记，也多说他是剃发为僧，浪迹江湖或隐居山林，却未见有远赴天方朝觐的记载。《明史·郑和传》虽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之说，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时也的确到过天方。（注：西安《重修清净禅寺》碑：“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徒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可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但郑和前后七下西洋到达的地区极广，包括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从东南亚直到非洲东海岸，并非只到过天方一地。就是到过天方，也未见史籍记载他在那里听到或见到朱允炆曾到达此地的踪迹，怎能断定他出走是至天方朝觐呢？

　　四曰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行途中，曾于十二月间在仪真（今江苏仪征）下令禁猪，在该县举行“丁祀”不供猪头而供羊头，表明他是信奉伊斯兰教、遵守禁食猪肉教规的回回。事实究竟如何呢？

他的禁猪令是这样写的：养豕之家，易卖宰杀，固系寻常。但当爵（指朱厚照自封的愫国公）本命（指朱厚照生肖属猪），既而又姓（指姓朱），虽然字异，实乃音同，况兼食之随生疮疾。宜当禁革，如若故违，本犯并连当房家小发遣极边卫，永远充军。（注：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4，《禁宰犬豕》。）

　　朱厚照之所以禁猪，并非是由于他信奉伊斯兰教、严守禁食猪肉的教规，而是因为他属猪又姓朱。由于禁猪令的实行，当时直隶、山东等地的村市居民被迫宰杀所养的猪，连小猪都埋掉。结果不仅老百姓吃不上猪肉，连祭祀祖先也买不到猪头上供。朱厚照在仪真举行“丁祀”，也只得用羊头替代猪头来供奉孔老夫子。（注：《明武宗实录》卷181，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

　　其实，朱厚照是不忌食猪肉，也不信奉伊斯兰教的。有明一代，宫廷的御膳，就从未缺过猪肉。负责置办御膳的光禄寺，每年所用的牲口数达30100头，其中应有18900个猪头。（注：万历《明会典》卷116，《祀部 牲口》。）祭祀已经去世的祖先，猪也是必不可缺的供品。如祭祀太庙，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议，所供祭品需用“豕十九”，至万历初年又规定时享用“豕三十一”，祭用“豕三十五”。（注：万历《明会典》卷116，《祀部·牲口》。）朱厚照本人并不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崇信佛教的。他对“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曾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宠信重用星吉班丹，罗竹班卓、剌麻癿竹、三竹舍刺等藏僧，甚至自称为“大庆法王西觉道圆明自在大定丰盛佛”，命礼部为之铸造金印，兼给诰命，（注：《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庚子。）并以皇帝和大庆法王的双重名义签署诏诰敕令。

　　总之，那个小册子所列的证据，没有一条经得起史实检验，根本无法证明朱元璋是回族而非汉人。
 

三

　　与主张朱元璋不是汉族人而是回民的观点相反，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朱元璋不是回民而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在回汉杂居地区，伊斯兰教信仰是回族人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征。（注：参看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民族宗教论集》第192页。）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回族和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不信奉伊斯兰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一些回族的家规就明确规定：“家禁用道释教”。（注：晋江《郭氏家谱》。）明代有个别回族人信仰佛、道，那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原因造成的。如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出生于云南的“哈只”世家，本人也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并终生保持伊斯兰教信仰，曾重修西安清真寺、奏请重建南京礼拜寺，还曾到泉州伊斯兰教先贤墓行香。但由于明成祖朱棣和徐皇后崇佛，朱棣的谋士姚广孝也是个佛教徒，宫中的宦官又“最信因果，好佛者众”，（注：刘若愚：《酌中志》卷23。）他也皈依佛门，受菩萨戒，取佛善的法名。（注：姚广孝：《佛说摩利支天经》题记。）由于朱棣在崇佛的同时又兼信道，而东南沿海人民又普遍信仰道教中的航海保护神天妃，因此郑和也兼奉天妃，曾亲至福建湄洲岛的天妃宫致祭，并整修过长乐、湄洲等处的天妃宫观。但这种既保持伊斯兰教信仰而又兼奉佛、道的，在回民当中仅是个别的特例，而非一般的通例。

