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沧桑 一卅柯•韩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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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2 01:21:58 【来源:】 点击:

     打破垄断


     干扰一直如影随形,当我们的校址从魏公村小学迁到东升小学后,海淀区教育局和民委的人也跟着来找麻烦,说我们民办学校不合法。可在看到我们的艰苦条件和学生勤奋好学的感人场面时,他们有的不禁动容说要如实向上反映,有的却官腔十足,要求我们马上关闭。有一位官员一开始很凶,几乎天天来骚扰,我也烦了,就很不客气地跟他讲,我们是少数民族,孩子们来北京学习,既没有给政府添麻烦,也没有向社会伸手要钱,他们来首都的目的无非是想学点知识,你干嘛不依不饶的,只要你给这些孩子解决问题,我立马出国走人。要么你把我和这些学生全部抓走,别让他们来北京学习,要么你就批准合法化,派谁来管理都可以,否则你就别来干扰大家学习。从那以后,干扰次数明显减少,来也只是走过场而已。我知道这是他们党内人性中善的一面在起作用,因为人在那种环境下求学,谁见了都会产生恻隐之心,正是他们还未丧失的那一点人性,使得我们学校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在东升小学的两年租赁期满后,校方不再给我们续租,说他们的那块宝地被一位当时红得发紫的气功大师看上了,已出大价钱与他们定了合同。无奈之下,我去北大附小租了校址,同时退了四道口小学的女生校舍,将男生和女生合并到一起上课。在北大附小时,因为校址紧挨北大和清华,我校学生与周围高校的穆斯林大学生互动的机会多了,知识面也拓宽了许多。我们聘请来的阿语教师,基本上都是附近高校阿语专业方面富有教学经验的人。同时,我们也聘请外教来给学生上课,使学生们的口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中有一位北大请来的埃及专家——罕玛德教授,对我校给予的帮助和支持非常大,他几年如一日每周义务来给学生们上课,而且还帮助了很多学生出国留学,愿主回赐他!

 

     那个时候,北京高校的情况堪比五四运动时期,人们思想相当开放,知识分子异常活跃。尤其北大,在民主思想方面历来走在时代的前沿。我校的学生天天进出北大,常去佟园清真餐厅就餐,也去北大大讲堂听课,耳濡目染受了很大的熏陶,眼界比以前开阔多了。我本人也在北大修学了很多东西,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启发。尤其在胡耀邦去世后的那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泡在北大的三角地带,聆听时代的最新呼声,后来也差不多天天去天安门,盼望民主早日实现。我自始至终近距离目睹了整个学运的过程,也亲历过六四的恐怖场面,差一点被耳旁飞过的流弹击中。体验过民主运动的兴奋时期,也经历过独裁整肃的沮丧年代,这令我成熟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性风俗》事件。1989年3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山西希望书刊社联合发行了《性风俗》一书,该书粗暴地污辱了伊斯兰教,严重伤害了穆斯林感情,由此引起了5月份全国各地穆斯林的抗议和示威游行活动。5月12日,在京的几千名穆斯林大学生也到天安门前游行请愿,以表示对此书的愤慨和不满。一路上受到了各界穆斯林的热烈欢迎和参与壮威。我校学生始终走在队伍前列,尤其女生们带着头巾与游行队伍一起,在天安门前高呼“安拉乎至大”的情景,可算是中国穆斯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由于当时正值全国学运高涨的敏感时期,当局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安抚措施比较得当和及时,所以人们的怒气很快就平息了。

 

     六四之后,由于整顿高校,北大附小不敢再给我们租校址了。我只好去圆明园小南园(原北大培训部)租了教室,由于租不到那么多宿舍,只好要求学生自行解决食宿问题,让他们各自到学校附近租房,几人一组搭伙吃饭,而学校只负责免费提供课堂教育。在小南园待了一年之后,又因为同样的问题,校址搬到了圆明园京桥大学里面,在那里也只待了一年时间。当时有人称我校是“流亡学校”,我也只能一笑了之,谁让我们是穆斯林呢。办学比我晚八年的俞敏洪老师麾下的新东方教育集团,一开始的规模还不如我们,记得93年我被迫离开北京时,他们才开始在电线杆上贴广告招生,而我们的生源多得堵都堵不住。可后来人家扩大到多大的规模呀,而我们又是怎样的境遇呢?

 

    那时候,我个人的辛苦倒不算什么。最令人心烦的是,有关部门天天逼迫租赁校址的单位撵走我们,后来甚至用损招对付我们,派出所不给学生办暂住证,而房东又不敢把房子租给没有暂住证的人。这就苦了那些可怜的学生娃们,因我校无法提供宿舍,所以他们只能到处打游击。尤其在90年北京搞亚运会清查外地人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很多学生因租不到房子而没有地方睡觉,海淀区的有些乡老和好心人偷偷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夜里警察来检查时,就跟电影里的地下党逃避日本人的搜捕一样东躲西藏,什么样的心酸事都发生过。就因为我们的民族和信仰与众不同,我校的学生因遭歧视而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咬紧牙关不屈不挠的求知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再苦再难也要坚持把学校办下去,直到最后再也无力抗争强大的国家机器……。

 

     想起这些,至今我还深感内疚,因我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好一点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但我坚信仁慈的主定会回报他们当初为教门求学的那份举意!不论现今他(她)们身在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信仰的根本,愿主保佑他们!

 

    “伴随困难的是容易”!经历了诸多的困难和艰辛之后,那一时期也成了我校学生出国留学和工作的高峰期,学生像流水似的走一批又来一批。在主的佑助下,自85年开始办学到这一阶段,通过我校先后出国的学生已有三百多人。在首都北京出国的机会就是多,学生只要打下一定的阿语基础,通过接触大使馆、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外国商人、外国游客等途径,就有机会很快出国,有的去伊斯兰国家留学深造,有的去阿拉伯国家当阿语翻译,这其中有学了三四年的,也有带着基础插班学了几个月的。当时我的原则是:只要学生碰上自己认为合适的出国机会,我立马推荐送行。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管理方法太松散,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但在那个压力重重、举步维艰的特殊时期,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让更多的人走出去,到了国外,环境自然会促使他们提高各方面的水平。而我在国内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学习平台和有机会出国的跳板,至于其它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总算打破了非穆斯林对阿拉伯语的垄断,这些学生出国后,一帮十、十帮百地又带出去了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翻译。

 

    在此期间,我校得到了全国各地穆斯林的关心和支持,很多北京和天津的乡老们,经常坐车或骑自行车从大老远跑来学校嘘寒问暖,有的专程送好吃的东西来,懂医的还给学生们看病买药,尤其是那些个来我校教课和演讲的穆斯林学者,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那份深情厚谊,我无以回报,只有求主回赐他们的热心举意,愿主慈悯他们!还有那些从高校聘请的非穆斯林教授和讲师们,也曾用心教过我们的学生,我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祝愿他们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甚至那些给我们找过麻烦,后来又手下留情的官员们,我也祝他们的人生有一个好的结局。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校的境况稍微好了一些。我们又回到了东升小学,因为校方在我们离开后遇到了令他们头痛的租客,据说那位名气很大的气功大师,后来不但跋扈而且老是拖欠房租,相比之下,他们认为我们最讲信义,是最好打交道的人,我们的学生也很有礼貌不惹是生非,所以欢迎我们再回去租用他们的校址。这一时期,我校得到了国外穆斯林的一部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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