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和人员大改组。回族报刊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封建主义尚未根除，民主意识已见端倪。丁宝臣、丁竹园、刘孟扬等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王浩然、王友三、张子文等开明宗教领袖的两支队伍形成。这为以新闻传媒形式开启民智，唤起回族人民爱国兴教提供了组织准备。《正宗爱国报》、《回文白话报》，以及《清真学理译著》等回族报刊的出现，显示了回族人民参与社会和关心国家命运的精神，是其自我教育，逐步提高民族素质的保证，为此后回族报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末民初回族报刊，是我国少数民族报刊史，以至中国报刊史上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末民初回族报刊丁宝臣 《正宗爱国报》

我们这里所说的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包括两个类型，一是由回族人创办或主持的综合性报刊，一是回族人创办或主持的专门性报刊。前者面向全社会大众，但是由于创办人或主持者是回族，对于回族和回族社会的报道与相关文论的刊载比例，较之其他综合性报刊要多一些；后者则不同，它是专门针对回族及其宗教文化进行报道与研究的，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专门性的报道与研究，向本民族与全社会宣传回族的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以扩大回族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增进社会对回族的了解，同时引导和教育本民族的人民坚持信仰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适应社会需要，成为对当时社会的有用人才。因此，虽然“专门”，但对于涉及全社会的国事要闻及相关文论时有发表。其读者对象虽然以本民族群众为主，但也可供对回族及回族社会有所关心或感兴趣的其他民族的人阅读。

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对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情况加以介绍：

一、回族报刊兴起的背景

(一)回族报刊的兴起是时代的需要

早在回族人士办报、办刊之前，一些关于回族和回族社会的报道和回族人所撰的文论等，就已经在其他报刊上刊载了。比如，1898年《新闻报》所刊的题为《各行其是》的消息，其中介绍了河北省保定西清真寺(现在当地人所称之“东寺”，即“河北省保定市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的教职人员与附近基督教堂牧师等友好往来的情况。以创《正宗爱国报》闻名的回族社会评论家、著名报人丁宝臣，早在其还悬壶行医的1905年，就已在相关报纸发表过不少文章，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最早一篇题为《回教人心最齐》(1905年)。文章从回族人如何团结一致共守民族风习的事迹，联系到当时为保护中国民族经济，抵制洋货的问题，指出：“中国的禁买美货，如果始终不松劲儿，跟回民学一学，没有办不成的”。与此同时，文章披露了著名回族先进宗教人士王友三大阿訇拟在北京牛街“寺院里设立汉文蒙小学堂，或半日学堂”，并号召“回民多看报纸，给国家和教中作个有用的人”的信息。对王友三的这一创举，作者进行肯定，同时指出这是“回民转弱为强”的契机。

应当指出，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变法维新、庚子之乱、辛亥革命的酝酿与爆发等，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动摇、社会人员大改组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虽未根除，但新的民主主义的意识已见端倪，人们正需要有一种东西来传递新的信息，开启灵魂心智。面对这一现实，回族的先进分子也像所有民族的先进人士一样，意识到舆论媒体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开民智的利器。他们不再满足于那种借助他人报刊发表议论的状态，而是希望创办自己的新闻媒体，以更多地宣传本民族，来讨论本民族或发表本民族人的相关文论等。

这是当时的时代大环境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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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族报刊的兴起是回族社会本身发展的需要。

同所有的民族一样，回族人民在上述的社会大变革情况下，也需要通过舆论媒体唤起本民族人民求生存，求振兴，求发展的意识。毋庸讳言，在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和回族社会本身所存在的种种并非本源的意识支配下，回族人民受到了更残酷的政治压榨，他们经济上贫穷，文化上也相对落后于汉族。这里，我们不妨扩展开来，分别予以阐述。

1．政治上被压迫。作为从先民进入中国本土已1300多年，正式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至今，也有700多年历史的回族，曾经在政治上饱受歧视、迫害，到清代更经历了被赶出家园，逃亡异国的灾难。众所周知，现在的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和乌茨别克斯坦等与我国接壤国家的相关地区，居住着十数万被称作“东干”的民族。他们操一口浓重的甘肃、陕西味儿的语言，穿中国清代传统服饰，会搞一手颇具中国回族风味儿的菜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就是100多年前被清代统治者镇压、屠杀的回民的后裔，而今却离乡背井成了异国国民，但仍十分怀恋着家乡故土。他们是那个时代回族人在政治上备受欺压的活证据。

