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圣训学》编者语
一门学科的建立，绝非是一个人的能力之所及，也非是数年的功夫之所为，而是数代人皓首穷经、呕心沥血的劳动成果。圣训学从回历一世纪的发韧到回历五世纪的定形和独立成科，其间经过了长达五个世纪的漫长历程，凝聚了多少饱学之士的辛勤汗水，耗费了无数学者的光辉一生，致使在伊斯兰文化这块神圣的园地上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这门代表人类“思想精华”[2]的学科和艺术-----圣训学。
圣训学不同于圣训，它是对圣训进行鉴别、划分、考证、筛选的学问。它要求从事者对每一段圣训从其明文大意、内涵外延、时代背景到每一位传述人的生平事迹、学识品格及每段圣训与其它圣训之间的联系有很细微的认识。因此，它是非常严肃而且极为精密的学术活动，伊斯兰因之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第一流的训诂家和考证家。据说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谁象穆斯林圣训学家那样深入细致、虔诚谨慎地钻研过自己从事的学问；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象圣训学那样被人认真地从事过；没有任何一段文字象圣训那样让学者反复考证和鉴定过。
圣训学的任务是对伊斯兰教第二大发源-----圣训进行价值的评估，为教义教法提供可靠的依据。学者们按圣训学原理从洋洋数万段圣训中选用最可靠的圣训，来总结宗教信条或进行教法演绎。可以说圣训学是伊斯兰各门学科的基础。圣训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是对滥用圣训的作法作必要的限制，遏制由于圣训表面存在的差异而导致在教法教义中紊乱现象的产生。圣训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多达几十万段甚至上百万段。圣训由于其传述系统的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传述人的可靠程度的不同，出现了对许多问题说法不一、明文表面抵触的现象，这对正确理解教法教义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外，有人不分良莠地随意援引圣训，建立自己的学说，给伊斯兰教思想界和教法界造成了混乱。圣训学的兴起从学术上堵绝类似紊乱现象的蔓延，为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圣训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早已是一门科目齐全、卷序浩繁的学科，但它至今尚未传入中国。我国穆斯林学者中还没有涉足这一领域的人，可以说圣训学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领域。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大量的圣训典籍传入中国是最近几年的事，以往连整部圣训集都没有见过的中国学者不可能去研究这门学科。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学者虽然有可能接触过很多的圣训，但都是零星的，可能手头没有大部头的圣训集，而且他们忙于伊斯兰义理的研究和译著没有顾及圣训学的研究。在传统寺院教材中只有《虎特卜》和《艾而白欧》两圣训经被一些清真寺讲授，但这两本经每本只收录四十段圣训。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米什卡提》一经传入中国，并在西北一些清真寺首先开始讲习，才开创了中国寺院教育中系统讲授圣训的风气。此时的圣训全由阿訇们讲习，普通人无缘接触圣训。四十年代末期，《脑威四十段圣训》被庞士谦阿訇译成中文，后有马宏毅先生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选七百段圣训）中译本于五0 年出版，陈克礼阿訇的《圣训经》上册于五四年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圣训集流传不广。六十年代中期，陈克礼阿訇历尽千辛万苦在艰难的岁月中整理完圣训巨著《圣训经》（或称《圣训之冠》）的中下册，但由于当时极左政策的缘故，这部巨著无法面世。中国普通读者大量接触圣训、领略圣训的丰采是教门开放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期陈克礼阿訇的《圣训经》（上、中、下）的面世，至此，可以说填补了中国无大部头圣训经汉译本的空白。与此同时，汉译的《圣训百段》和《脑威四十段圣训》等零星圣训在社会上开始流传，阿文的《圣训选编》也在西北个别清真寺讲习。接着，《圣训珠玑》阿文版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促进了圣训在我国的传播，不久就出现了《圣训珠玑》的汉译本。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行，走出国门的穆斯林学子从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陆续带回了六大部圣训集，至此才结束了中国无六大部圣训的历史。九十年代以后，又有多种圣训集译本与广大读者见面，先后出现的有《布哈里圣训集》（正式出版的或未出版的有数种译本，而且新的译本还在出现）、《跟着穆圣过一天》、《清廉者的乐园》等。
由此可见，中国穆斯林大量接触圣训是相当晚的。圣训的传入尚且如此，圣训学的建立就可想而知了。近年来，随着圣训的大量传入和翻译，普通穆斯林接触圣训和应用圣训的机会也多了，这就从客观上创造了建立圣训学的环境。另外，为了不至于人人随意滥用圣训，在伊斯兰思想界和教法界制造混乱，编写一本圣训学方面的书是势在必行的。这就是笔者编写《简明圣训学》的初衷。
象所有学科的奠基之作一样，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要详细梳理圣训学在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和沿革不是这本以介绍圣训学基本概念为主旨的书所能囊括的内容。鉴于圣训学知识在中国尚且空白这一现状，当务之急是介绍最基本、最关键的概念，而不在于探讨过于细微的问题和梳理漫长的历史。其次，在编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各种术语和概念的翻译。引进一个概念并非易事，而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更难。笔者勉为其难地将各术语译成了汉语，便于中国学者顾名思义地理解它们所表达的概念，但其中定有不妥之处，各术语的翻译大有商榷的余地。笔者胆敢如此，旨在抛砖引玉，以便更好的专著，更恰当的术语被人带入这一新的领域。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第一个人的脚步，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道。愿本书象涉入圣训学领域的一条若隐有若现的足迹，得到后来者的跟随。愿圣训学在中国不会是个别人踽踽独行的幽径，而成为学者队伍积极开垦的热土。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友的关怀和帮助，在此致以忠心的感谢。特别指出的是，丁俊同学和赵玉龙同学给予的帮助尤为可贵，二君对各种术语的翻译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
