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语言的转换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做出努力和牺牲，中间要经历一个两种语言交替使用的过程，即混合语言的阶段。也就是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和汉语混合使用的双语过程，这样才能过度到汉语单语阶段。据学者推断，回回的这一双语时期大约出现在元末至明中的这一阶段。[7] 双语阶段包括两种情况：1. 一部分人完全掌握了汉语，而另一部分人仍操母语。如走仕途、做墨客的人，精通汉语，用汉文著述，基层老百姓仍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2. 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母语和汉语混杂。这两种情况在元末明初都存在，现存文献中保留着这一时期回回人娴熟使用汉语的文字作品，也有用“小经”夹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记录日常事务或注释经典的资料。然而，除了少数文人墨客外，大多数人还是用“小经”字母拼写汉语。即便他们在“小经”中加入了母语的一些词汇，其语序仍然是汉语的。这种语言风格是继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之后的一大转变，是通向汉语的一道桥梁，它可以说是现代“小经”的前身。现存这一时期的“小经”文献中仍然保留着具有这种特征词汇，是“混合语言”阶段回回语言的活化石。例如：“石头”一词在明初的混合语中写成“石色儿”。“石”字用阿拉伯字母，即“小经”字母拼音拼写出来，而“头”字却用波斯语的“色儿”，意思是“首”、“头”，合起来就是“石头”。[8]虽然用词不当，但能猜出大概意思。[9] 同样，“剃头”一词的混合用法也是如此，即“剃色儿”。“剃”字用“小经”字母拼写，“头”字正确使用了波斯语的“色儿”，合起来就是“剃头”[10]。清咸丰年间还有人用阿拉伯语的“乌龟”和“融化”，加上小经“城”，拼写出了“龟化城”，即“归化城”，保留了混合语时期的语言特点。[11] 明朝早期编写的《回回馆译语》虽然是政府让人用波斯语写的，但其波斯语已经不地道，有混合语的特征。例如，天方国使臣阿老丁进贡大明皇帝的“眼睛二十副”，译者是这样译的：先用“照看”（译者可能不知道如何翻译“眼镜”，只能用“照看”、“关照”一词代替），再用波斯语的“二十”，最后用“小经字母”拼写出了“副”字。[12] 又如，“迤西吐鲁番王”几个字，纯粹是按汉语的语序堆积起来的几种语言的杂汇：先用阿拉伯语“边”翻译了“迤”，后永波斯语“西”翻译了“西”，再用小经拼写了“吐鲁番”，最后，“王”字也用小经拼写，没有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王” 一词。[13]这种翻译很不成熟，但它为我们理解“混合语”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笔者还见到了一本无名的回回药书，大约成书于清朝，虽然不是“混合语言”阶段的作品，却借用了那种风格，目的可能在于保证祖传秘方不外泄。现选几个有趣的翻译方法：

乳香：写成阿拉伯语的“入”和波斯语的“香气”，组成“入（乳）香”；

陈皮：用“小经”文字拼写出“陈”，再用波斯语的“皮肤、皮革”，组成“陈皮”；

冰片：写成波斯语的“士兵、军队”，再用“小经”文字拼写“片”，组成“兵（冰）片”；

圆梅粉：写成阿拉伯语的“圆圈”、波斯语的“名字”，“小经”拼出“粉”，组成“圆名（梅）粉”；

炉甘石：写成波斯语的“道路”、“小经”文字拼写出“甘”和波斯语的“石头”，组成“路（炉）甘石”；

天冬丸：写成波斯语的“天空”、阿拉伯语的“东方”，再用“小经”拼出“丸”，组成“天东（冬）丸”。

以上这些药名，完全采用了混合语时期的“小经”风格，这种用法正好反映了双语期人们在两种语言中穿梭的历史现实，而且表现为两门都不精通的情况，“白字连篇”就是例证。但这一过程为后来“小经”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回回本土化进一步加深，双语混合阶段逐步结束，回回的语言完全汉化。然而，明朝社会中接受教育的人普遍少，回回中读汉书识汉字的人更少，但回回为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几乎全民在经堂接受过基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教育，普遍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拼写方法。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熟知的文字拼写汉语，这样，一种新的回回文字——“小经”诞生了。

从回文发展的历史来看，“小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回文”从阿拉伯语到波斯语，再到混合语，最后到“小经”的演化结果。回文的变化是跟中国回回的文化和语言的演变是同步的。因此，我们说，“小经”是继唐宋时期的阿拉伯语和元明时期的波斯语之后，回文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我完全同意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的观点：“‘小经’文字是回族的民族文字”[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