与此同时，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回族没有出版及言论的自由。1913年担任《回文白话报》编辑主任的回族著名伊斯兰学者、教育家张子文曾在该刊撰文追述道：“从前专制时代，欲编译一部汉其他部(即汉文经书——引者注)，政府就来禁止你出版；欲合一个者莫尔提(即聚礼——引者注)，官厅就来取缔你演说。”1914年他撰写主持《京华新报·附张》的“启事”时，更指出：“历代以来”，回族与其他民族之所以“往往因纤芥小节，以致诽谤迭起，冲突时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历代专制国不准人民著作出版，未能将清真经史，早用中国文字语言，翻译成帙，坐是以亘古正教，卒不免庸俗人之訾议”。

因此，为了唤起本民族人民奋起反抗封建政治压迫，为了使其他民族对回族予以了解与认同，进而求得平等生存的政治环境，创办回族人自己报刊的要求，就成为社会的，时代的一种需要了。

2．封建专制的政治压迫也使回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十分艰难。那时，每逢回族的四大节日，各回族宗教场所乞讨者可谓数不胜数！1910年3月有关媒体刊出的消息披露：“本月初三至十四日，为回教圣人周年之期。十一那天，齐化门(即北京朝阳门——引者注)外中街礼拜寺举办圣事，本馆主人前往参观。其一切礼节，无甚稀奇，惟将一进寺门，看见那些乞丐，不知要有几千几百！询问该处的人，据说，数年前出散乜帖（即向外施舍——引者注）之家，现在也有要乜帖（即向人要施舍——引者注）的了，令人闻之可惨。”仅1916年1月的有关报章统计，当时北京设供向乞丐施舍的粥厂有十几处，每天去领粥的穷人计26000人，而其中回族的粥厂，每天就有2600人，超过城内非回族粥厂领粥人数约1000人。仅以上述“齐化门外中街礼拜寺”的粥厂为例，直到1920年仍在开办，有人做过调查，仅一天时间，到该处领粥的“回回”就有1808人，其中男子376人，妇女963人，儿童469人。

应当指出，清末民初由于长期专制统治的压迫，回族人不仅经济上贫穷，其族风也有日下之趋势，甚至一些回族厉禁的东西，如赌、毒、嫖等丑恶现象也有所侵入。面对本民族经济上，以及个别人精神生活堕落的状况，回族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爱民族的开明宗教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必须加强精神自救，唤起人们自力更生的意识。而能够担当此任的，唯有舆论的引领。人们痛感那种仅在其他报刊上著文匡正、宣传、教育的做法已不足以适应民族振兴的需要。于是，创办回族人自己的报刊，便成为了回族人的共同期望。

3．政治上的被压迫，经济上的困窘，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回族社会中，还存在着反对办实业、办学校的逆流，尤其是不重视学习汉文化的问题。据1907年的有关报章报道，正当北京通州清真民立第一初等学堂筹款拟开始新学期时，“××酱坊掌柜”却散布谣言，加以阻挠，结果该校竟未能续办下去。同年，另有报道说：“京南某镇礼拜寺有位阿衡”反对在寺内办汉文学堂，消息说道：“该处绅董，打算在该寺立一处汉文学校，教养回民子弟读书，省得他们游手好闲”，但此举却受到一位保守宗教人士的反对，说什么“念书有什么用处”，甚至胡扯“你们要知道，命里多大只是多大，何必五更半夜的奔忙？”也有的人称“念书干什么”，“只要能扛二百多斤，就是好小伙子”等等。

总之，长期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的贫穷及文化上的落后，都促使先进的人们感到，必须有自己的舆论媒体进行宣传、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认清振兴民族、求政治上的解放，求经济上的翻身的重要性。至此，建立回族人自己的报刊系统，就成了回族自身发展的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需要。

(三)两支队伍的形成奠定了回族报刊兴起的人员基础。

所谓两支队伍，是指清末民初在回族社会逐步形成的以丁宝臣、丁竹园、刘孟扬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以王浩然、王友三、张子文为代表的开明宗教领袖们。这两支队伍，前者主要活动于大社会中，但其思想也影响着在宗教场所中虔诚于信仰的回族群众；后者主要活动于清真寺内，但其开明的表现更显示在其活跃的范围远未受宗教场所的局限，常常会延伸到社会中。这两支队伍的着力点虽不同，但思想却十分一致，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阿汉两通。共同的理想，以及求本民族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翻身，求民族的振兴与发展，使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早在回族报刊创办与兴起之前，就已在相关媒体发表过颇有影响的文论或报道了。这一切，都为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兴起提供了具有相当素质的人才的准备。

