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伊斯兰与西方

  　奥斯曼帝国：欧洲苦难之源

　 　 第二章 伊斯兰与西方

　　十字军东征刚刚过去，欧洲就又一次地面临奥斯曼帝国所工现的穆斯林的权力和力量的威胁。奥斯曼是中世纪三大穆斯林苏丹帝国之一，这三大帝国是：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沙法维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正如C．E·博斯沃思所注意到的，奥斯曼所带来的威胁比阿拉伯人的早期征服和扩张以来的任何帝国都要大，“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引发的恐慌直透基督教欧洲的心脏，以至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突厥史学家理查德·诺利斯把他们形容成‘世界的现实恐怖”’。(1，1453年占据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人开始建立起一个组织良好、等级森严并颇有效率的巨大国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已成为权力与文化的国际中心”它的人口增长到70万，是欧洲同类城市人口的两倍奥斯曼人成了伊斯兰教的伟大斗士，他们创建了一个包括二罗、巴格达、大马士革、麦加和麦地那等主要穆斯林中心在内的世界帝国，他们对欧洲中心所形成的威胁几乎长达两个世纪。 实属罕见的一系列有才能的苏丹，包括杰出的征服者穆罕默德(1451—148l，即穆罕默德二世，正是他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译者注)和苏莱曼大帝(1520～1566)领导着奥斯曼的军队和控制地中海和印度洋大部分地区的海军。他们听建立的帝国就其版图大小，繁荣程度，政府管理和文化发展水平来说都可以与阿拔斯帝国相媲美。奥斯曼人制服和征服了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以及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就像阿拉伯早期征服时期一样，他们对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少数派的灵活政策被其治下的人民欣然接受：“这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与当时基督教国家的狂热偏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穆罕默德二世时代，巴尔干的农民常常说：‘土耳其人的头巾远胜过教皇的三重冕。”’(D．然而，如果说巴尔干的许多人都把奥斯曼人看作救星的话，那么欧洲的心脏地带却是累累创伤。 作家和教士使得反对异教徒的谩骂又一次盛行起来，这曾经是十字军东侵时期的主要特征。……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红衣主教贝萨里昂在写给威尼斯执政官的信件中定下了一个世纪谩骂的基调，‘一个如此欣欣向荣的城市……东方的光辉与荣耀……所有美好事物的庇护所，遭到了毫无人性的野蛮人…和凶残野兽的占领、掠夺、蹂躏和彻底的洗劫，……如果这些最为凶恶的野蛮人的猛烈进攻得不到遏制，意大利将有陷入险境之虞，更不要说别的地方了。 克罗地亚人巴托洛梅·格雷格维奇的畅销书《处于土耳其人奴役之下的基督徒之苦难与忧伤》使得此种抨击与宣传变得更为流行起来。对土耳其人的实用主义和充满敌视的刻板印象和讽刺性的描述更多地是出于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压倒了那些实际看到或对土耳其人进行公正研究的外交官和学者的少数派的声音。就像法国政治哲学家琼·博丁所指明的： 统治了欧洲一大部分的土耳其国王保护着宗教礼仪，也保护着这个世界的所有诸侯王孙。然而，他没有强制任何人，相反却允许每一个人都随心所欲地活着；更有甚者，即便是在佩莱的宫殿中，他也允许4种不同宗教依各自的习惯而存在，这四种宗教是犹太教、分别遵守罗马和希腊礼仪的基督教(此处指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译者注)和伊斯兰教。 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有助于有一个因宗教改革而支离破碎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形成和发展以共同的特性和纽带为中心的“欧洲”概念，以至于“伊拉斯谟主张‘欧洲民族’——不再称他们为基督敦世界的组成力量——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 奥斯曼的力量与荣耀有赖于他们发展了一种培养年轻军政人员的制度，这种制度造就了一流的官僚体制和军队，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宗教学者(乌里玛)和优秀奴隶士兵与军官组成的军团（土耳其近卫军)。从巴尔干，随后从安那托利亚被征服的居民中挑选出来的年轻男性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然后又被送到了训练和造就了一代代奥斯曼军官的特殊学校。极有才干的统治者与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并掌握了黑色火药的军队的结合，使奥斯曼人征服了阿拉伯和欧洲的大片地区：“正是这些部队的严明纪律和强大火力(奥斯曼军队利用火炮和手枪——在欧洲大大促成了奥斯曼坚如钢铁、战无不胜形象的形成。”在阿拉伯人第一次威胁欧洲之后约800年，土耳其掌握的伊斯兰教似乎成了更大的威胁，征服巴尔干之后，他们似乎准备吞食西欧，对于欧洲基督徒来说，从15世纪到17世纪奥斯曼军队似乎是不可战胜的。然而1571年奥斯曼海军在勒班陀的失败是一个转折点，人们将此当作基督教的欧洲对穆斯林土耳其的胜利予以欢呼。1683年维也纳的成功保卫战证实了奥斯曼威胁的消退以及力量向获得新生和充满自信的欧洲的转移，“基督徒的苦难之源”将很快变成“欧洲的病夫”。 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清楚地表明，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神学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和亲合性，然而相互对立的宗教和政治利益却产生了一部对抗和战争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欧洲经常发现自己处于防预穆斯林军队进攻的地位，而且时不时地还要为生存而战n欧洲的伊斯兰形象。 