　　朱元璋的情况又如何呢？无论是朱元璋亲撰的《朱氏世德碑》、《皇陵碑》以及各种敕谕诏令，臣僚撰写的《天潢玉牒》，或者各种文献史籍，都未见到关于朱元璋本人或者他的前辈、后裔信奉伊斯兰教的记载，却有大量崇信佛、道的记载。王文禄《龙兴慈记》载：“泗州（今江苏盱眙）有杨家墩，墩下有窝，熙祖（朱元璋祖父朱初一）尝卧其中，有二道士过，指卧处曰：‘若葬此出天子。’……熙祖语仁祖（朱元璋父亲朱五四），后果得葬，葬后自壅为坟。半岁，陈后（朱元璋母亲陈氏）孕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气。”《明太祖实录》卷1又记，朱元璋出生前一天，其母陈氏“尝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余香。明日上生”。这是朱元璋先祖崇尚道教的表现。《明太祖实录》卷1还记载，朱元璋降生后“常遭疾”，朱五四“抱之佛寺，寺无僧。复抢归，见室东檐下一僧西壁坐，顾仁祖曰：‘来！’乃以手抚摩上顶，旦日疾遂愈。后复疾，仁祖念前梦之异，欲俾从释氏，不果”。这是朱元璋父辈崇尚佛教的表现。以上诸种记载，自然是为了神化朱元璋这位明朝开国皇帝而编造的。但朱五四许愿将他舍入佛寺为僧，却是确凿的事实。朱元璋亲撰的《朱氏世德碑》即载：“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按：应为於皇寺）”。（注：郎瑛：《七修类稿》卷7，《朱氏世德碑》。）正是遵照这个遗愿，朱元璋父母双亡之后，邻居汪氏老母便将他送入寺院，剃度为僧。

　　后来，朱元璋流浪淮西，又接触了白莲教。加入郭子兴的起义队伍后，他正式成为白莲教徒。白莲教是脱胎于佛教，并吸收道教某些成分的民间秘密宗教。因此，朱元璋虽身为白莲教徒，但并未放弃佛教信仰。攻占应天等地后，他曾拜访许多江南名刹，广交戒德名僧。同时，他还与道教发生了联系，不仅与周颠等道士往来密切，而且派人寻访正一道第42代天师张正常，并在应天接见和款待过他。

　　龙凤十二年（1366年），朱元璋发布讨伐张士诚檄文《平周榜》，攻击白莲教是“妖言”、“凶谋”，（注：吴宽：《平吴录》。）与白莲教彻底决裂。洪武元年（1368年）登基称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在严厉禁止、镇压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同时，即大力提倡尊朱崇儒，确立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并大搞神道设教，扶植佛教和道教。洪武年间，朱元璋不仅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修缮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鸡鸣寺、栖霞寺等许多佛教寺院，还修复、重建朝天宫等一批道教宫观，“凡道家所号天帝之宫，靡不崇饰”。（注：《金陵玄观志》卷1，商辂：《奉敕重建朝天宫》。）他还拨给寺观、宫观大量田土、芦荡，免除其税粮和差役，并多次召集名僧举办法会，自己亲戴皮弁，腰插玉圭，率领群臣顶礼膜拜，或征召道士，举办斋醮祈雨，自己“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中，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注：《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午。）可谓虔诚至极。他还多次召见名僧、道士，赐坐讲论，有些应对称旨的僧人甚至擢为大官，充当心腹耳目。朱元璋还应僧、道之请，设立善世院、玄教院，后改为僧录司、道录司，以名僧、道徒总领全国的佛教、道教事务。为了扩大佛、道的影响，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点校《大藏经》（即《洪武南藏》），令宗泐、如玘等僧人重新笺释《般若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亲自为《心经》作序；并仿效唐宋君主，亲为《道德经》作注，撰成《御注道德经》二卷，还撰写了《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正是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他的众多子孙当中，不乏崇信佛、道者，如明成祖朱棣、明孝宗朱佑堂，都崇信佛、道，明武宗朱厚照佞佛，明世宗朱厚熜佞道。也就是因此明朝官方还多次组织刊刻卷帙浩大的佛藏和道藏。佛藏除《洪武南藏》外，还有《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万历续北藏》以及藏文的《大藏经》，道藏则有《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

　　当然，在大力扶持佛、道的同时，朱元璋也在南京、西安以及西北、闽粤等地敕建过一些清真寺，并御书《至圣百字赞》称颂伊斯兰教有“协助天运，包庇国民”（注：刘智：《至圣天方实录》卷20。）之功用。但是，这并不是由于朱元璋本人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出于他的“因俗而治”，即因袭、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因为当时不仅明王朝的辖区内居住有回族，明朝的军队中也有众多的回族将士，而且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包括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尚未实现统一，他实施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目的在于争取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支持，以推进全国的统一事业，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正由于朱元璋没有伊斯兰教的信仰，所以尽管伊斯兰教受到朝廷的保护和扶持，但其地位却与佛、道无法相比，有明一代始终未见明廷为之设置机构，委任官职，也未见采编刊刻过任何有关的伊斯兰教的撰述。

