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穆斯林社会现实批判

真正的思想家，不是生活在象牙宫中去苦思冥想，而是与自己的时代、自己周围的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于是，社会现实批判，构成陈克礼思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陈克礼对现实的思考和批判，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是对穆斯林颓废现状的批判，另一个是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如果说，古代伊斯兰思想家安萨里(1058-1111)抨击自己时代的乌里玛（宗教学者）贪图今世、讨好权贵，近代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抨击自己时代的乌里玛因循守旧、不思改革，那么，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伊斯兰思想家的陈克礼同样对自己时代的乌里玛提出不客气的批评。由于陈克礼不仅在北大和经学院带过课，而且也做过清真寺的阿訇，所以他对阿訇界（乌里玛界）的现状十分熟悉。他对乌里玛的批评，倒不是出于对他们的成见，而是“哀其不幸，愤其不争”。他在所翻译的《圣训经》译者序中写道：在西北念经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一、阿訇的德与才为什么赶不上教胞的要求？二、念了几十年经的人为什么没有彻底地了解教义，三、闹教派者，各说各对，究竟谁的对，当时我只模糊地知道，这些问题和经堂教育有关系，但找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来读到《光塔·古兰经注》（18）得到具体的解答，作者穆罕默德·阿布杜（19）肯定地告诉我们：‘教内的各种问题，大都是由不学习天经圣训产生的；只有实践天经圣训，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关于陈克礼提到的第一、二个问题及其原因，他在《回教信仰基础》的译者序里也说到了，而且一针见血：“说到中国回教，事事落后，阿訇的领导差，教民的教门差，经堂教育更差。教育没宗旨，没生气，不切实用，课本不良，教学法拙劣……从西南到西北，从中原到华北， 自古及今所讲的东西，不了二十本的范围，这些课本大都是几百年前的老古董。”本来，教育的不断改革，课本的不断更新，是教育学的一个常识。因此我国的各级课本几乎每两三年都要修改和更换，但唯独穆斯的经堂教育与教育学的原理是绝缘的。那么，第一次引进这二十多本经的先辈们当初不也是一种创新吗？胡登洲等老前辈当初创立经堂教育不也是一种改革吗？那么，抱残守缺，是继承了先辈的意志呢，还是与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呢？既然所用课本锁定在二十几本的范围，不允许使用“几百年前的老古董”以外的课本，那么，自然就“不学习《古兰学》、《圣训学》，回教哲学原理与哲学史，回教法学与法学史，回教文化史，回教发展史……”由于对知识的人为限定，“不研究一般的学问及凡是与宗教有关的名著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只斤斤然于文法的词句与教法的末节问题。”这种教育模式的结果，便是自陈克礼的时代延续至今的保守和封闭，“缺乏思想家、发挥家实干家与真正的学者。有的是领拜家、传奇家、法条家和娶活送死家。”（20）安萨里对自己时代的一些乌里玛把学问限于自己设置的“教法”范围而反对研究哲学、逻辑学等知识的作法予以批判，称他们是“穆斯林的无知的朋友”，并且指出这些“朋友”对伊斯兰的威胁往往大于伊斯兰的敌人：近代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把强调外在形式而忽略内在素质的人称作“带缠巾穿长衣者”，指出“真主创造我们的头脑是为了让我们去思考，而不是为了我们带上缠巾去搞内讧。”陈克礼的思想轨迹与古今的思想家一脉相承：伊斯兰是信仰与生活，宗教与科学，社会与文明的统一体，那些把伊斯兰限于功课、教条和神话的作法与伊斯兰格格不入。

