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伊斯兰组织：真主的战士

　　新复兴主义和西方　　如同世俗的和伊斯兰的现代主义者们一样，班纳和毛杜迪都承认穆斯林社会的弱点，变革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价值。然而，他们批评世俗的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过分地依赖于西方，这是穆斯林社会软弱得以持续的原因。一方面，世俗主义者将宗教和社会分离，并把西方奉为发展的模式。“就在不久以前，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政府都把欧洲文明的原则捧得很高，……采用西方的风格和举止。”虽然世俗的穆斯林领袖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但他们实质上被看作是西方文化殖民者的本地代理人。另一方面，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也受到他们的批评：现代主义者热衰于证明伊斯兰和现代性的适应性，他们采用和依赖于西方价值，从而生成了西方化的伊斯兰。 在歪曲和误导的狂热中，这些人全部为他们所认为的伊斯兰事业效力，他们总是非常吃力地证明：伊斯兰本身包含了当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形式和全部内容。……这种态度出自于一种自卑情结，出自于那种信念，即除非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宗教类同于现代教义，或与大部分的当代意识形态相一致，否则，我们作为穆斯林就不能争得光荣和尊敬。 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相反，这些新复兴主义者在谴责西方以及强调伊斯兰的完全自足性方面更为果断。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不应当向西方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白色或红色的帝国主义)看齐，而应当完全依赖于伊斯兰，这一天启的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兄弟会指责说，信仰西方是错位的。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最后，兄弟会认为：尽管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言听计从，但西方在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上出卖了阿拉伯。“巴勒斯坦问题成了攻击美国的起点……其结果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帝国主义完全沆瀣一气。”uj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恰巧相反，兄弟会和促进会的目标不是将伊斯兰解释成与西方文化相／顷应，而是去塑造一种更多地扎根于本地的、正确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其办法就是通过基于“回到伊斯兰原则，和将现代生活与这些原则相调合，作为最终的社会伊斯兰化”的序幕这样一个振兴伊斯兰的过程。)谴责西方并不意味整个地拒绝现代化。班纳和毛杜迪都在西方化和现代化、西方价值观念和现代观念、体制之间作了区分。这样，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理想的精华部分可以被合理化地吸收，在这一点上，必须有选择性地和谨慎地，而且将那些与伊斯兰悖逆的西方价值观念剔除出去，代之以伊斯兰价值。在最后的分析中，伊斯兰的复兴和改革将不是以理性和世俗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而是以真主的启示来实现。正如毛杜迪所指出： 我们向往的是在《古兰经》基础上的伊斯兰复兴。对我们来说，《古兰经》精神和伊斯兰教义是亘古不变的。但是它的精神在实际生活领域内的应用则必须经常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变更。……我们的方法既和近代的穆斯林学者不同，又和现代的欧洲化的人们不同。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灌输《古兰经》精神和用伊斯兰教义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彻底地评估过去八百年间在知识领域内的发展和随之发生的生活环境的变化；第三点，我们必须将这些生活法则和思想真诚地与伊斯兰这个纲领联系起来，以便伊斯兰再次成为一股蓬勃的力量，成为世界的领袖，而不仅仅是它的追随者。 毛杜迪对民主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关于其方法的极好的例子。由于伊斯兰的世界观是以真主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基于民众主权而不是神启主权的议会民主是不能接受的。毛杜迪拒绝了民主，因为它是西方的民主。这种民主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允许饮酒和性生活的放荡，是与真主的法度背道而驰的。然而，参与议会政治，或服从于伊斯兰教法，即真主的法度的协商会议则是可行的。这里，班纳和毛杜迪重新解释和利用了伊斯兰教的协商概念(舒拉)来提供伊斯兰的证明。毛杜迪更愿意将伊斯兰制度称呼为“神权民主”，以区别于神权或教士国家。在“神．权民主”中，民众的意愿将屈从于或受制于真主的法律。在那些嘲笑他为“宗教权威主义论”的人面前，毛杜迪毫不退缩。确实，毛杜迪并没有设想对真主的绝对权威的服从是剥夺人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受制于真主的权威。因此，毛杜迪把伊斯兰政府或神权民主界定为“伊斯兰极权主义”，在他看来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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