总之，时代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宗教人士的结合，是清末民初回族报刊最终兴起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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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回族报刊和办报人

必须明确说明，回族报刊的研究到目前尚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如果说，回族史或回族研究是一个起步不早的科研领域的话（其中当然还有讹误和篡改），那么，回族报刊史的研究，更可以说尚是个空白，还是天地广阔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清末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可以找到的回族报刊共有130余种，除极个别省外，包括台湾省在内，全国已有31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有回族报刊。这里，还只能大略加以介绍。

(一)《正宗爱国报》及“五大报人”

1．《正宗爱国报》

《正宗爱国报》是清末民初出现的综合性日报。 1906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十月初一），由回族著名人士丁宝臣，在王子贞、杨曼青等支持下，创办于北京。社址初设在北京东琉璃厂附近东北园。1907年11月6日，迁至前门外煤市街小马神庙东口。1911年10月22日，定址在北京琉璃厂西门外（即今西口）南柳巷路东之两层楼房内。

该报以唤起人们“合四万万人为一心”，“让黄脸面，黑头发”的中国各族人民“痛痒相关，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万万年”为宗旨，并将“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等四件事，列为办报的“六大主意”中的重要内容。其“创刊号”，除刊有“牛街礼拜寺少阿訇王浩然君……打算到外洋游历，听说于九月十一日（即阳历10月28日）……到了香港，就这两天可以到阿拉伯国”等各类新闻之外，还在“演说”栏中刊出署名“王子贞”的关于《正宗爱国报的宗旨》一文。第五版刊出的丁宝臣署名的《请看本服的章程》一文，介绍了该报开设的各类栏目，以及凡“能够振起国民聋瞆的谠论名言”、“农工商矿各项技艺、东西洋教育家的新理新法”等稿约内容。

《正宗爱国报》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近代最早由回族人主持的报纸，它出版近7年，达2363期，发行最多至4万份，是当时继《京话日报》停刊后，影响最大，所办时间最长的报章之一。

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1918年4月，也就是丁宝臣遇害5年后，有人在当时的报纸上刊文评论说：“丙午秋，京话日报即停刊，即有数种白话报相继发现，如京话时报、公益报、进化报、正宗爱国报、国民报、京都日报、北京新报等等。其中宗旨正大的，当以进化、公益、国民与正宗爱国报为最，至于能够维持久远，有功于社会者，可就以《正宗爱国报》为专了。（着重点为引者加）……该报处于专制政府之下，仍能保全，且能主持正论，以尽报纸之天职，……自当首屈一指（同上）。其中一种旁攻侧击讥讽，不伤雅道之论调，确属不可多得，那是鄙人最爱最崇拜的。”



2．“五大报人”

(1)丁宝臣

丁宝臣（1876－1913）清末民初著名社会评论家、爱国报人。回族，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绍兴。名国珍，字宝臣，经名“萨利赫”，以字行。丁氏居德胜门外西村，至宝臣时已是7代，父丁善恩，是清末马甸清真寺之首事掌教之一，其膝下四子（子良国瑞、宝臣国珍、少三国璋、子瑜国琛）。宝臣排行第二，5岁过继于伯父——著名中医丁德恩为子。父、叔二人，均经、汉、医兼通，事业发达，使宝臣少年时代就习经熟文，思想开展。丁宝臣幼年曾先后从王友三、马梅斋、马玉麟诸回族开明大阿訇攻读阿文，达到能读、会写，并可对话交流的程度。