关于“闹教派者，各说各对，究竟谁的对”的问题，陈克礼在有关礼拜中一抬手还是三抬手的探讨中作了明智的回答。本来，礼拜中一抬手还是三抬手、起指还是不起指等问题，属于教法中的细枝末节，与礼拜的成坏没有关系。但由于对伊斯兰真谛的误解，部分穆斯林往往纠缠于这些可有可无的细节，甚至为此兵戎相见，大打出手，严重妨碍了穆斯林的觉醒和复兴。试看陈克礼的观点：“入拜、鞠躬、鞠躬起来都抬手，表示弃绝邪念，哀怜真主的决心。抬手是受喜的圣行。我们应该多教人实行主命，不该在这小事上争执。大家应把精力用在不礼拜的人或脱离教门的人上。不应轻本重末，人们都没有‘伊马尼’了，你一个人尽管抬手，对教门也无多大帮助。行教门应顾教门的整体，不能只抓住这一点，应该从穆斯林大众着想，改革教门是必需的，但得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家今后两世有好处。不能因教门上的小节而伤大体。穆圣说：‘不注重穆斯林大众的事情的人不是穆斯林。’又说：‘穆斯林大众认为对的，真主也认为是对的。’天经又处处不让我们分教派，所以大家不可在抬手这些小问题上争执。天经、圣训以外，还有‘公决’、‘类比’，这是圣人许可的，不能偏废，各执一端。假设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和穆圣作的丝毫不差，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个这样人来。”（21）

关于并礼可行与否的问题，在法学家之间历来颇有分歧。根据圣训，先知外出旅行时将晌礼（撇生）和晡礼（底格）并在一起礼、昏礼（沙姆）和宵礼（霍夫丹）并在一起礼，或提前（晌礼时间将晌礼和晡礼并礼、昏礼时间将昏礼和宵礼并礼），或推后（晡礼时间将晌礼和晡礼并礼、宵礼时间将昏礼和宵礼并礼）。但哈乃菲学派（中国俗称大伊玛目学派）的学者除了朝觐驻阿尔法和穆兹代里法时允许并礼外，其他时间不许并礼。对此，陈克礼根据圣训证据和理性证据予以探讨。认为这种说法与圣训的内容是矛盾的，“因为圣训所说的并礼是广义的，只要旅行在外就可并礼，并无限制朝觐与别的条件。法学上的公例是：私人意见和圣训抵触时只能遵圣训，抛弃私人主张。穆圣本不分派，不能拿圣训迁就私人主张，应把私人主张照圣训加以解释。”四大伊玛目都无一例外地说过：“我的主张与圣训冲突时，理应遵循圣训，而放弃我的主张。”那些把伊玛目的主张凌驾于圣训之上的人，其实既违背了圣训，又违背了伊玛目的思想。四大伊玛目及其所创立的四大法学学派，属于细节问题的不同看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后来者固执成见、各自为政意义的教派风马牛不相及。“四大伊玛目个人本无标榜派别，都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重私人轻圣人才是莫大的异端。”虽然对盲从伊玛目的作法予以抨击，但作为思想家，陈克礼又对哈乃菲派不允许并礼的主张作了善意的解释：“圣训说外出能并礼，其目的是因为旅行有困难，由此得结论，凡是有困难都可并礼。哈派所以主张朝觐时并礼，就是因为朝觐有困难。专提朝觐或旅行，并不是对立的条件，并不是反对遇了别种困难就不能并礼，乃是偶发的条件，是一种具体的举例而已。这样既合乎了伊斯兰的宽大与简易，也解决了哈派与圣训的冲突。”（22）

把求同存异作为解决穆斯林之间分歧的原则，几乎是伊斯兰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的共识。近代思想家哈桑·班那(1906-1949)针对间歇拜（23）是八拜还是二十拜的问题，问为此而分为两派、几近兵戎相见的穆斯林：间歇拜是主命还是圣行？双方答：是圣行。班那问：团结是主命还是圣行？他们答：当然是主命！班那说：那么，与其你们搞分裂，不如放弃间歇拜而维护你们之间的团结，不是更好吗？班那息事宁人的方法，使为此闹得不可开交的群众恍然大悟。古代伊斯兰思想家伊本·泰米叶(1263-1328)针对礼拜中的一些细节分歧指出，领拜的人自认为礼拜中抬手一次为贵，但他要给主张抬手三次的群众领拜，或他自认为抬手三次为好，但他要给主张抬手一次的群众领拜，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团结群众，他放弃自认为较强的作法，而采取较弱的作法，与群众保持一致，正是圣行的体现。这样，在达成共识的原则问题中携手共进，在存在分歧的细节问题中相互谅解，成为历代伊斯兰思想家解决穆斯林之间分歧的共同理念。而陈克礼以其团结、和谐、中和的思想而当之无愧地跻身于那些一流思想家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