　　回族不仅信仰伊斯兰教，而且风俗习惯上也受到伊斯兰信仰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在饮食习惯上，禁食猪肉，不吃一切动物的血和自死之动物，这些都在《古兰经》、“圣训”上作出明文的规定。在丧葬习俗中，主张速葬，一般是晨亡晚葬，晚亡次日葬，停尸不得超过三天，并实行土葬，不用棺材，尸体冲洗后以白布缠裹，由阿訇主持殡葬，这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的殡葬仪式。但是，不论是朱元璋本人还是其前辈、后裔，都未见到他们有这些回族的风俗习惯。在饮食习惯上，他们都不忌食猪肉，前已述及。在丧葬习俗上，则完全遵循汉族的习俗而非回族的习俗。如停尸的时间，除朱元璋的父祖和在“靖难之役”后不知所终的朱允炆，在“夺门之变”后被废的明代宗朱祁钰情况不明外，朱元璋本人及后继的明朝诸帝，死后的停尸时间都大大超过三天的期限。朱元璋病逝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十日，继位的皇太孙朱允炆担心年长诸王起兵夺位于当月十六日将他葬于孝陵（注：《明史》卷3，《太祖纪三》。）。这在明朝诸帝中算是停尸时间最短的了，但前后也达七天。停尸时间最长的是明成祖朱棣。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五月初十日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八月初十日灵车运回北京皇宫，直到十二月十九日才葬于长陵。（注：《明史》卷7，《太祖纪三》。）时间竟长达七个月之久。再如安葬的方式，虽然实行土葬，看不出民族习俗的区别（汉族与回族都实行土葬），但都不见用白布裹尸的记载，而是头戴金冠、身穿龙袍，使用棺椁装殓下葬的。已经发掘的明神宗朱翊钧的棺椁，左、右侧是孝端、孝靖皇后的棺椁，棺椁中有皇帝的金冠和龙袍，皇后的凤冠和礼服，就是最好的物证。朱元璋的父母“殓无棺椁”，并非是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因为当时朱家贫穷，又遭遇旱蝗、瘟疫的袭击，父、母、长兄和一个侄儿皆亡，连埋葬的坟地都没有，更没有置办棺材衣衾的银两钞币。幸得邻居刘继祖给了一块坟地，朱元璋和二哥、大嫂才为双亲换上洗干净的破衣裳，将他们草草埋葬，朱元璋称帝后，重新修建规模宏大的皇陵，并亲撰《大明之碑》，刻石竖立于皇陵西侧。在这个碑文中，他还极为悲伤地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浆”。（注：《高皇帝御制文集》卷14，《皇陵碑》。）如果朱家是回回，按照伊斯兰教的殡葬仪式，本应是“殡无棺椁’，并用白布裹尸，不穿衣裳的，他又何必特地提起呢？更因为是汉族人，按照汉族的习俗，要用棺材装殓，而且还要给死者穿上寿衣，并有殽浆祭奠，他当时未能办到，所以才把“殡无棺椁”和“被体恶裳”、“奠何殽浆”相提并论，感到无限地悲伤。此外，明朝的陵墓，不论是江苏盱眙的祖陵、安徽凤阳的皇陵、江苏南京的孝陵和东陵，还是北京的十三陵和景泰陵，湖北钟祥的显陵，所有的碑刻都只有汉文而没有阿拉伯文字，雕饰也全是传统的汉族风格而非伊斯兰风格，陵制也全都是在唐宗陵寝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与伊斯兰风格的回族坟墓迥然有别。所有这些，无不证明朱元璋是汉族人而非回民。
 

