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藏文形成于7世纪，一直沿用至今，文献丰富，汗牛充栋，是我国和世界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敦煌出土的大量吐蕃文献，对研究唐代吐蕃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唐人所记吐蕃史，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加上政治、军事常处于敌对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记载多有不确，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时有所见。④（注：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再版前言》［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9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作为同时代的藏文历史文献，记载准确，不像后世藏文文献那样因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掺入了诸多传说成分，故而能够在许多方面填补吐蕃史的空白，又可为汉文史书的记载提供印证，纪年清晰明确，成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⑤（注：［法］麦克唐纳著，耿舁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藏语言对甘肃社会历史影响很深。甘肃境内至今大量存在的藏文地名，不仅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更是藏文化在甘肃社会历史中留下的宝贵印迹，这些地名在今洮河、白龙江和大夏河流域、河西的广大地区尤其普遍，如炳灵（万佛）、八松（三顶帐房）、官鹅（沟口）等等。在这一区域内，藏语对汉语方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些方言直接引用了藏语词汇。藏族文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在甘肃社会生活中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世界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发源地之一即在甘南的玛曲县境内。藏语称“拉夏”的格言，是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拉卜楞寺贡唐仓三世所著的《水树格言》《世故老人之劝世箴言》等闻名中外，脍炙人口。在甘肃、西北乃至全国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至今在西北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花儿”，即由藏族民歌“拉伊”发展演变而来。作为藏族绘画艺术主要流派之一“热贡”艺术主要流行区的甘肃藏区的雕塑绘画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藏族歌舞艺术更是甘肃歌舞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藏族歌舞，今天甘肃歌舞艺术舞台是很难完善的。藏族音乐以其深沉而优美动人的旋律深入人心，无论是其宫廷音乐、民间音乐还是佛殿音乐，都受到各民族群众的喜爱，“藏歌热”经久不衰。藏族舞蹈种类繁多，如锅庄舞、弦子舞、踢踏舞、热巴舞及宗教舞蹈“羌姆”等，对各地群众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藏族说唱艺术也是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深受群众欢迎。藏戏特别是安多地区藏戏“南木特”，综合西藏藏戏、羌姆（拉卜楞宗教法舞）、京剧、民间歌舞等艺术形式，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誉，每逢演出，观众数万，影响甚大。同时，甘肃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众多寺院，珍藏了大量的卷帙浩繁的各类典籍，除宗教、哲学外，还包括文化艺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及医药等各个方面，仅拉卜楞寺即珍藏有10余万部。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再次是藏医药的影响。和中医药一样，藏医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通过自我医疗经验的积累并且博采中医、印度医学、尼泊尔和阿拉伯医学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熔藏族古代哲学、天文历算学、生物学、化学于一炉，并同藏传佛教紧密结合，是祖国传统医药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对生理、病理的认识，高度概括为“龙”、“赤巴”、“培根”这三种机能在人体上保持平衡，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有疾病就意味着这三种机能失调。在具体运用中，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护理，则以寒、热、虚、实、表、里作为辩证施治的准则。在总的治疗中，含有汗、吐、下、和、消、清、温、补的8法作用。按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将病理分为病因、依所、类型，具体分为男子病、妇女病、幼儿病、老人病与普通共有病5类。前4类是男、女、老、幼的特殊病，如男子病有13种，妇女病有32种，幼儿病有8种等。普遍共有病又以三邪、首要、病位、病种4个方面分类，每一类为101种，共计404种。其中由“龙”（在生理上表现为动气的功能）盛引起的101种，有“赤巴”（在人体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产生体温、帮助消化、保持气色，并使人生智、壮胆、明目）盛引起的101种，由“培根”（在人体的功用主要是供营养、长脂肪、润皮肤、调节体质胖瘦，使人耐心、温和、味觉灵敏）盛引起的101种，其余101种为外因“邪恶”环境所致。这处独特的藏医理论是藏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在藏药中，共有2000多种植物、159种动物和80余种矿物可以入药，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医药都难以比拟的。藏医不仅为藏文化系统内多民族的医疗保健发挥决定性作用，也为汉族和其他民族所接受。早在元明清时期，上至朝廷皇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大量利用藏医藏药的事例。明代李时珍所编的《本草纲目》中，就载入藏药多种。在甘肃各地，民间医药实际上是汉族中医与藏医的融合。“目前，200多种藏药已经被列入国家药典，336种藏药被载入国家卫生部颁部标准。36种藏药已被300多家中西医著名医院采用。40多种藏药制剂已有了批准文号，14个藏药品种被列入国家传统医药保护品种”。①（注：陶柯：《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M］，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院、夏河县藏医院、拉卜楞寺寺院门诊部每年就诊人数达10万人次，其中将近一半是汉族和回族，也有不少外国游人。

