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足现实的宗教观

陈克礼对伊斯兰信仰和思想的论述，‘打破了传统信仰学（或凯拉姆学）中的文字游戏和繁文缛节，摆脱了一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信仰问题的纠缠，而直面他自己和那个时代的穆斯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文化挑战。“人是理性、感情兼具的动物，思想是人类独有的特质：由思想产生信仰，由信仰发出力量。所以，信仰是幸福的动力，是生活的结晶，是促使人类不断前进的发动机，是领导社会继续繁荣的指南针。”这是他所翻译的《回教信仰基础》译者序的一段话。在这里，你看不到对中世纪一些信仰问题没完没了的阐述，也看不到对真主属性的人为的复杂定义，而是寥寥数语，用时代的通俗语言，去阐释信仰与信仰的载体——人——的关系，以及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关于思想的来源，陈克礼没有停留于人们对它的不同定义，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思想的性质这一更重要的问题上：“我们 无论说思想是由高度的物质发展而来的也好，是由主观意识反映出来的也好，反正思想非一切动物所共有，而只是人类的专有品。”思想“非人力所能制造，非人力所能言传，非人力所能改变。”“思想完全产生于伟大真主的创造。”在陈克礼看来，万物中只有人类是有思想的，由思想产生信仰，由此组成人类的整个历史。因此，“每个民族，不管是文明的，落后的，强大的，弱小的，统统都是有信仰的，而且统统都是有宗教信仰的。”那么，有些思想和主义声称不信宗教，又是怎么回事呢？陈克礼认为，人类无一例外，“不是有狭义的纯宗教信仰，就是有广义的准宗教意识；不是有定型的宗教仪式，便是有潜在的宗教思 想……不是有宗教之名，便是有宗教之实。”(12)

陈克礼对宗教的广义理解和阐释，使我想到西方一位哲人的话：人类有过没有城廓的历史，却绝对找不到没有庙宇的历史。改奉伊斯兰的奥地利作家穆罕默德·阿萨德认为，在貌似没有宗教信仰的许多西方人那里，其实存在着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就是金钱崇拜和名誉崇拜，这一宗教的教堂就是集团公司、银行、歌舞厅等，这一宗教的主教和牧师就是财团的老板、歌星、球星等。我国学者程世平在《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一书中甚至认为，毛泽东的“人心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情结，姑且不论大跃进和文革的悲剧性质，单就其对数亿中国人的影响以及当时人们对它表现出的无以复加的 狂热和虔诚而言，毛泽东其实是扮演了一个通常由宗教领袖扮演的角色。因此，把文革称作“造神运动”是恰如其分的。文革之后虽然没有了领袖崇拜，但歌星崇拜、球星崇拜等却将前者取而代之，由此用一个新词“追星族”来称呼这一庞大的崇拜群体。 宗教耶？世俗耶？名称无关紧要，关键是它们都有了陈克礼所指出的“不是有定型的宗教仪式，便是有潜在的宗教思想，”“不是有宗教之名，便是有宗教之实。”从有增无减的“追星族”，到无处不在的金钱欲、名利欲等现实，我们不仅对这位思想家在半个世纪前的哲学论断肃然起敬。当代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库特卜(1919-)的观点与陈克礼如出一辙：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需要崇拜的，你不可能把一个人从“崇拜”转移到“不崇拜”； “崇拜”与“不崇拜”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只能把他从一种崇拜转移到另一种崇拜。一个人如果崇拜的不是造物主，他肯定在崇拜造物主以外的人或物。

一般人对宗教的看法，不外乎认为它是不近人情、不食人间烟火，特别是马克思“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不胫而走，误解的鸿沟深不见底，即便是穆斯林的子弟也对自己的宗教缺乏足够的信心。这时，陈克礼在他的名著《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中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第一次提出“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而不是从已经异化了的一些穆斯林，或教内的一些传奇故事及教外的曲解去了解伊斯兰。“穆罕默德看到一般宗教都是走极端的、繁难的、机械的、死板的。……为了拯救封建统治下的人们，便用宽大政策，渐进方法，不偏不倚，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处处合乎人情，时时给人方便……”伊斯兰又是怎样“处处合乎人情，时时给人方便”呢？“穆圣传教，是由近而远的，由浅入深的，……反对任何形式的无内容的八股文与‘教条主义’。……禁酒一事，《古兰经》告诉我们，穆圣是经过三个时期的。为什么呢？因为酗酒已成为阿拉伯人普遍的罪行，年久代远，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假设不顾客观事实，一次严禁，不但不能彻底有效地戒除，反而因此引起更大的麻烦。”在陈克礼看来，伊斯兰的现实性与中和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些人，抱独身主义，终身不结婚，不生子；有些人，则妻妾成群，荒淫无度。前者的害处，是人类绝种；后者的害处是蹂躏女权。伊斯兰鼓励结婚，延绵种族：同时，限制无条件的多妻，规定原则上是一夫一妻，遇到特殊情形时，可以有限的多妻。”对于金钱的态度也是不偏不倚，“人们对理财之道，有的是视钱如命，一毛不拔……有的是视钱如土，浪费无度。伊斯兰则教我们讲求经济，勤俭节约，用金钱于正路，既不吝啬，又不挥霍。”中和性又意味着给人方便，不给人困难，“小净与大净，是礼拜的先决条件。在平时，我们必须照办。但是，如果是有病的人，或找不着水，或天气过于寒冷，或怕水里边埋伏着害人的东西，或者没有汲水的工具等不利人的意外事故，都可以用土代净，以减少困难。”陈克礼的笔下，作为神圣仪式的礼拜也充满人情味，“有困难的人礼拜时，怎样舒服怎样作，采取任何形式都行。如跪礼、坐礼、走着礼甚而用头部指点。”即使貌似清心寡欲的斋戒也是如此，“斋戒，素常无故时，按时来封，如果我们有病，或外出，或年迈，或女人月经、分娩等情由，可以变通，或异日补封，或济贫，以赎其罪。”禁止食用的东西，也以人的利益为转移，因为顾命是主命，“凡是有细菌，给人传染病的，妨碍卫生的，都在被禁之例。如猛禽毒兽、性情恶劣的动物及伤身的食品等。但真到了食物断绝或被敌人逼迫无奈的时候，为了顾性命起见，可以用少许的。”(13)陈克礼在阐释伊斯兰的这些人性化、生活化的内容时，总是引述大量《古兰经》和圣训的证据来证明它，而决不信口开河。以便让读者明白那是伊斯兰原有的理念和思想，与那些人为的呆板教条和飘渺理论大相径庭。

