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千年之交的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都在思考着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文化环境的根茎与社会发展的走向,在各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加突出。而作为拥有860多万人口的回族,同样面临着文化环境的挑战与发展,冲突与抉择。

     一、回族文化环境的内涵及结构

     回族文化环境是回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依靠自身意识、精神所铸成的一种环境,它是主体自身意识、精神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为社会有机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因其滞后于经济、政治的变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具有历史传承性,对回族的影响有着更深远更复杂的种种作用力。缘其存在于回族周围的各种精神文化条件的总和或系统之中,由此,构成回族文化环境内涵的主要要素是:教育、科技、文艺、道德、宗教、哲学、民族心理和传统习俗等等。

     回族文化环境做为一个文化系统,有其自身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剖析,若从影响的深度、广度层面来看,其层次性体现在:

     1 伊斯兰文化传统基淀的文化环境　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回族文化的内涵中,伊斯兰教对其影响的烙印无处不在。伊斯兰教从唐代中期传入中国,迄今已有1300来年的历史,伊斯兰

      绞崭迦掌?2001-02-28作者简介:骆桂花(1972-),女,回族,河南商丘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思想文化研究。教从其传入的那一时刻起,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就开始了,这同基督教在北美及伊斯兰教徒入侵北印度后所面临的形势迥然不同,在中国,伊斯兰教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调整其自身而适应中国社会的整体文化环境氛围。于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寻求一种中国化的途径,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体系和基本理论框架就是把伊斯兰教教义思想纳入中国传统思想之中,时人称其为“以儒诠回”,用中国传统思想阐发和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思想,创建属于自已的独特教义学体系,此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文化环境的传统渗透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及各个方面,吸取外来文化,又与伊斯兰文化环境极不相同的中国文化,极大地规约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环境及它的具体发展方向,也影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主题、内容和特点,就拿人类最主要的交流工具———语言来说,汉语和阿拉伯语为不同的两种语言,这无疑影响文字的表达和思想的交流,这样,伊斯兰教经典经过汉语翻译传播,伊斯兰教思想就极容易消融于汉语思维的形式之中,那么伊斯兰教原思想体系不免要受到一定影响。再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儒学,提倡仁义道德,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纲常关系,其本位思想和道德伦理,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部分,并且一直统治着中国思想界,伊斯兰教的进入,尤其主张不向人类跪拜的唯主崇拜思想自然受到儒学家的抨击,他们指责伊斯兰教与中国家庭伦理和祖先崇拜相抵触的超然生活方式,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教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革”,以于儒学思想中调和,符合统治者的心理。如在某些清真寺放皇帝牌位,穆斯林家居生活的一些仪式、礼俗,都染有某些汉族色彩。

      中国固有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通过中国伊斯兰教高级知识分子及思想家、阿訇、学者而发生作用的,中国历代阿訇、学者是承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要角色,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代表,大凡高级、开明的阿訇及学者都是具有厚实的汉学基础,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洗礼和熏陶,又接触、学习、研究伊斯兰哲理、教义。这为诸多伊斯兰教学者阐发、创新中国化伊斯兰教提供了前提。

      由于中国伊斯兰教在教义思想方面融合于中国传统思想,故而在性质上完全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品格,成为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2 发展、变迁的文化环境　从发展、变迁的眼光看,回族传统文化环境与现代化无疑是对立的:传统是过去的现代化,是今天的古代化,因之,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一种保守的力量;是现代化的阻力,是包袱。但是,发展、变迁不仅是决裂,还是连续的,传统给现代化准备了基地,现代化的速度与高度,无不这样、那样地依赖于传统的成就,依赖于传统文化环境的基淀,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回族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助力,是财富。

       回族文化是一个集宗教、世俗、精神、物质、科技于一体的多层次的结构,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综合体,其实用科技曾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如天文历算、医药于宋、元、明时代居于伊斯兰文化中的显学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当今,中国伊斯兰文化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回族等穆斯林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它提供了经济、道德、思想等方面的基础,它已和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文化、居用饮食、风俗习惯结成了紧密的难以割舍的联系,伊斯兰文化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思想文化上认同的因素,成为民族意识的主要内容,不易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从而保持了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自近代新文化运动始,回族等穆斯林发扬伊斯兰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普遍学习汉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双向推进,显示出回族在精神文化上是一个既有伊斯兰文化,又拥有汉文化的双重文化的民族,从而提高了民族素质。

       清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没落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传统与走向现代化,列强入侵与反击自卫等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这一历史情势下,伊斯兰天文学失去了朝廷御用机构的特殊地位,伊斯兰医学也无人过问,回回这两种特长学问逐渐失传了。明代胡登洲开创的伊斯兰经堂教育渐次衰落。伴随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崛起,穆斯林同胞,着力于振兴教门、民族、国家。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加上列强对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回族人民仍然不能改变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回族穆斯林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痛苦,在经历了80年代拔乱反正重塑民族自信心的阶段之后,为回族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敞希望之门,为其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片沃土。此刻,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如何更理性地分析回族文化环境和中国穆斯林社会、穆斯林社区发展的关系,如何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对其文化进行发展、创新,已引起世人的关注。

      社会是发展变迁的,21世纪,回族文化环境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在人、自然、文化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回族为了能更好地生存,同样面临着生存环境的可持续与延伸,面临着契机与挑战。

