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   碎

     1993年10月6日，下午我给学生们上完课，给几位老师交代了一下校务方面的事情，然后回到住在福缘门85号的家里，开始准备第二天与几位朋友见面时用的材料。经历了八年多的艰难守候，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校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就像一位高官得知我们的情况后所说，这个学校毕竟苦熬八年，实属不易，前后有上千人在这个学校里学过，培养的学生大都是出国留学和当翻译，这也是在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这样的学校理应得到我们的扶持。至此已有资深人士答应帮我们疏通各方面的关系，要求我们提供向国家教委和有关部门申请开办国际伊斯兰大学的相关资料。整理好材料，做完礼拜后我就睡下了。

    夜里2点时分，我被妻子推醒，惊愕地发现窗外院子被灯光照得亮如白昼，紧接着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问：“谁呀？”“北京市公安局的，快开门！”穿着睡衣的我，刚一打开房门，一下子就被冲进来的十几个公安和记者围住，他们将我架到墙角站定后，由其中一位向我宣读拘捕令，其他人则不停地拍照和录像。当时我没有听懂所说的内容，只听到说因“山东闹事”拘捕我，我还问山东闹什么事，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换衣服时才反应过来，他可能是说“煽动闹事”，可我煽动谁闹什么事了呢？

    等我穿好衣服以后，就被架到了院子里，看见满院子都是警察。出了大门，好家伙！从家门口望去，东起北京大学西门拐角，西到西苑一带，全都布满了防暴警察，光小轿车就排了一长溜。我被装进一辆小轿车后，一路朝香山方向开去，半途还换过车，一排轿车在岔路口分几路离去。我不解地问同车的警察遇上了什么事情，搞这么大阵势，同行者说去了你就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误认为所谓青海穆斯林事件的幕后总指挥而被捕的，那天晚上是公安部统一布置大抓人，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抓我，青海则调动了大批解放军……

     到了香山，我被关在一处别墅里。除了没有自由，礼拜不受限制，吃的喝的都是清真食物，二十四小时有专人负责看护，审讯依法行事，办案人员也很客气，没有使用任何刑具。到了此时我才明白，青海事件闹大了，地方当局将其汇报成一场大规模回民暴乱，难怪中央会如此大动干戈。

    青海事件的来龙去脉是，1993年初，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少儿画册《脑筋急转弯》一书，该漫画书内有严重侮辱穆斯林的画面，这是违反国家民族宗教政策、严重伤害穆斯林感情的恶劣行为，此书经流通后激起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强烈不满，各地穆斯林纷纷上街游行和举行声讨大会，要求政府严惩有关责任人。

    事发后，各地政府立即表态并迅速采取措施，收回并销毁已出版的画册，及时召开穆斯林群众代表座谈会，介绍政府对该书的处理意见和消除其不良影响的主要措施，诚恳要求大家相信并依靠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甘肃省政府甚至组织穆斯林声讨团，派代表前往被告所在地的四川省检察院和法院提起诉讼。这样一来，很快平息了各地穆斯林的怒气。

    然而，青海省政府不但没有任何动作，反而一再说当地穆斯林的这种要求是非法的，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大众。对比其它省份的做法，人们确实感到受了侮辱，同一个国度居然有两种待遇，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吗？于是西宁到处出现了上街游行示威的人，十几万人不约而同地到省政府门前讨要说法，可是迟迟得不到主要领导的答复。

    就这样拖延了一个月，后来终于等到当时的省委书记出面，可是此人态度强硬，无视群众的愤怒情绪，不但没有好言安抚，反而恶语威胁，这更使人们的愤怒达到了沸点，大家觉得既然地方政府如此不待见我们，那就只有去向中央政府讨要说法。导火索一经点燃，局面失去了控制。愤怒的人群开始大批进京上访，谁都拦不住，有乘飞机的，有坐火车的，有开汽车的，也有靠步行的，甚至有五人因此在路上丢了性命。