与那些因袭盲从、墨守陈规的人不同，陈克礼认为，“伊斯兰的一切法条，都是有目的性、有道理的，我们不要拘泥于法文的形式，而忽略其原意。”陈克礼的这一观点，与伊斯兰史上的著名学者完全一致。古代伊斯兰思想家伊本·盖伊姆就指出，伊斯兰的一切律例都旨在实现人的利益和幸福。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是人性的需要，那么，对于深受唯物主义影响的人群尤其如此。与时代同呼吸的陈克礼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著作及观点始终从伊斯兰的智慧、哲理和奥秘出发，与人们的天性和理性对话，而决不用故作惊人的故事和神话来折磨人们。“我们对每一个‘侯昆’（教律），都要来一个‘为什么’，我们弄清楚伊斯兰的每一点事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理由的，都是利益人的，这样我们干着才有兴趣，才能号召更多的人来行教门。不讲真理，不讲正经事，光说捕风捉影的神话是不行了。”(14)有了这一中和性和目的性原则，陈克礼纵横驰骋，广泛涉及穆斯林中有争议的许多问题，包括可否纪念穆圣的诞辰、穆斯林死后可否转钱或转经、礼拜中起指与否、站殡礼（者那则）脱鞋与否，等等。陈克礼指出，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末节问题，大家因该彼此让步，眼光看的大些，摒弃本位思想，去掉唯我、义气、面子等种种顾虑，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的真精神，加以公平合理的调和，以免无谓的纠纷和外人的耻笑，（应该）顾全大局，共求进步。”(15)

对理解和实践圣训方面，陈克礼抨击教条主义和字面主义，提倡用理性和智慧去挖掘圣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我们对圣训也要分开轻重，不能以为一点与圣训不一样，来世就得不到搭救，不能进天堂。因为圣训分宗教的与习惯的，前者我们奉行不背；后者照行更好，干了有赏，不干无妨。如穆圣吃饭用手抓，不用筷子，我们大可不必。”(16)对于一些提倡回归《古兰经》、圣训的人所强烈批判的“异端”( Bidah)，陈克礼冷静地说：“我们对于异端不要认为凡是穆圣没干过的，都是异端，都当进火狱。因为穆圣时代一切简单，现在较复杂的多了，所以必须产生出许多新的事情来。凡是对宗教、对人民大众不利的事，当然是异端，应受处分；如果新创的事，对宗教、对人类，都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便是善美的异端。这不但不受处分，反而还得安拉的奖赏，如合理的圣会，及现在各种新发明。”对于一些人对异端不加区分、一律批判的作法，陈克礼与他们探讨说：“假如我们不研究，硬说穆圣没干过的，都是坏的异端，都使不得，那么，二十世纪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国的阿訇们每天真不知干了多少异端了，那怎么办呢？穆圣用各式各样的传教方法，吸收教外人纷纷进教，越传信的人越多。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不信教的人永远不信教，把信教的人推出圈外，这种越传越少最后光剩你一个人进天堂的办法，只有失败有何用呢？”(17）从这些洋溢时代气息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与注重直觉入神、天人合一等抽象理念的清代一些学者相比，陈克礼更注重伊斯兰的现实性和人性化内容。因为“宗教的对象是人，有人才有宗教，宗教应当是利人的，利人的才能兴旺，害人的必定灭亡。”现代中国穆斯林需要的，也许正是这种立足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而不是抽象到只有神秘主义才能看懂的理论。

陈克礼的《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写于1950年，距今六十年之久，但他当时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他提到的伊斯兰的“中和性、简易性、目的性”，解决穆斯林之间分歧时使用“求大同存小异”原则，等等，与当代伊斯兰著名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 ）等不谋而合。2010年年底，格尔达威为代表的中东伊斯兰学者来中国西安参加“中阿学者论坛”，有人称之为“格尔达威把中正思想带到中国”，其实，中正思想或有些学者所称的中间主义，早在半个世纪前即出现在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个思想家便是陈克礼。不过；由于世界越来越面临极端思想的侵扰，对伊斯兰中正思想的倡导迫在眉睫，于是以格尔达威为领军人物的中正思想在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受欢迎，成为遏制极端乃至恐怖现象的有效良方。从这个层面去看，陈克礼不仅是现代中国最早提出中正思想（他所称的中和思想）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伊斯兰世界中正思想的先驱之一。随着中国和世界日益面临极端主义思想的挑战，陈克礼及其中正思想必将越来越受到思想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