　　第四是风尚习俗方面的影响。佛教思想影响与高原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藏文化系统各民族，其吃苦耐劳，纯朴敦厚，好骑射，尚勇武，珍爱生灵，崇尚自然，尊老爱幼，乐于施舍等优良传统和生活习俗，不仅是藏族社会意识与风俗民情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态之一，而且影响和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之中。由藏族浪山活动、采花节等发展演变而来的“花儿会”，至今仍是甘肃大部分地方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民间节会；庆贺佛诞日的农历“四月八”庙会是甘肃各地最普通的庙会节日。其中浪山活动已成为甘肃各风景名胜地旅游节会的基本形式，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和省内外游人参与其中。

　　总之，从历史到现实，甘肃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藏文化的烙印。作为藏文化的传播中心，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正是藏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中地位和影响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共有佛教寺庙4396座，其中汉传佛教寺庙仅有200多座。①（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宗教志》［Z］，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第112页。）由此可见，藏文化在甘肃的影响之大。

　　三、伊斯兰文化的地位与影响

　　在甘肃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外来文化，虽然传入的历史不及汉文化与藏文化悠久，但在甘肃境内形成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明史》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②（注：《明史》［M］，卷332，《撒马儿罕传》。）说明白元代开始，甘肃地区的穆斯林就已经很多了。及至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已无处无之，至清中叶，已有甘肃回多于汉的记载，故而出现“回七汉三”之说。③（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民族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随着穆斯林人数的急剧增长，逐渐形成甘肃和整个西北社会中的重要力量，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激烈碰撞中日益实现本土化并发展壮大，从而最终形成了与汉文化、藏文化共同构成甘肃地域文化的格局。以元代东迁的中亚穆斯林人口为核心，甘肃境内的汉族、藏族、蒙古族等当地民族中一部分人在明、清以来的数百年中，也逐渐在各种历史机缘中融入回族等当地穆斯林民族中，如清乾隆时在虎夫耶学派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传教中，原属甘肃的今青海境内卡日岗地区部分村庄的藏族群众接受了伊斯兰教义，集体加入伊斯兰教成为花寺门宦的教民，后来便成为回族。武都陈氏家族原为当地的汉族大户，清末贡生陈洪畴祖父为清营书吏，因为读《古兰经》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其子孙亦成为回族。今临夏大部分地区原是韩、何、王等土司所辖藏族地区，明清至民国以来，藏族越来越少，基本上成为集中的回族聚居区，数量众多的原藏族村落仅保留了藏族地名，而居民已全部成为回族或其他穆斯林民族。回族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又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甘肃回族人口分布广泛，除64．57％的人口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外，其余35．43％的人口遍布全省各地。说明除现设自治州、自治县和回族乡等行政机构的地方集中居住外，在全省其他地区特别是城市和重要集镇，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回族居住人口。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省86个县（市、区）均有回族居民，④（注：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 中国民族人口资料》［Z］，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84—686页。）其中回族人口不足百人的有6县，百人以上千人以下的29县，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32县，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12个县区，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2个市县，10万人以上的5个市县。正是回族为主体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的这种分布状况，使伊斯兰文化在甘肃的影响从地域范围来说，是非常广泛和普遍的，远不止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口本身的范围。