1898年左右，他只身游历山东一带，视野逐渐开阔。1900年“庚子之变”后返北京，投当时正在密云县清真寺任职的王浩然处深造。1903年在其门下“蒙众回绅赠万名幛一轴，配幛二十余方”而卒业成名。但其目睹国弱民穷，山河破碎之景，没有担任教职，而是一面从叔父在其“德善医宝”行诊，一面秉笔号呼，发表文论。1905年至西单牌楼清真寺，独立行医，并兼理《天津商报》撰稿人之职。1906年4月，出版《清真启蒙》一书，提出关于回族应“兴工艺厂”和清真寺应“立半日经汉学堂”的主张，引起保守宗教人员的惊诧，一度掀起轩然大波，被斥为“忤逆”、“反教”。不久，被迫迁回“德善医室”。此后他继续在有关报章上著文——《尽人力就是知天命》、《回回诉委屈》，坚持为振兴民族、宗教，富民强国的改革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主张尚不被一些人理解，因此，有人甚至进行恐吓，威胁其不准“再在报上演说”。为了真正冲破保守意识的阻挠，宣传正确的道理，开民智、启民风，这一年11月，丁宝臣愤然弃医，在友人王子贞、杨曼青，以及四胞弟丁子瑜的支持下，创办了迄今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份回族人办的报纸——《正宗爱国报》，走上了以“开通民智”、“传达民情”、“匡正时弊”、“鼓吹爱国”为天职的新闻事业的道路。该报“守正不阿”、“主持正义”，坚持7年之久。在与之同时出现的《京话实报》、《公益报》、《进化报》、《国民报》、《京都日报》、《北京新报》中，这份报纸被誉为“宗旨正大”之“最”和唯一“维持久远有功社会者”。丁宝臣不仅担任“总理”，策划出版、发行，兼做编、采工作，还在该报及其他报纸上撰写了大量社会评论及新闻作品，其中发表于创刊号上的《请看本报的章程》，以及其后在《大呼我国同胞》、《将来之阿衡》、《信》、《我不由得大喊三声》、《大呼教养局习艺同胞》、《医生劝医生》、《十年之后方知我》、《北京社会之糟糕》、《说合群》、《立宪之大纪念》、《死而后已》、《传真方卖假药》、《眼光必须放大》、《救危险之要策》、《请废鸦片旧约》、《再说说请废鸦片旧约》、《与客谈》、《钱商倒闭宜照章办理》等，不仅今天读来仍堪称脍炙人口之作，而且为我们研究作者的思想，以及清末民初时代的回族，乃至中国社会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1913年7月，该报刊出抨击时弊的评论，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积怨于袁世凯政府，被勒令停刊。 8月1日，宝臣被捕，19日遇害，终年仅37周年（虚称38岁）。这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被北洋政府杀害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报人。

(2)丁子良、刘孟扬、张子山（兆龄）、张子歧（兆麟）和他们各自的报纸





a. 丁子良与《竹园白话报》

丁子良（1872－1932）清末及民国时期著名社会活动家、评论家，爱国报人、医生。回族，名国瑞；字子良；别号，竹园。以别号行。丁氏世居北京德胜门外西村，从事牛羊行业，至父、叔这一代，逐渐知识化，经汉医皆通。受父辈影响，子良幼时亦习经攻文，且于医道尤为酷爱。所以，年仅21岁时，就悬壶于北京德胜门外关厢一带，独立应诊。1895年，他携眷定居天津，一面行医，一面关心时事政治，参与社会活动，并挥毫著文，抨击时弊，畅言个人理想。从1897年起，他先后撰文于《直报》、《大公报》、《中外实报》、《社会教育星期报》、《正宗爱国报》，以及《民兴报》。1907年他创办《竹园白话报》，使其抑恶扬善，充满为民请命和爱国爱民族情感的时评、论说，以及寓言故事等佳作，又多了一块面向大众的园地，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1907年，《正宗爱国报》辟专栏所选之亦庄亦谐的“竹园白话”，甚至被“呈御览”，而受到思想趋向开明的光绪之赞许。

据不完全统计，丁子良在天津35年间，仅1924年开始成集的24本《竹园丛话》中，就收入其作品626篇，达百万余言。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历史、民族、宗教、天文、地理、水利、交通、体育、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几乎涉及到工农兵学商等各个行业。他为人们研究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和近代回族史留下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丁子良是一位爱国者。1907年9月，清廷颁布了禁烟“上谕”，他立即响应，除撰写了大量宣传鸦片毒害，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向我国运卖鸦片毒品罪行的文章外，还积极开展社会活动。1910年11月，他与刘孟扬（我国文字改革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始人）等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倡导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恢复禁烟主权会”（后更名为“中国国民禁烟会顺直分会”）。1911年4月，他又邀请刘孟扬等人成立了“国民求废烟约会”，任会长兼“求废烟约”代表，赴京请愿，为彻底废除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而奔走。

作为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和医生的丁子良，在繁忙的工作及伏案写作中始终不忘，恪尽医疗工作者的职守。1895年到津不久，即在寓所泰安里3号，创办“敬慎医宝”，以“审慎敬业”自勉。后扩大规模，又在大安里55号设立分诊所。1906年，他倡议报请的“医学研究会”成立，他边组织研讨交流活动，边开展疑难病症会诊，边总结经验，拟定医学论文，收集古今中外医学典籍。据1908年统计，他任职会董的一年多时间里，该会所藏各类医学典籍就达200部。他的“丁制坤顺丹”，以及关于“私制消咳膏”、“红色蜜药”的研制，并《说疫》、《治痢捷要》、《增补瘟疫》等著述，丰富了医学宝库，也为后学者的理论学习及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b. 刘孟扬（1877－1943）与《民兴报》

