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方的胜利：穆斯林的回应

　民族主义运动和漫长的独立之路

　 第三章 西方的胜利：穆斯林的回应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穆斯林世界的主要事件是两种相关的事情：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世俗改革者还是伊斯兰改革者都同时将西方看作一种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力量。一方面，民族主义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回应。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个世纪以来西化改革的产物。许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都曾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并受到自由民族主义信念和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影响，特别是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诸如民主、立宪政府、议会政治、个人权利和民族主义。与依赖于对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的传统伊斯兰政治理想不同，现代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语言、地域、种族和历史。 伊斯兰教在反对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为一些地区性民族主义的发展，如阿拉伯地区、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因素。不过，如果说宗教是一个因素，但它远非唯一的因素。对伊斯兰教的利用，因地区和国家而别，受制于当地的环境。在一些地区，伊斯兰教是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另一些地区，伊斯兰教又从属于世俗民族主义。在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改革主义(现代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伊斯兰改革主义的主题在于激励和实现民族主义者所关注的事情：即面对西方政治和文化侵略的威胁，保持穆斯林民族的特性和促进穆斯林的复兴；实现穆斯林民族团结统一以赢得自治和独立c在北非、伊朗和南亚，伊斯兰教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认同心态和忠诚的意识形态和象征。以及领导力量和以清真寺为基地的组织和联络中心。捍卫伊斯兰的口号：“伊斯兰教处于危险中”和“真主至大”成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在独立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中，伊斯兰宗教领袖和组织常常成为关键性的因素。阿拉伯东方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埃及民族主义的早期发展中作用较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闪现在于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抗议而不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阿拉伯基督教文学运动强调阿拉伯语和植根于文学和历史而非宗教的民族认同感。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泛土耳其主义从强调奥斯曼主义到强调土耳其民族和语言的认同，旨在培养阿拉伯人与民族和宗教少数(巴尔干、希腊、叙利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关于语言、认同和政治自治的原初的民族主义情感。传统的穆斯林帝国或苏丹制政府经历了基于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种族纽带之上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刺激。 然而，一战以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埃及民族主义并没有真正形成，在摆脱欧洲霸权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也没能作为有效的工具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两点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反映出西方持久的威胁和穆斯林愈加顽强的抵抗。1920年，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支持德国得到的报应是协约国在战后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并且分割出许多现代民族国家。根据《塞弗尔条约》，英法两国建立了托管制度。据此，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包括今天的约旦)和伊拉克，法国统治了叙利亚(包括今天的黎巴嫩)，希贾兹地区(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一部分)则还保持着独立。同时，反抗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变得更加强烈，其中，伊斯兰教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当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地方民族主义者经常觉得有必要承认他们的伊斯兰传统时，伊斯兰教是从属于主要强调其他一些因素诸如共同的语言、历史、传统和地域的更加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例如，在埃及，阿富汗尼和阿布杜的早年弟子，像埃及民族主义领袖札克鲁勒(死于1927年)和塔哈·侯赛因追求的便是一种更加世俗的民族主义道路。 与世俗化倾向相反，拉希德·里达(死于1935年)继承了阿布杜的现代改革主义传统。然而，一战后的政治现实把他推向更趋保守和反对西方的立场。在依然坚持泛伊斯兰理想和穆斯林统一的同时，他实际上不愉快地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尽管他将两者归属于更加广泛的穆斯林共同体的一部分。埃及的现代主义者，特别是阿富汗尼和阿布杜早年弟子们的激进的世俗化倾向，影响着里达逐渐对沙特阿拉伯自我宣称的穆斯林国家和沙特政府与宗教学者(乌里玛)的密切合作表示赞赏，尽管他以前曾对乌里玛的保守持批评态度。里达在其后期将穆斯林社会的世俗化和西化归咎于现代理性主义的结果，并且越来越疏离于现代主义者的文化开放心态，而是强调伊斯兰教的自足、完善，强调对西方威胁持更加猛烈的批判态度。里达更加戒备和论战的姿态不仅影响了伊斯兰教，使之未能选择排拒和文化吸纳之间的中间立场，而且其态度也成为伊斯兰激进组织——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的思想先驱。这两个组织都持有更加激烈的反西方态度和自觉地认识到伊斯兰教自足性的思想。阿拉伯西方(北非、马格里布) 在北非，意识形态上深受阿富汗尼思想和阿布杜领导的沙拉菲叶运动影响的伊斯兰改革主义，一战后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抵制法国统治和文化同化的北非改革者们宣传恢复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和传统的必要性，提倡对伊斯兰教进行现代主丈的解释。伊斯兰改革者主要是那些强调基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之上的独立和民族认同的早期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阿拉尔·阿法西，1946年领导了摩洛哥以宗教为方向的浊立党；阿布杜·阿兹·塔里比是一战后突尼斯宪政党的领袖：本·巴迪斯(1889～1940年)，于1931年创立了阿尔及利亚乌里玛协会。 无论是具有宗教观念还是世俗观念的穆斯林领袖，都承认伊靳兰教具有超越地方宗教(教派和苏非教团)的差异，超越种族与部落的差异，以动员广大民众。伊斯兰教被用作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文化同化，实现民族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它还是动员广大民众和弥合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存在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鸿沟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