      二、回族文化环境面临的“贫困”与发展

      社会的发展,使回族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这就意味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的巨大历史变迁,其结果,必然会解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整体,破除旧有的权威。因而,在社会转型期,回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过程。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这是我们的祖先从无数实践中总结出的至理名言,社会变迁时期在“科学主义至上”和“经济目的论”的价值观占据回族社区生存中心位置的大背景之下,回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就被迫处于补缀和附加,这必危及到回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幸福观和社会理想信念,工业文明在它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及回族善于经商传统的支撑下,许多人不断地把文化的人类整体意义简化为物质价值形态,因而也就在不断地创造生存新境况中的文化贫困。
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贫困就是精神贫困(主要包括教育贫困、人文素质贫困、文化传承贫困等),它与物质贫困对称于精神物质二元结构模式中,又与经济贫困、技术贫困、生存环境贫困等一系列相关范畴统一于多元结构模式。

       一般地,人们容易正视或接受经济贫困概念,而且也容易审视、观察到经济贫困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能够找到评价衡量这一贫困的量化尺度,并且经济贫困直接构成对生存群体的现实危机,但当这一评价方式平行移位到文化状况时,常会引起拒斥甚至导致怀疑,文化的深层性和非量化特征往往遮蔽了客观上存在的评价体系,它作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间接性前提原因,也同样会因这种遮蔽而被官方和民间群体共同忽视。事实上,文化贫困与经济贫困一样,是我们每天都能真切感受而且必须真实面对的存在事实,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贫困状况并努力加以改善,是真正提高社区和民族生存质量的必由之路。

       分析研究回族文化环境的贫困,应充分顾及回族的基本情况。在内地,伊斯兰教的发展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在西北地区,相对而言,不那么浓重,从当今中国伊斯兰教的浸润程度来观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穆斯林的信仰心态,由西向东渐次下降,呈阶梯状。从目前的情况看,西部农村回族社区文化贫困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城市回族社区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的衰微,当今,一些农村回族社区实际上已处于绝对文化贫困线之下,特别是西北许多欠发达的贫困县、乡,其民众文化权利和文化收益均得不到有效保障,也缺乏相应的文化法规来维护其合法文化权益,与此同时,对一些城市回族社区,政府投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回族文化环境的状况,其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回族居民还没有自觉地接受文化优先的人类发展基本准则,这样,更多时候的绝大多数人是生存在文化内涵弱化以及社会文化氛围淡化的境域中,此刻的人们仅是在“活着”,而不是哲学家们所说的“栖居”。

      回族文化环境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那些未受教育或无受教育条件的群体,许多学术界,在职称取向和学术策略主义驱使的背景下,不乏有人很难上升到对民族命运和民族进步予以文化关怀的层次,低俗文化往往使某些知识分子自身也沦落为急需文化关怀的扶贫对象。从整个社会结构看,作为民族文化的发展者、倡导者,首先要有较高的文化层次与文化境界。近20年来,回族研究空前繁荣,与其他学科相比,虽有差距,但仍为回族文化环境的改善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回族文化做为回族传承的载体,不是某个人的个体意识,而是一个民族综合内聚力的外在表现,回族的发展、振兴,要靠民族精英、靠民众群体共同的关注与努力,只有这样,回族文化才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需要,才能存在和发展。

     三、回族文化环境的建设

      在文化大变革的新世纪,回族文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各种层次、各种类型文化素质的统一,怎样在理论上确定一种文化的新与旧,古与今,以及怎样概括出新文化的特点,以决定我们在进行文化抉择时的价值取向,这些,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它使我们把目光投向新的回族文化环境建设上来,因为,确定新文化建设将是我们在理论上厘定新、旧文化,在实践中进行文化抉择时应具有的尺度。文化是积淀了的历史,正如钱穆先生所言“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①,在这里,评价一种文化的优、劣、高下、新旧,关键的问题是承认历史进步性及其衡量这种进步性的客观标准。

       1300多年来,从回族先辈因垦殖、经商、征战或从事工艺而以小群体的形式分布到如今遍及中华神州大地。资料显示,在我国2000多个市县中,有95%以上的地方都有回族聚居。在这样一个博大而复杂的生存领域内,该如何应对四周以汉文化为主的兄弟民族文化氛围及多种多样的新异社会环境,是迎合?退却?还是吸纳?进取?是每个回族同胞值得深思的问题,对此我们应体识到,回族文化环境的建设需要有先进思想的调色,更赖于自身条件来炼就。人所共知,回族拥有的一神教世界观,是人类最基本的认识真理之一,只有清除自身的病毒,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同时,回族又是一个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极深的民族,有许多传统文化,比如说其商业传统,回族特有的小商贩业并不是一种高水平的文化(如不上升到一定经济层次),“小商的求生手段一旦成了传统,一旦在一个民族占了太大的比例,就会潜移默化地销蚀这个民族担负的意义重大的使命”,②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这种“劣性”尤其常见于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小商传统在学术以及思想方面的浮现,不仅使郑和、胡登洲等类型的大家、大师难以产生,而且直接影响着回族的文化环境的营造。

      确立一个民族历史进步及文化性质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客观的,又是相对的、辩证的,这就使得我们在建设回族文化环境的进程中,认真处理回族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性质,既要看到文化具有优劣、新旧的标准,又要看到文化本身还具有再生、超时代、超历史的继承和建设价值,这是我们考察回族文化的性质,作出对回族文化的抉择、取舍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也是在符合历史进步的条件下抉择一种新文化环境的重要条件。

     现代化回族文化环境的建设、改善、发展,不仅需要更进一步教育资金的投入,还应拥有相当数量的科技、高智能人员的支持与关注,民族需要我们的关爱,历史需要我们对赖以依附环境的建设和抉择。

    注释:

①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②杨怀忠 回族史论稿[Ｍ]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