刘孟扬是刘清扬（周恩来、邓颖超的同学——“五·四”爱国学生、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少数民族办的第一张妇女报纸《妇女日报》的创办者）之兄。原名“梦扬”，是我国文字改革事业的重要先驱者之一。1909年有关报纸介绍其资料如下：

“刘孟扬，原名梦扬，字伯年，天津县回教人，现年三十二岁。二十二岁以冠军入学，曾应大公报馆之主持笔政，光绪三十一年因抵制美约过力，大公报被禁，适天津商会创办天津商报，乃约充该报经理。又经过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约充书记官兼充课长，自是宦海沉浮三年之久。然生性憨直淡于仕进，现又脱离官界自行组织《民兴报》矣。光绪二十八年在天津创设公益天足社，一时不缠足之风大开。本年在天津创设风俗改良会，赞成者甚众。”据研究发现，刘孟扬的著作有《庚子拳匪变乱》，未及刊印，原稿现已遗失。《警察职守事宜问答》，经当时的天津南段巡警局刊行。《中国音标字以罗马字造成》、《中国音表学万字》，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重要文献性著作，后者曾由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今语文出版社前身）出版。此外，还有《京音识字简编》，未知所在，需要进一步挖掘。

《民兴报》 1909年3月7日出版，当时所刊广告云“本报以正民德、开民智、达民隐、作民气为宗旨。议论公正，词义浅显，新闻精确，小说新奇。”

C. 张子山（兆龄）（1869－1909）、张子歧（兆麟）（1865－1939）与《醒时报》等

张氏为兄弟，幼时二人同塾读书，每日同去同回。1907年6月4日创办清真学校，同年又创办《醒时汇报》。1909年2月10日（正月二十日）创办《醒时报》（1909－1945）。张子歧在办报伊始，曾对其弟子山说：“二弟的学问比我强得多，你就担任主笔，关于稿件的取舍，及印刷支配，由子山负责。”并宣称《醒时报》的宗旨是“代表舆论，为民众作喉舌。”

张兆麟，回族，祖籍河北通县。传晚清宫廷武官之后，幼年家道中落，1906年赴东北，因感于国情，创办《醒时汇报》，1908年赴沈阳等筹办《醒时报》，12月获官署准予发行。他自任社长，聘营口塾师孙普笙为主笔，其弟兆龄为副主笔。张兆麟是一位拥护维新变法的爱国者，热心开通民智，尤重国家主权。1910年10月左右奉天省咨议局催开国会成立，他被举为回民代表，去北京递请愿书。这年的一天，张在营口目睹英国轮船“子午号”欺辱中国乘客，愤笔揭露其丑行，隔天见报后，英方向奉天省总督府提出交涉。营口警察厅传讯张兆麟时，张以“亲临目睹”且有书证在手，迫使英人理屈词穷。后来，子歧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思想活动：“子歧一想，本报主张公论，正大无私，何不再接再厉，坚持到底，在报上提倡招商集股，募收股款我国自造轮船，航行海面，实行客运、货运，抵制子午轮船，撤消他的营业？”于是该报续做报道，并呼吁国人自办海运，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

1909年9月，当《正宗爱国报》创办一千号纪念时，张子山曾撰文说道：“北京爱国报主人丁君国珍，字宝臣，其胞兄天津竹园报主人丁国瑞，字子良，现为民兴报义务演说员，又为天津医药研究会会员，其友民兴报主人刘孟扬，鄙人张兆龄，字子山，亦为其友。我们这四人，又同教（清真教）又同业。”因而，《醒时报》与《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民兴报》被称之为当时的“四大回族报纸”（实应称“回族四大报人”。因为这四张报纸是面向社会的综合性报纸，只不过因为办报人是回族，关于回族的报道刊出的数量相对多些就是了）。可惜，子山著文不久便故去，《醒时报》的经营、编辑便专由其兄子歧担任，所以我们又称之“回族五大报人”。

总之，回族报纸的出现与发展，为一切怀着兴实业、振民族、强国家的宏图大志的回族先进分子，提供了借以冲破阻力，向着回族，以及全社会的人们呼唤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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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报纸

