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吧，傣族的凤尾竹影，苗族的山野飞歌，白族的风花雪月……它们与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政治史交遇时，会生出些什么来？会长出些什么花与果呢？

　　有人总以为少数民族就是些奇歌异舞，就是些奇装异服，就是些奇风异俗。在苍茫浩渺的历史风云里，歌舞、服饰、风俗只是些历史的琐屑，所以，少数民族只能被动卷入——他们被裹挟进翻云覆雨的历史潮流中去了；他们被改变了；他们被教育了——有人总是这样以为。

　　能够想象少数民族用他们自己的文化经典，来为主流政治生活构建一层历史记忆吗？能够想象少数民族用他们独特的风物话语，来为国家的中心政治生活刻录一张历史光盘吗？

　　举个例吧！西藏和平解放时，有一首《洗衣歌》很经典。假若没有这首歌，你想，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会少些什么？西藏民主改革时，有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也很经典。假若没有这首歌，你想，我们的时代印象又会缺失些什么？青藏铁路建成之时，又有一首《天路》正在变为经典。假若没有这首歌，你想，我们对两条刚硬的铁轨终于爬上了世界屋脊这件事，会少了多少情感的积淀与升华？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来自雪域高原的经典旋律，在吟唱关于那片地域的故事时，同时以一种特殊方式，为国土上更广大地域的民众，构建起了对于共和国那几段历史的牢固记忆。它们创建了一种十分特别的回忆方式，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主流媒体、大众文化在谈论起那些历史时，不得不采用它们来进入回忆，来铺展叙事，来构建讲述往事的话语模式。这样，它们就似乎伴随着时光牢牢地长进国家的记忆中去了；它们似乎成为了国家历史档案中的某一卷宗。

　　美国人类学家Ralph A. Litzinger在研究中国的瑶族时发现，西方学界习以为常的“中心/边缘”模式，是可以被突破的。他告诉我们：中心与边缘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其实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他说，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话语和文化表述中一贯被置于边缘地位，但事实上，少数民族在用自身的文化与历史表述来建构国家的合法化说明和民族历史时，他们也成为国家的主人公。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Eric Mueggler在研究中国楚雄彝族社会时又发现，西方学界引为经典的少数民族作为主流文化的“他者”的理论模式，也是可以被突破的。他说，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各个族群，用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和表征方式，对国家和主流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加以回应；而正是在这样的回应中，在对更大范围的国家和社会加以想象的过程中，族群成员建构起对自身的认同，并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

　　“中心/边缘”的模式，看来并非牢不可破。文化“他者”的理论模式，看来并非牢不可破。站在经几十年时光雕刻成典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经典前，我们恍然大悟：几十年来的主流历史话语，有一些段落竟是用少数民族的语法写成的；离开了这些独特的话语，主流历史某些章节的自我表述，也许会失落些什么从而变得苍白无力；而借助于这些色彩特异的文化经典，少数民族在国家主流历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消除其文化“他者”形象，雕塑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意义。

　　现在，假若你站在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前，《情深谊长》的歌声会袅袅响起。一个彝族地方首领在某个历史节骨眼上的个人选择，他的家族后来为此付出的代价与牺牲，这一切如何不可思议地决定了红军的前途，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和新中国的前景——这段历史在歌声中浮现出来，会比在教科书上的书写更加贴近人心。事实上，这首歌只是对“彝海结盟”史的补充追忆，但后来作为经典的一再吟唱，它似乎被重新植回红军长征史的本体之中，就像晶片被植入生物体内，成为它的生长图谱。

　　现在，假若你翻检共和国老电影，你又看到了那个有趣的故事：名叫阿鹏的白族青年，与美丽的金花姑娘在“三月街”一见钟情；隔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寻找金花；经过一次次让人忍俊不禁的误会，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五朵金花》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典呢？它仅仅是对上世纪50年代白族生活的一次绚丽展示吗？不。这部电影实际上用了一个热烈、进取的边缘人群故事，参与进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体国人中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这部电影实际上用了一幅幅斑斓、温暖、柔情的异域色彩画面，参与进一个新生国家构建自身新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审美范式的历史过程；最后，这部电影所展示的“远方”，则实际上参与进了新中国对于国民的一场国土地理启蒙，一场对于“祖国”的群体性温暖想象，一场强固情感基座的爱国主义运动。

　　现在，如果你检阅半个世纪前的报纸、杂志、连环画以及舞剧还有动画片，你会看到一场铺天盖地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热。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热”呢？——其时，这个国家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艺术形式，集合了所有的主流媒体，来书写、讲述两个草原小姑娘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内核，实际上是半个世纪前激荡在这个国家里最强烈的主流价值——集体主义。当整个国家都在洋溢着集体主义的豪迈与英勇时，龙梅与玉荣，就是那无比浓烈的时代精神在一场暴风雪中猝然淬出的烈火金刚；而唯其来自遥远的边疆，这团电石火光，才在主流人群的头顶之上，骤然闪耀得更加猛烈，更加具备召唤力与感染力。

　　所以，《情深谊长》或者《五朵金花》或者“草原英雄小姐妹”之所以不朽，缘于它们迸发在国家主流话语语境内部的上述一切意义。它们显示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社会生活对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价值。

　　现在，假若你置身于一场庆典的尾声，听见压轴之歌响起“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了——它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奉献的经典来表达的，来强固的。

　　假若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是燃料，冶炼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钢铁。在这个熔炼过程中，有可能，“边缘/中心”的边界被融铄了；有可能，文化“他者”的隔膜被捅破了。

　　Eric Mueggler在他令人称道的学术著作《野鬼年代》中，强调了一个也许令西方同行们比较诧异的结论：所谓“中国文化”，无论在观念和事实上都不能与少数民族相分离，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并非在“中国文化”之外，也非仅仅是被后者同化的对象。他说，少数民族是“中国”与“中国文化”重要的创造者。

　　想象一下吧，雪域的哈达，戈壁的胡笳，茶马古道的马帮与丝绸之路的驼铃，西南的木鼓与西北的毡房……它们与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政治史交遇时，会生出些什么来？会长出些什么花与果呢？

　　我们热爱中国，因为它的经典是如此地多元，如此多彩地美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