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尔复得的语言

      我接上一周的话茬说，自五十年代闭关锁国，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封闭使得中国穆斯林与外界完全脱节，阿訇们除了会讲经之外，已没有人能够用现代阿语与外界沟通。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家高等学府的阿拉伯语专业，从教师到学生几乎完全被非穆斯林把持。虽说该语种的奠基者是中国穆斯林学者，他们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穆斯林民间培训并资助出国留学深造，学成归国后在各大高校执教。可是经过三十年的同化教育和有意识地去除阿语的宗教痕迹，以致到了八十年代，留在大学里任教的穆斯林教师们，也被同化得只会说阿语而不会讲伊斯兰经典了，而且除了已故的马坚先生（主降慈悯）之外，其他有较强宗教意识的穆斯林教师在单位上基本都靠边站了，阿拉伯语完全被非穆斯林垄断，而穆斯林却成了哑巴聋子。这就是那时候的实际情况。

     我当时去北京的原因，一是因为青海政府不让办阿语学校而赌气离开西宁；二是抱着一个很单纯的想法，那就是想在北大东语系阿语权威刘麟瑞教授的指导下，把所有经堂教育讲的经典用现代汉语精确地翻译过来。当我背着很沉的四大捆经书，来到海淀区中关园刘麟瑞教授家时，老先生（主降慈悯）着实吓了一跳。由于当时北大的阿拉伯语不对外开放，他赶紧叫来弟子马忠厚——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阿语教授，先将我安排到北外学习。当时由于中建公司等单位急需阿语翻译，北外特为他们开设了一个三年制的培训班，学员基本上是各大单位准备外派工作的非穆斯林。在刘麟瑞教授的推荐下，马忠厚教授将我插到这个班里进修。

     在上学期间，外聘来的埃及专家看到我礼拜和封斋，很是惊讶和欣赏，因为他们来中国后所接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非穆斯林，即使有几个回民学生，也很少有礼拜和封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鼓励我去埃及留学，其中一位专家甚至给我带来了一张开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85年暑期毕业后，我打算去埃及留学。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为准备申领护照而回到西宁，看到我曾教过的那些学生都来迎接我时，他们翘首以盼的神情，殷殷期待的目光，以及一再追问何时还能再教他们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联想到前辈穆斯林学者辛勤传承的阿语专业被非穆斯林垄断，而穆斯林子弟却没有走出国门学习深造的机会。此情彼境，使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尽一份力，我当即打消了个人出国留学的念头，决心让更多的穆斯林兄弟也有机会走出国门！

    在与家人和亲朋好友商量，并征得他们经费上的支持后，我决定带着这些学生去北京开办阿语学习班。一个月后，我带着第一批学生来到了北京，把他们安顿在了海淀清真寺的招待所里，接着聘请马忠厚教授和其他教师给学生们上课。此事得到了海淀清真寺的老魏阿訇和乡老们的热心支持，还得到了刘麟瑞、林兴华、马金鹏等教授的热情鼓励。愿主慈悯他们！

     可是不到一个月，清真寺就受不了来自宗教局和民委的压力，便要求我们换地方。我只好去北外旁边的魏公村小学租了教室，就近利用北外、北大、经贸学院的师资力量，聘请他们来给学生上课。后来几批学生的到来，使得生源变得来自五湖四海。由于学费和住宿全免，也有非穆斯林学生报名来学，其中有的因受感动而成了穆斯林。

    随着学员的增多，我们开设了除阿语之外的汉语、历史和英语等课程。为了让学生课堂之外的业余生活丰富一些，我甚至把马忠厚教授从国外带来的最新三洋牌大收录机和索尼牌大彩电高薪转让了过来，这对于我们的那些“土包子”学生而言，那可是新鲜的洋玩意儿，学生们每天下课后哪里也不去，只会规规矩矩地看电视长知识。那时候的大彩电非常吸引人，当时就连北京的高校里也没有几台能供给学生天天看。

    中国伊斯兰当代教育史上，不应该忘记马忠厚教授这个人，因为他在给中国穆斯林青年普及阿拉伯语方面，起到了当时的穆斯林教师们无法替代的作用。可能有人会说他是为了赚钱才那么做的，不过别忘了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北京有那么多回民知识分子，每当谈及穆斯林教育状况时，不是忿忿不平就是唉声叹气，可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这位先生，把原属于穆斯林掌握的阿拉伯语，通过普及外语的形式归还给了穆斯林青年一代。正如北外的林兴华先生所说，我们都没有他的能量大，我们办不了的事他能办。事实也是如此，八十年代北外的阿语系，主要也是靠这位能人在全国打响了名气。人无完人，他有缺点，但若没有他一开始的鼎力帮助，我是办不起这个学校的。尽管后来他与学生们有过不愉快之事，但是每当想起以前北京的那些先生对穆斯林子弟的帮助时，我最感激的还是他。他后来也归信了伊斯兰，至少念过作证言。愿主慈悯他！

     80年代应该算是个大时代，随着信息的发达，人们渴望与世界接轨。学习班的学员越来越多，学生们的求知欲异常强烈。然而阴影一直伴随着我们。虽说我与魏公村小学签订了三年的租赁合同，可是那位校长因顶不住来自海淀区民委和教育局的压力，只让我们待了一年就要求离开。不得以，我又在海淀区到处找校址，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万秀英老师这位正直而热心的人的帮助下，我们搬到了学院路上的五道口东升小学，而各大学和中学都不愿让我们的学生住到里面。在东升小学我们租了一排独立的教室，开始正规办学。另外，我还在附近的四道口小学租了教室，也办起了女生班。

     这一时期，掀起了一阵全国各地的穆斯林青年前来北京学阿语的热潮。由于当时大学的门槛太高，无法满足许多社会青年求学的强烈愿望，当他们听说首都北京有免费开办的阿语学校时全都蜂拥而至，各地凡是想出国的满拉和学子都跑到北京来学阿语，这弄得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了。我当时的办学经费，主要是靠家人的定额支持和入股亲朋好友的生意提成，接待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来多少收多少学生。还好，此时北京的各大高校看到了阿拉伯语的商机，他们顺应潮流，开始像英语一样，大量办起阿语培训班来。先是北外，然后是经贸学院、第二外语学院、语言学院，最后北大也开始办起了阿语培训班，这就缓解了我的很大一部分压力。

     由于我们学校不收学费，而且还开宗教课程，所以还是有很多学生愿意来我校学习，即便是在北京高校学习其它专业的穆斯林大学生，周末也纷纷到我校来听宗教思想课。在此情况下，我校于1987年办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民办的伊斯兰月刊杂志，取名《伊斯兰》，广泛受到了穆斯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读者来信就像雪片一般飞来，后来整理这些信件时，足足装了几大麻袋，全都是美好的祝福和殷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