1．《爱国白话报》与马太璞

《爱国白话报》是民国初年继《正宗爱国报》停刊后，又一份由回族人创办的综合性日报。 1913年7月30日出刊。总理马太璞是中国回教俱进会会员。该报社址在北京前门外草厂胡同路南。根据该报关于《出版百日纪念》一文的概括，其办报宗旨是：(1)注意国计民生。即：凡关于饥寒困苦、流离失所的现象，以及鬻妻卖子、投河自缢等社会新闻“无不尽情登”，目的在于“一则警告无业的急早自谋生计；二则亦教一般阔老知道知道”，以使“普通人民各有正当营业”；(2)提倡精神文明、道德风范。“或加以指摘，或发为评论，庄谐杂出，警劝兼施”，以期“力挽颓风，把人心风俗矫正过来”；(3)倡导慈善事业。编者表示：“虽明知今日一般阔人物，绝不在此事情上注意”，但仍愿“不遗余力”，期冀“万一若有被本报感动，而大发善心的，也不枉本报提倡的力量。”

由此可知，该报大体还是属于为民请命一类的媒体。但是，由于《正宗爱国报》的被迫停刊，以及总理丁宝臣的被杀害，这份后起的《爱国白话报》，就显得不似前者那样的棱角分明，它公开表示，不谈“政党”，对于时弊之针砭，也不如《正宗爱国报》来得尖锐与深刻。所以，虽然办报时间较前者多了近4年，但影响力却远不及《正宗爱国报》深广。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的报头部分，除与其他报纸一样标出每天的阳历与阴历日期、星期，以及总期序号，即“大中华民国二年阴历七月三十号”、“阴历岁次癸丑六月二十七日”、“第一号”，以及“星期三”的字样外，还专门标出：“清真礼拜五”、“清真礼拜日”的字样，以此显示该报系回族人创办的特点。该报约至1923年左右停办。

2．《京华新报·附张》与张子文

《京华新报·附张》是民初一份报纸的副刊。1914年1月4日正式推出，由著名回族伊斯兰学者、社会活动家张子文主持编撰，其宗旨在于“以宗教维持社会风俗”。编者在出刊“启事”中，曾指出：“历代专制国，不准人民著作出版，未能将清真经史，早用中国文字语言，翻译成帙，是以亘古正教，卒不免庸俗人之訾议”，而“自共和成立，信教自由，研究清真教者，既日益加多，而回教未曾习经，只知当然而不知所以然之人，亦恒不少”，因此，决定“将吾教天经史传中，有关当今世道人心者（着重点为引者加），译成普遍官话”，“籍以新阅报诸君之眼目，而期正教之昌明”。

该“附张”共设两个栏目，一栏为“清真正史”，主要内容是介绍“上古经典，编译汉文……以备研究宗教之考证，籍以开通清真教民深悉本教历史之沿革”；另一栏为“雷门鼓”，主要内容是“编译经典中有关政治、法律、军学、教育、商贾、农工等故事，及本教古今通俗各礼节暨中外历代君王重视本教之纪实”。

“附张”坚持时间虽不长，但影响为深，直到1930年还有人在《月华》上连载文章“分段追述回忆”个人读该报之经历及感受。尤其是“附张”所涉之广泛内容，对于研究回族社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社会风俗等，都提供了相应资料。

主持附张的张子文（1975－1966）先生是中国伊斯兰教大阿訇、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回族，名纯德；字子文；经名艾布·伯布尔，以字行。族望河北沧县，为“兆河张氏”谱记之第十六世。生于辽宁本溪市。幼习儒书，16岁中秀才。先后投于海思福（海大爷）、李希真、刘玉堂（刘二爷）、马玉麟（马大爷）等诸大阿訇门下，1900年穿衣挂幛后，历任保定西、北、东各寺，以及定兴、易县等地，经汉两通，精于阿、波、德、俄四国语言。1903年，应王浩然之邀，到北京西单牌楼清真寺（时亦称“牛街下寺”）为首任教长。1908年，牛街清真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成立，与达浦生、李云亭等北京多名阿訇共兼阿文教学。1909年参与创办北京“清真教育会”，担任该会《清真杂志》、《清真白话报》、《北京民报》总发行人，期间赴任马甸清真寺，创办北京第一所经儒学校（亦称“经汉大学”）。1912年2月，携弟子马松亭（建国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会长）、杨明远（建国后任北京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张鸿韬等赴花市清真寺，提出关于回族子弟应“多读中外文，将来才能立大事业”的主张，指出要实现于此，一是“应由各寺院阿訇掌教，极力劝导”，二是“更宜稍加强迫”，并身体力行，继收马善亭、李廷相、赵铭周、朱开祺、张耀亭、王敬一等，共计18名，亲授阿汉两学，改“清真第五学堂”为“清真文化小学校”。7月，他与王友三、王浩然、安静轩、王丕谟、穆子光等共同发起创办的中国回教俱进会，在该寺成立。9月，参与组织该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与之会见，亲聆其关于“五族共和”、“振兴中华”的重要讲话，并与马邻翼、王浩然等7人同中山先生合影。是年底，应召与王浩然同往蒙藏事务局组织创办《回文白话报》，兼编辑主任。