基督徒—穆斯林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的负面影响反映在西方文学和思想关于伊斯兰教的观点之中。虽然也存在接触联系、相互了解和建设性交流的短暂时刻，然而总的说来，从阿拉伯征服经十字军东侵到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向欧洲的扩张产生了对伊斯兰疏远和不信任，并主要把它当成了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如同艾伯特·霍拉尼指出的，这种遗产“依然留存在西欧的意识之中，依然充满恐惧，一般说来依然充满误解。”e恐惧和轻蔑，伴之以欧洲人的种族中心主义，造成了伊斯兰和穆斯林形象的歪曲，也妨碍了学者们就伊斯兰教对西方思想的贡献进行严肃的研究。“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间，人们才做出严肃的努力来了解伊斯兰教对西方思想发展的贡献，以及伊斯兰邻邦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就像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一样，基督教世界再次经历了伊斯兰教在神学和政治上的双重威胁。十字军东侵第一次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对伊斯兰教家喻户晓，尽管缺少必要的理解。R·W·萨瑟恩指出：“在1100年之前，除西班牙和南意大利的中世纪文献外，我仅发现一处提到了穆罕默德的名字：然而。1120年开始，西方的每一种文献都有一些伊斯兰教为何物，穆罕默德是何许人的描述。这种描写固然绘声绘色，然而却充满无知……其作者沉浸在得意洋洋的无知的想象之中。” 这种无知不仅反映了知识的匮乏，也反映了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最为普遍的人性倾向：贬低敌人，将之视同禽兽，采取一种优越的姿态，给敌手贴上卑贱、异教、狂热和非理性的标签，以解除其对自己感情深切的信仰和切身利益的挑战与威胁。关于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歪曲形象和讽刺漫画被创造出来——更为准确地说是杜撰，一点也不顾及其准确性。经常的情形是，像多神崇拜、吃猪肉、喝酒和性杂交这样一些信仰和习惯都加在了伊斯兰教和先知的头上，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与伊斯兰的信仰背道而驰的。穆罕默德被诬陷为一个骗子和反基督者，他试图利用魔术和乱交摧毁教会。早期在西方出现一本先知传记的作者(非穆斯林)坦承道：“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人的邪恶可谓磬竹难书”。那个时代的史诗使得无知与歪曲恒久存在，着力渲染了崇拜偶像的穆斯林在“犹太会堂”(这样就使伊斯兰教与同样不能接受的犹太人信仰更为接近)或在“穆罕默德会堂”礼拜他们的主神穆罕默德。马克西姆·罗丁森评述道：“纯小说——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刺激读者的兴致——不同程度地混杂着对信仰的捏造和歪曲，这只会激发敌手的仇恨。” 到宗教改革时期，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恐惧和敌视之后，伊斯兰教证明是基督徒中间争论、攻击的一个方便工具和反基督危险的象征。马丁·路德“使用中世纪的方法，把伊斯兰教看作是服务于反基督的暴力运动，它是不可改宗的，因为它已经关上了推理的大门，即使困难重重，它也只能用剑来予以抵抗。” 在随后的世纪里，伊斯兰教继续被那些支持启蒙运动原则和德性的作家用作陪衬物。伏尔泰的《狂热或先知穆罕默德》把先知塑造成了神权政治的暴君，而欧内斯特·里南则在一个常常被引用的讲演中，通过驳斥伊斯兰教不容于科学、穆斯林“不能学习任何东西或使自己对新思想开放”，来支持科学、理性和人类进步。这些关于固定不变的、非理性的、倒退的和反现代的宗教传统的刻板范式因20世纪的学者和发展理论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尽管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都对他们的信仰和丰富的好学与彬彬有礼的传统感到无比的自豪，但在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的历史动态中却常常发现两个共同体处于竞争，有时甚至为了权力、土地和灵魂而陷人生死相搏的争斗之中。因此，他们是敌人，而不是致力于共同追求侍奉其主的有经人。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伊斯兰证明是一种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威胁，它经常使欧洲面临被蹂躏的险境，先是在普瓦提埃，最后是在维也纳的城门。这不是在开玩笑，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如果穆斯林军队不是在普瓦提埃败北，牛津的语言很可能(就会像欧洲本身的语言一样）是阿拉伯语!基督教教会确信他们拥有真理，肩负拯救世界和使教皇和帝国统治合法化的天赋使命。不仅如此，它还培育了一种优越感和正义感，这种优越感和正义感则为从宗教、智力和文化等方面贬低异教徒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样的态度促成了穆斯林军队的成功，也使伊斯兰教依靠士兵、商人和传教士而得到迅速的传播，这对基督教的信仰和权力更多的是一种挑战。如果说最初的10个世纪是一种不平衡的竞赛，在那场竞赛中基督教世界大半处于实实在在或象征性的被围困的境地，那么，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则标志着力量的转移：自此，殖民主义将主宰穆斯林的历史和心理，并继续严重地、有时甚至是剧烈地影响着今天西方与伊斯兰的关系。就像1978～1979年伊朗革命和更近的1991年海湾战争所揭示的，基督徒东侵和西方帝国主义仍然是一份鲜活的遗产，一种仍然浮现于穆斯林意识和政治语境中的历史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