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祖国共命运

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是经济的崩溃、社会的瓦解，更是思想和文化的泯灭。因此用“十年浩劫”来描述那一段惨痛的历史，一点也不过分。作为思想家，陈克礼注定要受到文革的无情冲击，然而，连温饱也解决不了、不久又面临生命威胁的陈克礼，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与自己一样，在野蛮、无知和现代迷信的风暴中苦苦挣扎。据陈克礼当年的学生、北京二外教授张志华等说，陈克礼对知识的嗜好与执着，对资料的掌握与运用，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和教授都望尘莫及。在视学术文化为“牛鬼蛇神”而统统予以打倒的时代里，这位与知识和真理“联姻”的思想家（24）却计划写一部《伊斯兰百科全书》。“圣教词典之编辑，实在需要，有此文库，一劳永逸，可解决很多问题。这种作品，可根据条件，可简可繁，最好是将有关圣教的一切知识集成一卷，把‘伊斯兰百科全书’加以缩编……这首先需要普遍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分类作出卡片，每条简明扼要，提纲挈领，不能过长。”（25）然而，自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至文革爆发，做这类学术工作谈何容易！何况在那“横扫一切”的年代里，学术和文化资料的空前匮乏直接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家。 “现在我手边这类资料全无，只有些理论书，做起来很吃力。……我们很羡慕西方人在本国能编出《伊斯兰百科全书》来，人家的参考书太足了，我国一切皆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良可浩叹！”（26）但即便如此，作为思想家，陈克礼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思想， “但这是长时间的工作，随时可写，范围很广，‘英雄有用武之地’。日积月累，一切材料都用得上，到最后会完成这一工作。”（27）我国学术界九十年代推出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是陈克礼这一愿望的实践。

但是，当时极左威权控制下的中国，似乎故意与这位思想家过不去，上面没有给他安排适合他身份和兴趣的文化工作，而是给这位身体虚弱的思想家安排了体力劳动，即使这一体力劳动也没能解决他的温饱问题，生活和生存问题一直干扰着这位思想家的思想活动和学术活动，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然而，陈克礼却能坦然地看待自己面临的处境，并且鼓励同样从事体力劳动的挚友：“一个人要做千万人的工作。诸弟去劳动很好，我以为生活糊口，作体力劳动最好。”陈克礼以做了哈里发后仍然从商的艾布·伯克尔为榜样，认为以学问为谋生手段，或做一些人所谓的“宗教职业者”是一种耻辱，与自己的使命不符，“不能以我们的神圣事业和工作去作生活手段，那太贬低了主圣事业，所以不得已时，我宁愿以别种工作去谋生，不以自己的事业或圣教、民族名义为职业。”（28）偌大一个中国，竟然不能容纳一个思想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去生活，甚至也不许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养活自己。其实，此时的陈克礼，就是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甚至就是处于进退维谷的祖国的缩影： “现在酝酿《圣教哲学》和《回族史》及文学的若干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多年的心愿，能够实现，将来对圣教问题就能解决。但工作变得越重要，生活变得越紧，这好像是真主有意考验人。现在已临绝境，不知如何解决才好。工作我不愿就，不愿做奴隶，放弃神圣的工作。”作为天生的思想家和奋斗者，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和奋斗，甚至连生存权也被剥夺时，陈克礼为真理而活着的思想不仅没有熄灭，而且这位富于理想色彩的思想家竟然想到国外去发展，他给支持他的友人马志仲的信中说：“现在有一种消极的打算，就是你那里无力支援，我想把两个孩子放下，到外地游学传教，保持了生命，还能做些实地考察工作。有机会就出国，到回教国家一游，朝‘罕志’，这也是终生意愿之一。没机会就生活在广大回民里，何时无常到完事。”思想家不知，在那个扼杀思想为己任的年代里，他这样的思想家不要说出国，就是他所说的“生活在广大回民里”这样似乎再平常不过的愿望也成了一种奢求，于是他想到了死亡：“如果受客观限制，我不能外出，那只有‘绝食’老死在家中，葬于老人墓旁。现在身体非常坏，回到‘清高伴侣’——安拉那里，这是人生最高希望和归宿。”

作为人类一员的陈克礼，自然摆脱不了人的弱性，真主说到人的本性时说：“人是被造成脆弱的。” (2：28)但惟其如此，愈能体现他作为思想家的伟大和实在。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陈克礼不是绝对找不到用以糊口的工作，但他要为此付出牺牲自己思想和事业的代价，作为思想家，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和追求而活着？如果没有了思想和事业，对思想家而言岂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因此，苟且偷生与陈克礼的生活目标不符： “县上公家一定不许我私自外出，工作当然不是没有，条件是放掉立场，这就不行。我们最要紧的是保存自己。我过去辞了很好的工作，十年来不就业，主要就在这一点上，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现在只有托靠真主，过着、活着，冲出一切封锁。”（29）陈克礼辞掉当时北大和经学院的教学工作，后又因为所谓“右倾”、“反革命”（30）等罪，不仅物质生活一贫如洗，而且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危在旦夕，于是许多人包括他的一些同事、学生甚至教授、专家都认为他“不识时务”、“为人老实”、“不会生活”，等等。那是一些“活人”对他的评价。而1970年被执行枪决的这位思想家又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这一行为的呢？“马克思和列宁都在外国图书馆里消磨了很久的时间，完成了比较有价值的作品，我们也应这样办。这需要牺牲个人的打算，我这半辈子很少替个人想过什么，别人讥笑我不会生活，很多好的工作机会都扔掉，弄得家破人亡，穷困不堪，一事无成，很多人攻击。这是事实，然而对于主道和圣教的事业，都是时时在关心和进步中，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愿望和目的。”那么，以前陈克礼去北大和经学院工作，其动机又是什么呢？“解放后，到北大和经学院教书不是我的目的，目的还是利用两校的中阿图书馆。从北京回来，这十年始终在找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把解放后所集的资料总结的写下来。”在临夏马志仲等进步人士的无私帮助下，陈克礼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于是在贫病交加、同时受到政治迫害的险恶环境中，这位不屈的思想家完成了《伊斯兰思想维新论》、《伊斯兰文化简史》、《历史绪论》等二十多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以大思想家的胆识和气魄准备写作伟大的三部曲《中国论》、《世界论》和《伊斯兰论》。（31）可惜这些心血和生命的结晶被红卫兵抄走，现代的“焚书坑儒”不会让思想家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毛泽东一人的“思想”足以满足七亿人民的需要！尽管如此，我们的思想家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想，思想是造物主特赐人类的恩典，材料和作品可以被抄走，但思想却不可以被抄走。即如一代圣门弟子比拉里对自己的主人所言：你可以控制我的肉体，却不可以控制我的灵魂。“街上冷冷清清，没有往年年关的那种热闹气象。一个人呆在陋室里很无聊，只有一本语录，夜间让思想的野马驰骋开去。”（32）