四

　　最能说明朱元璋的民族成分的，当推吴元年（1367年）十月他命将北伐时所发布的《谕中原檄》。这篇檄文虽出自名儒宋濂的手笔（注：程敏政选编的《皇明文衡》卷1收入此檄，即署名宋濂，并注明为“代宫”之作。），但它既以朱元璋的名义发布，表达的自然是他的思想。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斗争口号，并说明出兵北伐，旨在“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还宣布：“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注：《皇明诏令》卷1，《谕中原檄》。）在古代，“中华”是个多义词，含义与“中国”相当，以地域论，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以文化论，一般是指古人所说的“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以民族论，是指汉族，即华夏族类、中夏之人。“色目”一词初见于唐代，意指各色名目、各等种类、国家，元朝征服西域诸地诸国，因其部族、国家很杂，又多姓氏稀僻，便称该地区的降附人口为色目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有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钦察等，其政治地位高于汉人、南人，低于蒙古人。朱元璋将蒙古人和包括回族在内的色目人都蔑称为“胡虏”，同列为驱逐的对象，只有“能知礼义”，即认同中原文化、“愿为臣民”，即归附于他的，才可“永安于中华”，“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同样说明他不是回民。否则，岂不是自己驱逐自己？朱元璋打出“恢复中华”旗号，声言要“复汉官之威仪”，说明他是汉族人。否则，岂不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正由于朱元璋是汉族人而非少族民族，因此在元末农民战争后期，他同其他起义队伍的汉族首领打交道时，才会经常打出“同讨夷狄、以安中华”的旗号。龙凤九年（1363年）七月，在鄱阳湖大战的间隙，他曾致书陈友谅，曰：“方今取天下之势，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怒中国，而后为夷狄，是为无策。”（注：《明太祖实录》卷12，癸卯年七月乙丑。）龙凤十一年，他派都事孙养浩前往四川与明玉珍通好，又带信对明玉珍说：“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国，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土。”（注：杨学可：《明氏实录》。）

　　洪武建国后，朱元璋面对辽、宋、夏、金、元以来的民族大融合趋势，吸收元朝统治者因实行歧视和压迫汉族的不平等政策，激化民族矛盾，从而加速其灭亡的教训，继承唐太宗等开明君主“以文德绥海内”（注：《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和“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的进步思想，认为：“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注：《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元年八月寅。），是“能遵声教”的。（注：《明太祖实录》卷188，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他反复申明：“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守，抚字如一”，（注：《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圣人治天下，四海之内，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尔无间”（注：《明太祖实录》卷134，洪武十三年十月丁丑。）强调对少数民族应“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喻之以道理”，（注：《明太祖宝训》卷6，《怀远人》。）要把“以德怀之”置于其“威德兼施”（注：《明太祖实录》卷149，洪武十五年十月丙申。）的民族政策之首位。但是，正由于朱元璋是汉族人，作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他仍未能摆脱历代汉族统治者“内诸夏而外夷狄”（注：《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九年。）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束缚。他仍把少数民族视为“禽兽”、（注：《高皇帝御文集》卷15，《解夷狄之有君说》。）“犬羊”、（注：《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正月壬子。）“豺狼”，（注：《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壬子。）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明太祖实录》卷41，洪武二年四月丁丑。）他们只能“以小事大”，（注：《明太祖实录》卷77，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接受汉族的统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注：《皇明诏令》卷1，《谕中原檄》。）否则让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会酿成祸乱，“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注：《明太祖实录》卷190，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午。）因此，他对少数民族仍持歧视的态度，采取了各种限制的措施。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恢复唐式衣冠，即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注：《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壬子。）许多蒙古、色目人入仕之后，纷纷改用汉姓汉名。后来，他觉得此举有悖“先王致谨氏族之道”，恐日久之后，“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才又下令“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注：《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甲子。）朱元璋还禁止蒙古、色目人在本民族内部自相嫁娶，《大明律》明确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指汉族）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注：《大明律》卷6，《户律·婚姻》。）
 

五

　　最后必须指出的，本文考证朱元璋是汉族而非回族人，并不认为回族和建立辽、金、元、清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是外族。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不仅自古就居住在我国的土地上，是土生土长的民族，而且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前，都早已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注：参看拙作《关于处理我国民族关系史若干原则的商榷》，《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回族虽然含有较多的外来血统，但他们并不是在国外形成为一个民族再迁入我国的，而是由唐宋以来在我国落地生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与畏兀儿、蒙古、汉等民族的一部分人互相通婚而融合之后，在我国境内形成的民族。现今居住在中国境外的回族，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东干族，那是我国陕甘一带的回民举行反清起义失败后，为躲避清朝统治者的迫害而迁徙过去的，他们至今仍保留着清代陕西的方言和风俗习惯。因此，不论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还是回族，他们与汉族虽彼此互为外族，但对中国而言，却又都是国内的民族。中国的领土疆域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国的历史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起创造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享有中国历史主人的地位和权利。如今，我们已处在实现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时代，显然是不应再沿袭“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陈腐观念，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视为外族。至于把中国文化的长期停滞归咎于“外族打进中原来加以统治”观点，显然也值得商榷，不过这已走出本文的范围，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来源：《史林》(沪)2005年第03期 第96-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