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经典，《沙米》固然不乏参考价值，它的历史地位也不容小觑。但除了古兰经、可靠的圣训，任何著作可对可错，就像除了先知，任何人可对可错一样。我们的弊端往往是，要么画地为牢，把传统经典与古兰经、圣训相提并论，甚至超越后者，做盲从主义；要么否定传统，另起炉灶，从而抹杀前辈伊玛目、学者既有的贡献。正确的做法，便是如大贤阿里所说，“用真理衡量人，而不是用人衡量真理。”

然而，当穆斯林由于偏离伊斯兰而走向全面衰落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中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生活常识，丢开西瓜，攥紧芝麻，并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假如他们把自己宗教生活中的这些选择运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中，他们必然觉得幼稚可笑、匪夷所思。

我认为，安萨里与伊本 鲁士德之间的“胜负”问题似乎也应从客观、现实、不掺个人愿望的层次去评定，而不是先入为主、一厢情愿式地加以主观臆断。安萨里及其著作在伊斯兰世界深入人心，近千年而不衰；伊本 鲁士德的哲学著作只是被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见于某些图书馆。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当你提到伊本 鲁士德时，民间几乎无人知晓，而安萨里及其思想却是有口皆碑，人人皆知。这一事实不是比理论更能说明问题吗？

在许多人对教门愈来愈疏远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再为一种功课的实施设置人为的障碍，不应该轻易否定推广一种功课的时机，也不应该把给人容易的伊斯兰人为地困难化。先知时代圣门弟子离教门那样近，先知尚且以宽大、容易为怀，而目前很多人与教门渐行渐远，我们更应该给人容易，而不给人困难。

许多穆斯林有一个误区，认为既然人的寿命已经定好，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那么，锻炼身体，注意饮食等等，纯属多余，都无法改变到时候人会死亡这个事实。他们言之凿凿

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宰牲本来是一个人为自己和家人举意，作为接近真主的功修。“古尔邦”意为接近，即接近真主，就是说，宰牲的目的是为了接近真主。宰牲节也称“古尔邦节”，由此而来。先知时代，以及圣门弟子时代，都是替自己、家人宰牲，家人当然可以包括已故的亲人。就是宰牲时，举意替自己、家人（活着的和已故的）宰牲，而没有有关专门替亡人单独宰牲的传述和记载。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专门替亡人单独宰牲没有证据，但可以把宰牲视为施舍，把回赐归于亡人。很多圣训证明替亡人施舍，其回赐可以到达亡人，这也是正统派的主张。换言之，专门替亡人单独宰牲没有证据，但可以把宰牲举意为施舍，回赐归亡人。

总之，宰牲节会礼前不吃东西，是可嘉，不是必须，而且它不是封斋，是一种圣行，基于对宰牲的尊重。开斋节会礼前吃点东西、尤其是椰枣，是圣行。

圣训中提到的三种人（学者、施舍者、战士）仅仅因为沽名钓誉而入火狱，而在今世里，沽名钓誉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除了自己或明显的外在特征外，别人又怎么知道呢？圣训中提到，一个圣门弟子新婚后的第二天上了战场，并以身殉职。别人告诉穆圣，他没带大净而死了。穆圣说：“天使洗了他！” 可见，作为人，我们的判断不免失误，因为我们的判断离不开我们已知的范围。未知领域呢？只有交付于真主了。

许多穆斯林有一个误区，认为既然人的寿命已经定好，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那么，锻炼身体，注意饮食等等，纯属多余，都无法改变到时候人会死亡这个事实。他们言之凿凿，古兰经说：“一个人的寿限来临之际，真主绝不会使之推后。”“他们既不能提前丝毫，也不能推后丝毫。”

谢赫伊本·泰米叶据此推出，一个人自认为礼拜中一抬手最佳，或自认为三抬手最佳，但他要去领拜的群众与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那么为了顾全大局、团结他们，可以放弃自己认为的最佳做法，而与他们保持一致，并指出这种做法才是“圣行”。谢赫说，“一种行为本来属于可嘉圣行，但如果做它会引发祸端，带来危害，此时放弃它就成了圣行。” 指出“真正的学问并不是认识善与恶，而是认识两善中的至善，两恶中的至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