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又历经长期繁衍生长，缓慢增长。

清代，使得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数量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但仅仅是短暂时间而已，后来又呈现出大幅度下降，损失人口甚多。

迄今为止，伊斯兰教没有在传播范围上发生根本性的扩展，它仍然只限于穆斯林及他们的后裔这样一个较小的圈子内。

（三）中国伊斯兰教“中正”“中和”思想表现之三——和合共生．休戚与共

回族穆斯林．与其他一些土著民族不同——如藏族、维吾尔、蒙古族……，在中国没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它的民族生存、民族发展与汉族紧密相连、和合共生、休戚与共。

长期以来，中国的伊斯兰教“一般不对外传教、广泛地吸收教徒，只是靠内部近乎世袭的方式传之于子孙后代”．谋求“稳住自己的队伍”，“简言之．既不融人，又不外流”。）。伊斯兰教的宗教与文化一直局限于在穆斯林民族中间默默传承．基本上断绝了在中国其它民族群体中扩大影响的任何努力——即使是在伊斯兰教的顺境条件下，穆斯林也尽量保持着克制。

（四）中国伊斯兰教“中正”“中和”思想表现之四——不谋求政治利益

“争教不争国”。中国的伊斯兰教情况大不一样，在今天，它没有中东国家伊斯兰教那样的至尊地位：在过去，它也没有中国佛教那样光辉灿烂的历史。从开始入土中国的阿拉伯伊斯兰传教土．到以后的宗教领袖、上层人土（包括各个教派门宦的教主、老人家），都没有谋求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政治企图，而广大的穆斯林，更以安居乐业、护持教门为根本，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民族中，素有“穆民争教不争国”的说法，即使是穆斯林在蒙受残酷民族压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很多次的穆斯林反抗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但从来没有建立过任何一个旨在公开独立、分裂祖国的割据政权。例如清代咸同年间，云南滇西杜文秀领导回民起义，他本人就明确表示，坚决不称王。西北马化龙亦然，有人建议他乘乱攻打北京，他也予以断然否决。回族穆斯林民族与满族、蒙古族最大不同的是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意愿，更没有征服占人数绝对多数的汉民族的意图。

三、“中正”“中和”思想决定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安身立命

伊斯兰教在传人中国以后，处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在漫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守势。同样是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有过辉煌的历史，然而佛教却终究争取不过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的影响力，还是从至尊的巅峰上跌落下来，无可奈何地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居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其它的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的命运大抵如此。

还有的宗教情况更加糟糕，如袄教、摩尼教甚至象流星一样，仅仅只在中国的大地上划过一道短暂的痕迹以后，便从此销声匿迹。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威力足以融合和同化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相比之下，伊斯兰教确实不具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它只能在进人中国以后，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强大包围之中，始终处于一种自卑、自守、自保、高度紧张、高度敏感的境地，保族保教已经不易，遑论在中国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

“伊斯兰”的原意就是“和平”，“穆斯林”的原意也是“顺从”，伊斯兰文化在传人中国以后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低调、比较的不张扬性，正是伊斯兰教的一种面对强势文化、主流文化的自我调适。或许正是这种低调、不张扬的性格，伊斯兰教在传人中国以后，不断地消磨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戒意，从而得以虽然发展比较缓慢，但终归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没有招致类似佛教的“会昌灭佛”的命运，更没有招致类似景教、袄教、摩尼教在中国曾经一度迅速崛起，但先后招致取缔、禁止，最终衰落乃至覆亡的结局。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可知中国的伊斯兰教长期以来一直注意自身的不利处境，穆斯林们竭力以亲善的姿态，来设法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不容否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厚性与包容性也起到极大作用。世居中国的汉族等土著民族人民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汉族等民族人民表现了博大的胸怀，他们以友好的态度，热情接纳了来自西域各国的穆斯林，并在长期的生活中实现了友好相处。这样，伊斯兰教在传人中国以后，便逐渐实现了双向适应——即努力使中国统治阶级、土著居民逐步熟悉、容忍了伊斯兰教的同时，也不断地调适自身．逐步适应了这个原本陌生的环境，以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存在了1300多年，至今仍然兴盛不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充分表明了宗教与社会、社会与宗教的互相协调、实现和谐共处的原理。

四、“中正”“中和”思想决定伊斯兰教在中国生根

当代伊斯兰教在全球进入一个发展较快，但同是也引发争议较多的一个时期。无论是出于本意也好，抑或是出于无奈也罢，伊斯兰教与主要以基督教白人基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生冲突．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关于是否真正形成“文明冲突”，不是本文的要旨。抛开文明冲突这一点，伊斯兰问题、穆斯林问题，是当前全球热点问题，的确不能

否认。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在波黑、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其生存境况的确日益恶化。最新的变化是突尼斯、埃及、也门、巴林、利比亚……等地连续出现政局动荡，背后有西方与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双重的推手，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相形之下，安身立命、和睦相处，是目前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基本态度，这缘于伊斯兰教“中正”“中和”思想的影响。加之在中国长期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的杂居，回族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它或多或少也受到与“中正”“中和”思想相类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中道”等思想的影响，这决定了它在未来中国的生存前景是乐观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包容性，也决定了它的发展前景无限光明。

“文明的交流”，“文明的融通”是必然的、可能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同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漫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文明间的互信”。

根据当今世界格局．大有必要发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回儒对话”精神，推广中国范式，为世界和平提供经验。

（本文系作者在庆祝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活动“多元视野中的正义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作者单位：中国宁夏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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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潘世杰博士2011年1月28日致作者的电子邮件。

(2)郭清祥：《对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哲学思考》，载《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3)林松：《北京牛街穆斯林的形态、心态和动态》，载《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第17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4)[法]谢和耐著 耿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3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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