    青海穆斯林游行的时候，正值我第二次去马拉西亚参加学术会议。我刚回国没几天，第一批上访的老乡一到北京就来找我写诉状，他们声泪俱下的哭诉，联想到青海政府历来的做派，我很理解和同情他们。这些老乡想问题很简单，他们说准备第二天就拿着万人签名的大横幅去天安门请愿。我一听吓了一跳，赶紧劝住他们不要莽撞，去天安门不但没有用，反而会把有理的事情变得无理。在我的劝说下，他们同意采用理性合法的方式上访。然后我把这些人安顿到了牛街的民委招待所，让他们和后来的人一起去找伊协、民委和宗教局等部门反映情况。

    后来看到西宁的老阿訇们也来了，有关部门已经接待他们并受理了此事，我就向他们告辞，因我学校里事情多，没时间陪他们，希望他们做事有礼有节，差不多见好就收。在此期间，我也跟青海的亲朋好友互通过几次电话，询问过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作为穆斯林，我也对地方政府的做法很气愤，但我一直劝他们一定要采取合法的方式多渠道向上反映情况，千万不可鲁莽行事，相信中央会妥善解决此事。大约一周后，听说上访的人已经回去了，我以为此事也就结束了，可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据我所知，在执行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方面，青海地方政府历来慢一拍，这件事情之所以闹得那么大，是由于历史原因和长期积压的民族积怨引起的。上个世纪30年代，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与青海回民军阀马步芳的马家军遭遇后，除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少数将领脱险之外，西路军几万人马全军覆没的不幸事件，作为后来人，我们也感到惋惜，可那是国共之间的历史恩怨，也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这笔账不应该继续算在青海穆斯林后人身上。然而正是那一事件，以及作为国民党西北五省区军政长官的马步芳，后来拒绝向解放军投诚，以致兵败后逃往国外的做法，使得这一历史阴影，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青海穆斯林头上挥之不去。

    再加上49年以前，全国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很活跃，唯独马步芳统治下的青海却悄无声息，解放后地下党员全都成了地方文官，这些人相对熟悉当地情况，也比较体恤民情，制定政策时比较有分寸。而解放后的青海官员基本上是留守青海的一野一军的军人，这些人在看待回民的问题上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时往往过于简单粗暴，所以在他们影响下的地方当局对青海穆斯林一直采取高压政策。虽说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十多年，但在地方主要官员的观念中还留有左倾思想的遗毒，他们动不动就把民族内部矛盾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程度。

     青海的民族矛盾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脑筋急转弯》事件仅仅是一根导火线，如果青海省政府主要领导一开始像其它地方（如甘肃）的领导人一样，抱着一个诚恳的态度及时化解矛盾，那么这个问题早就顺利解决了，因为当时人们想要的无非是一个心理安慰，根本用不着进京上访，惊动中央费那么大力解决。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地方主要负责人居然把民情谎报成军情，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回民武装暴乱，明里有一个黑司令部，暗中有一个幕后黑手在操控这一切。

    好在主的护佑下，调去准备“平叛”的解放军并没有开枪，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现群众手里有任何武器，他们看到的实际情况与地方政府的汇报完全不同！中央的眼睛毕竟还是雪亮的，发现穆斯林群众只是在闹情绪，并没有出现所谓历史遗留的敌我矛盾问题，既不存在黑司令部，也不存在幕后黑手。于是将此事件按一般内部矛盾处理，除少数人外，被抓的两百人陆续放回。

     然而，中国的为官之道，历来不向百姓认错，政府处理问题总会自圆其说，即使中央明白下面弄错了，也要维护地方当局的面子。就以我的案子为例，给下面一个示范，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对我决定两年劳教，然后交由青海省司法厅负责执行。这也是变相批评青海当局小题大做，现将所谓的“幕后头目”劳教两年，其他人则由地方上自己看着办。

    就这样，我非但没有因劝导人们理性上访而受到肯定，反而却成了官官相护的牺牲品。这一点，我当时就从北京办案人员的同情中看得出来。这一决定的结果是，我办了八年多的学校被关闭，《伊斯兰》杂志遭封停，学生们全被强行遣散回家。它带给我和学校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1994年元旦，我从北京香山被转到了通县看守所，当公安人员向我宣读北京市劳教委员会对我的两年劳教决定书，并要求我在上面签字时，我眼前一片空白，什么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