文章引用自：





(三)主要刊物

1．《醒回篇》

1908年由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创办，三十几人中，有阿訇、有女学生。埃及的一位军官为该刊题写阿文刊名：“伊斯提噶祖乐伊斯俩目”（唤醒伊斯兰）。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回族刊物。保廷梁为编辑长。只出一期。

2．《回文白话报》

《回文白话报》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创办。阿汉双文排版，16开本，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这些文章与其后该刊陆续刊出的《说回教教规暗合共和真理》、《回族宜讲求地利说》、《论回族赞成共和方与教旨不悖》、《回族缠民亟宜求学以其进化论》、《伊犁屯田宜变通并劝回民兴农业刍言》、《回文须广译书籍说》等，为研究民初回族社会的思想、文化，以及回族人的心理等，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

该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 1913年8月20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进化于大同耳”（见1913年第9号）。

王浩然（1848－1919），是清末民初回族伊斯兰教界泰斗式人物，是清末以来回族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王、张二人是中国回教俱进会的领导者。他们一面担任会务和阿訇之职，一面从事这个繁重的社会工作，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不仅使这个刊物受到了回族和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读者的欢迎，而且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最高奖赏——嘉禾章。当时的《爱国白话报》载文予以报道时指出：“回教大阿衡王浩然先生，对于宗教国事，非常热心，以蒙藏事务局聘充《回文报》主笔。自此报出版后，西北边事，颇受好影响，大总统甚为嘉许，特奖给五等嘉禾章，以示优异。又以张子文阿衡，襄助王浩然君，不无微劳，亦蒙奖给七等嘉禾章。按：回教阿衡中，素称开通者，固不乏人，然如王、张二君之品学兼优，洵属首屈一指。今特奖徽章，可为回教前途贺。”

该刊出版至16期后，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1915年4月复刊，更名为《回文报》，编辑主任改由王朝尊（王浩然过继之子）担任，马善亭任编辑。

3．《清真学理译著》

《清真学理译著》为民初回族宗教刊物。1916年2月22日创刊。该刊由当时北京菜、果两行商会的回族群众资助，中国回教俱进会所属“教务讨论会”编辑出版，“清真学理译著”社自办发行。王友三为编辑主任，王静斋、李云亭、王浩然、王振海、张子文、沙峨亭为编辑，安静轩、王子馨、马乾三为经理人。

该刊创办在袁世凯称帝之年，而其办刊声明却说“本译著纯系宗教性质，决不涉及政治，以明政教界限”，似应予以注目。它强调专以“阐扬教理，发挥学术”为宗旨。对此，由张子文所撰“发刊词”中有进一步明确说明，即目的在于“将经典中之各学理，捡有功于社会进益者，择要译著（着重点为引者加），使教法日渐灿烂于天下，且可供研究学理者之一助也”。为此，这个刊物开设了“论说”、“天经译解”、“至圣训语”、“清真典礼”、“教务纪事”、“至圣实录”、“列圣历史”、“清真卫生”、“清真通诠”，以及“中央政闻”、“谈丛”、“来稿”、“附件”、“答问”、“问答”等十余个栏目。第一期除刊有各界人士的“题词”、“弁言”、“祝词”等共7则和张子文、李云亭分别撰写的“发刊词”2则外，还发表了孙绳武、王静斋、王浩然、李云亭、张子文、赵斌（以目录顺序），以及军官学校回族学员马德乾等15人“致孙燕翼函”等有关经卷的译著和文稿。由于社会环境之动荡和经费不足，该刊只出了一期。虽然，但其丰富的内容，仍是我们研究民初回族及其宗教状况的可靠资料。

