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与当地人通婚，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由侨民而演变为“土生蕃客”，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民。外来穆斯林从事正当商业活动，不向教外人传教，避免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冲突。宋代沿袭此一政策，且更进一步依赖海舶收入，为“蕃客”的往来定居与商业活动提供不少便利条件，使伊斯兰教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地上。唐宋时期来华穆斯林虽人数不多，但大都往来于沿海通商口岸与长安、开封、北京等大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他们及其后裔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的还应试为官，有的以其雄厚资财发展商业和贸易，为朝廷提供大量财政收入。他们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印刷术、火药等从这一时期起先后传入阿拉伯，随后又由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
　　
       元代至明代前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甫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1219～1260年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对外西征。在近半个世纪内，蒙古人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1258年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蒙古人西征中，将一批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而被征调到中国来，参加蒙古征服和统一中国的战争。其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也有一些宗教学者、社会上层及其部属等，总数大约有几十万之多。被签发的军士被编入“探马赤军”，战时从征，平时屯聚牧养，分驻各地，以西北的陕、甘、青为多，有的则迁往西南、江南和中原各地。蒙古人的西征及占领中亚、西亚等地，使中西交通大开，“无此疆彼界”，自愿来华的商人、传教师、旅行家、学术人士络绎不绝。他们与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都是穆斯林，故被称为“回回”或“木速蛮”(Musliman，即波斯语穆斯林)，成为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成分。《蒙兀儿史》载：“蒙兀西征，不暇深辩，举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凡奉摩诃末(即穆罕默德)信徒，不以波斯、吐火罗、康居、乌孙、大食、突厥，通谓之回纥，而又不能正言，声讹为‘回回’。”东来的回回人，入居元朝后，“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不复回首故国也”。他们仍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他们“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俗是泥也”，“虽适殊域，传子孙”，其宗教信仰“累世不敢易焉”。这些人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元初，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曾多次提到中国各省都有穆斯林。他说押赤(今昆明)“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斯脱里派之基督教徒。”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游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载：“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他还具体记述了刺桐(今泉州)和杭州穆斯林的情况。宋末元初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
　
   　凡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均修建有礼拜寺。元代礼拜寺的建筑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据元至正八年(1348)定州(今河北定州市)《重建礼拜寺记》碑文云：“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供西向以行拜天之礼。”此时的大都(今北京)、广州、泉州、扬州、温州、庆元(今宁波)、上海、上都、长安等地，是穆斯林商人云集之地，礼拜寺及其它伊斯兰建筑更为集中，如泉州在元代增建礼拜寺就有六七座之多。在和林，也有两座礼拜寺。一些回回穆斯林官吏在自己的行政管辖区内也修建了不少寺，如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建寺多达12座，保存至今的尚有正义路南城寺和金碧路永宁寺。元代的诏令、典章等文献中，称礼拜寺为密昔吉(Masjid，麦斯吉德)或俗称回回寺，称掌教为“答失蛮”(Danisnmara，即学者)或称回回掌教、回回大师；把伊斯兰教法称之为“回回法”，“回回家体例”，等等。从元末明初起，回回穆斯林遍及全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被人们广泛注意，故把伊斯兰教称为“回回教”、“回回教门”，一直沿袭到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