圣训学不同于圣训，它是对圣训进行鉴别、划分、考证、筛选的学问。它要求从事者对每一段圣训从其明文大意、内涵外延、时代背景到每一位传述人的生平事迹、学识品格及每段圣训与其它圣训之间的联系有很细微的认识。因此，它是非常严肃而且极为精密的学术活动，伊斯兰因之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第一流的训诂家和考证家。据说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谁象穆斯林圣训学家那样深入细致、虔诚谨慎地钻研过自己从事的学问；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象圣训学那样被人认真地从事过；没有任何一段文字象圣训那样让学者反复考证和鉴定过。
圣训学的任务是对伊斯兰教第二大发源-----圣训进行价值的评估，为教义教法提供可靠的依据。学者们按圣训学原理从洋洋数万段圣训中选用最可靠的圣训，来总结宗教信条或进行教法演绎。可以说圣训学是伊斯兰各门学科的基础。圣训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是对滥用圣训的作法作必要的限制，遏制由于圣训表面存在的差异而导致在教法教义中紊乱现象的产生。圣训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多达几十万段甚至上百万段。圣训由于其传述系统的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传述人的可靠程度的不同，出现了对许多问题说法不一、明文表面抵触的现象，这对正确理解教法教义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外，有人不分良莠地随意援引圣训，建立自己的学说，给伊斯兰教思想界和教法界造成了混乱。圣训学的兴起从学术上堵绝类似紊乱现象的蔓延，为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圣训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早已是一门科目齐全、卷序浩繁的学科，但它至今尚未传入中国。我国穆斯林学者中还没有涉足这一领域的人，可以说圣训学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领域。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大量的圣训典籍传入中国是最近几年的事，以往连整部圣训集都没有见过的中国学者不可能去研究这门学科。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学者虽然有可能接触过很多的圣训，但都是零星的，可能手头没有大部头的圣训集，而且他们忙于伊斯兰义理的研究和译著没有顾及圣训学的研究。在传统寺院教材中只有《虎特卜》和《艾而白欧》两圣训经被一些清真寺讲授，但这两本经每本只收录四十段圣训。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米什卡提》一经传入中国，并在西北一些清真寺首先开始讲习，才开创了中国寺院教育中系统讲授圣训的风气。此时的圣训全由阿訇们讲习，普通人无缘接触圣训。四十年代末期，《脑威四十段圣训》被庞士谦阿訇译成中文，后有马宏毅先生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选七百段圣训）中译本于五0 年出版，陈克礼阿訇的《圣训经》上册于五四年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圣训集流传不广。六十年代中期，陈克礼阿訇历尽千辛万苦在艰难的岁月中整理完圣训巨著《圣训经》（或称《圣训之冠》）的中下册，但由于当时极左政策的缘故，这部巨著无法面世。中国普通读者大量接触圣训、领略圣训的丰采是教门开放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期陈克礼阿訇的《圣训经》（上、中、下）的面世，至此，可以说填补了中国无大部头圣训经汉译本的空白。与此同时，汉译的《圣训百段》和《脑威四十段圣训》等零星圣训在社会上开始流传，阿文的《圣训选编》也在西北个别清真寺讲习。接着，《圣训珠玑》阿文版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促进了圣训在我国的传播，不久就出现了《圣训珠玑》的汉译本。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行，走出国门的穆斯林学子从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陆续带回了六大部圣训集，至此才结束了中国无六大部圣训的历史。九十年代以后，又有多种圣训集译本与广大读者见面，先后出现的有《布哈里圣训集》（正式出版的或未出版的有数种译本，而且新的译本还在出现）、《跟着穆圣过一天》、《清廉者的乐园》等。
由此可见，中国穆斯林大量接触圣训是相当晚的。圣训的传入尚且如此，圣训学的建立就可想而知了。近年来，随着圣训的大量传入和翻译，普通穆斯林接触圣训和应用圣训的机会也多了，这就从客观上创造了建立圣训学的环境。另外，为了不至于人人随意滥用圣训，在伊斯兰思想界和教法界制造混乱，编写一本圣训学方面的书是势在必行的。这就是笔者编写《简明圣训学》的初衷。
象所有学科的奠基之作一样，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要详细梳理圣训学在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和沿革不是这本以介绍圣训学基本概念为主旨的书所能囊括的内容。鉴于圣训学知识在中国尚且空白这一现状，当务之急是介绍最基本、最关键的概念，而不在于探讨过于细微的问题和梳理漫长的历史。其次，在编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各种术语和概念的翻译。引进一个概念并非易事，而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更难。笔者勉为其难地将各术语译成了汉语，便于中国学者顾名思义地理解它们所表达的概念，但其中定有不妥之处，各术语的翻译大有商榷的余地。笔者胆敢如此，旨在抛砖引玉，以便更好的专著，更恰当的术语被人带入这一新的领域。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第一个人的脚步，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道。愿本书象涉入圣训学领域的一条若隐有若现的足迹，得到后来者的跟随。愿圣训学在中国不会是个别人踽踽独行的幽径，而成为学者队伍积极开垦的热土。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友的关怀和帮助，在此致以忠心的感谢。特别指出的是，丁俊同学和赵玉龙同学给予的帮助尤为可贵，二君对各种术语的翻译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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