对此刊，后人有评论指出：“虽然只出版了一期的创刊号，但对以后回族报刊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它是应时代需要而诞生的，为推动各族穆斯林文化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论者认为，该刊是“早期回族报刊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份刊物。”（2000年3期《回族研究》李习文《立足学术问题，面向穆斯林大众》）。





三、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历史作用

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是我国少数民族报刊史，以至中国报刊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它具有下述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一)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丰富了那时的报刊内容，显示了回族人参与社会和关心国家的精神。

正如前边所讲，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回族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了其他民族不能替代的压迫与压抑。因而他们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参与社会，特别是对国家大事更没有机会和阵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及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落和最终的灭亡，特别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共和政体的确立，回族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较之先前无论如何是有所改观，并开始走向发展了。回族报刊的兴起，使回族人有了自己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以至于国家兴亡等发表见解的阵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回族报刊的兴起显示了回族人从闭关状态开始走向开放，显示了回族人对社会的一种参与精神。比如，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先生辞职，袁世凯走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时，《正宗爱国报》就连续四天刊出回族人所写题为《敬告袁大总统》、《再敬告袁大总统》等署名文章，对其在用人、立法、理财等方面的腐败现象予以指摘和警示，态度鲜明，措词严正，充分表现了对国家，对国计民生，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乃至其文化侵略等关注的主人翁责任感。许多回族人士也在自己的报刊中得以自由议论。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已从先前的自在状态，逐步走向了自为的行列。

(二)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兴起，也使回族人民自我教育，以及逐步提高民族素质的活动有了重要的保证。

应当指出，早在回族报刊兴起之前，回族人民的自我教育，以及逐步提高民族素质的活动，往往是通过开明宗教人士的译经讲教的宣传方式来进行的，其主要场所，或者说主要阵地是囿于清真寺内的，尽管在诸如戒酒、禁毒，以及杜绝丑恶行为的精神文明教育上，寺院的教育可以收到相对的效果，但是，从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与制约力的角度讲，则还需要报刊媒体的更强有力地引导和共同努力。所以，我们以为，回族报刊的兴起，从另一方面讲，拓宽了回族人民自我教育的阵地，从形成社会合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重要保障。

(三)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兴起为以后回族报刊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如我们在上述内容中所谈到的那样，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回族和回族人所办的报刊有130多种。但是，这其中处于民国中后期的则占了绝大多数，应当毫不隐讳地讲，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兴起，为中后期回族报刊的创办及回族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范例。

比如，在我国回族中影响颇为深远，办报长达18年的北京成达师范的《月华》吧，它创办于1930年的北京，远销全国各省，以至于海外。其宗旨宣称：“一、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二、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三、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和地位；四、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五、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六、提倡中国回民之教育与生计。”这样的“宗旨“，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较之清末民初的《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报》，尤其是《京华新报·附张》，以及《回文白话报》更上了一个水准。但是，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月华》创办者中，那些曾亲身经历过清末民初回族报刊兴起的人们，他们的办报思想、办刊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从早期的回族报刊中获得滋养。

此外，还有 1925年2月6日在北京西单清真寺创办的《穆声报》、1927年北京天桥清真寺创办的《震宗报》，以及其他地区的《古尔邦》、《北京小报》、《清真旬刊》、《清真铎报》、《伊光》等，它们或专攻，或综合，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早期回族报刊的启示。比如《穆声报》所申明的关于“纯以昌明教理，剖析疑问，提倡教育、慈善事业为宗旨”的办报想法，今天读来，都与《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报》、《清真学理译著》等的相关文字、说法有相映成辉，似曾相见之感。

(四)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兴起丰富了同期报刊事业的内容，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回族报刊是少数民族报刊，也是中国报刊事业的重要组成内容，它不是游离于这份事业之外的，而是与整个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无论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清代末年，还是民主主义思想得到相对充分发挥的辛亥革命、共和初建时期，回族报刊与当时的一切媒体是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著名的《正宗爱国报》的创办者丁宝臣之为正义的呼号，以及其英雄就义，不仅是回族新闻工作者，回族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新闻人的骄傲。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兴起，应当说是回族人在我国新闻事业史上写下的不可小视的闪光的一页。

（作者张巨龄回族 1941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



注：本文是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报刊史》（项目号：01BXW003）中作者所撰写的部分。

参考资料：（全部为首次公布的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相关原始资料）

《正宗爱国报》

《爱国白话报》

《京华新报》

《回文白话报》

《清真学理译著》

《醒回篇》

《醒时报》

《月华》

《震宗报》

《穆声报》

《张子歧自述六十年》

《缘苑钩沉——张巨龄回族史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