　　由于在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汉、藏、蒙等多个民族成分，同时通用汉语和汉文，加之包括聚居区在内的各地回族均无纯粹的穆斯林居住区而与汉族杂居，回族深受汉文化影响。甘肃境域内的伊斯兰文化，就其特点来说，一是影响范围广泛，遍及全省各地城乡；二是具有许多重要的地域特点，“甘肃是伊斯兰教各种派别的重要产生地之一，但究本溯源，同世界伊斯兰教的派别一样，分别属于逊尼和什叶两大派。这些派别的教义教理在中国表现为大同小异。格底目、伊赫瓦尼、赛莱非耶、西道堂与虎夫耶、哲赫忍耶、嘎的林耶、库布林耶四大苏非学派及其四十多个支系门宦都属逊尼派”。⑤（注：马通：《甘肃回族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5页。）三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回族为主的伊斯兰文化范围内的各民族多次掀起反抗朝廷压迫统治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以及清末至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临夏籍回族军阀马安良、马步芳、马鸿逵家族势力对甘、青、宁的统治，使具有甘肃地域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在较长时期对甘肃乃至西北和全国，都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一种文化体系，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作为伊斯兰教各种派别的主要产生地之一和穆斯林人口过百万的甘肃，伊斯兰文化在全省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伊斯兰教教义、教规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伊斯兰教义学认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即忠主、顺君、孝亲。又认为伊斯兰教的“五功”同儒家的五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说五功指念、礼、斋、课、朝，是尽天道，而仁、义、礼、智、信则被称为“五德”，是尽人道，这些是人类人格完成必须修持的两个方面。①（注：《文史知识》编辑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合编：《中国伊斯兰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页。）伊斯兰教所主张的守贫、苦行、戒欲和忏悔，对人们的思想修养和人格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清末临潭县回族秀才马启西所创建的西道堂教派，既是一个伊斯兰教派，也是一个在中国实践穆罕默德“乌玛”制度集体经济的宗教社团。这个团体把教民团结在“乌玛”内部，形成一种以宗教维系的经济群体，把追求精神归宿的心灵向往和世俗生活的事务活动结合起来。教民过着集体生活，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平等消费，财产公有。在宗教活动方面，严格履行“天命五功”、“人道五典”，实践“三乘之道”，坚持“六信”，重品德，讲信义，修己爱人，至于爱物，以达到人人向善的目的。在礼仪方面对门宦教派的特点兼收并蓄，教主集权终身，但不世袭。主张移风易俗，倡导男子不留长辨，反对女子裹足。在教育方面主张重视办学，男女儿童入学念书，不强制儿童念经。经营管理方面农林牧商学并举，尤其重视商贸经营。西道堂的集体生活方式维持了68年，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时才结束。西道堂的主张，“颇得汉、回、藏等民族群众之心，因之入堂者日众。创教百年，教徒达数万人，遍及甘、宁、青、新、川等地”。②（注：甘南州志编委会：《甘南州志》［Z］，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722页。）西道堂是中国历史上践行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创举，对甘肃的社会思想史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穆斯林对甘肃商贸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以回族为主的中国穆斯林，由于历史的渊源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历来就是善于经商的民族。由于回族集中的河州（今临夏）、洮州（今临潭）等地是汉、藏交界地区，自宋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青藏草原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市场，商业贸易非常繁荣。商贸特别是对藏区的民族商品贸易，成为回族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经营活动。回族商人的商贸活动所到之处，就是伊斯兰文化传播所及的地方。同时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形成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拼搏创新、追求幸福的经商精神。据《临潭县志》记载，“在1945年前后，临潭回族商人商贸网点即遍布20多个省市，仅西道堂就拥有商号15座，商队11支，遍布在甘、青、川、京、沪等地，资金总额达200万银元。”《临夏州志》记载，“1950年全区（临夏专区）私营商业共2519户，其中回商2057户，1953年发展到4295户，从业7667人”。“到1978年底，全州个体工商户为2081户，从业2346人。到1985年底，发展到8837户，11905人”。1992年7月8日《甘肃日报》刊载《临夏5000余人赴拉萨经商务工》的消息说，经营百货、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烟酒副食、民族用品等商店和固定摊点，有1000余家，约3000人；跑运输、贩运皮毛的约有2000人。在拉萨最大的藏青和冲赛康商场，百余名临夏人租柜台经营。在八廓街，资金在百万元以上的商业大户就有10多家，50万元以上的大户约有上百家。临夏人开的商店约占拉萨市商业网点的一半。《临潭县志稿》（1991—2006）载：“据2006年统计，洮商（以回族为核心的临潭商人）在西藏各地经营户170户，从业人员450人，以八廓街为中心，遍及那曲、日喀则、林芝、昌都等10个市县区。涉及粮油、旅游品、餐饮品业、藏饰品、日用百货、农业机械、建材等行业。资金累计达1．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