在寂静的沉思中，陈克礼想到了自己祖国面临的思想和文化危机。“不能出书，有理说不出，被剥夺了发言权。千千万万的智者不说话，沉默的中国，这种苦闷的局面会有多久？没有保障，人权何在？”不仅控诉这种扼杀思想的苦闷局面，而且把矛头直指文革及其所张扬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问题，正说明了一些道理。中国人经过长期斗争已不那么老实俯首帖耳，供人统治宰割了，种族歧视固然不好，但阶级仇恨也不怎么高明。”（33）并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提出坦率的看法：“苏联为什么出现修正主义？几年来，当政者敢于反抗苏联是一进步。但理论上只能学习西方，充当人家的学生，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国魂’。这似乎最基本的一点，也是问题的核心。”过去照搬苏联是不对的，现在为了反对苏联，又照搬其他西方国家也是有问题的。这是陈克礼所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因为在这位善于思考 的思想家看来，一味“充当人家的学生，不能独立思考，”便是“没有国魂”。联想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禁怀念早在文革伊始便站在这一问题云端的陈克礼。作为一流的思想家，陈克礼不仅在担忧中国穆斯林的发展，而且更是在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因为此时的祖国和他自己一样，正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考验。 “对方感到受马列主义约束不行，但由于不能按照马列主义行事，因为很难行通，理论太高了不为群众接受。所以，一个人的思想不管怎么高超，总难对抗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34）现在有些学者把文革时代称作“一个人替全国人民思想的时代”， “不需要毛泽东之外的人的思想的时代”，而陈克礼在那样的艰难岁月提出“一个人的思想”“总难对抗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对当时无所不在的个人崇拜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对文革的实际意义提出大胆的质疑：“‘文化革命，不论喊得多么响亮，但总不能同‘文艺复兴’、‘明治维新，等量齐观。这不过是一种浩劫。”（35）要知道这是陈克礼写于1969年的文字，其时文革正在“遍地燃烧”，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离世的一年，因此这样的文字其风险可想而知， 但思想家却没有因为个人的安危而停止自己的思想。这些文字所包含的思想，在十年后邓小平理论中已得到充分的实施：邓小平为了使中国的改革顺利进行，提出“全面、准确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36），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这不正是陈克礼在文革中提出的“一个人的思不管多么高明，总难对抗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吗？陈克礼所说的“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所影射的不就是八十年代深得人心的改革开放吗？

对于文革中“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国魂”的时弊，陈克礼在1969年写给马志仲的一封信中进一步予以尖锐的批评：“中国事事抄袭外国，二十年来在建设方面并没有足踏实地地关住门搞自己的，而却好大喜功地走美苏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 一扩张路子，打脸充胖子，极力同大国较量，向外输出，造成某 种反感和孤立。”（37）陈克礼的这些思想，在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得到了落实：邓小平对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照搬前苏联，也不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国际事务中“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基本国策。”（38）而文革中中国盲目仿效苏联，把中国搞成世界革命根据地，明明白己吃不饱肚子，还勒紧裤带充好汉，慷慨援助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发誓要解放全人类，闹了许多笑话。作为思想家，陈克礼在文革初期即提出中国应该“足踏实地地关住门搞自己的”，不宜“打脸充胖子，极力同大国较量，向外输出”，前者是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理论，后者是国际事务中“不当头”、 “不抗大旗”的前瞻性观点。不仅如此，陈克礼以思想家的敏锐嗅觉指出文革中国不会长此以往，“中国需要变，中国人需要合理的生活，庸人执政的局面应该结束。”“这批庸人把中国拖向可怕的深渊……‘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剧烈的世界大动荡正要到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39）思想家对文革中国的批评及对未来中国的憧憬，为后来的形势所不断证实，历史和现实在见证陈克礼的永恒意义。

针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长足发展而文化方面还任重道远的中国现实，学者杜维明先生提出不仅应该有“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更应该有“文化中国”，并把后者作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奋斗的目标。陈克礼在文革中提出中国应该走自强自立之路，囊括了杜先生提出的三个层面的中国，而他所抨击的“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国魂”的文革中国，乃是呼唤“文化中国”的早日到来。那是陈克礼在文革的凄风苦雨中所热切期盼的具有“国魂”的中国。为了这一远景，陈克礼立志“像白求恩那样不远万里到伊斯兰国家，但不是去治肉体上的病，而是去治思想病，……把穆圣‘我派遣你只为慈悯普世’的伟大使命促其实现。”（40）他要去遨游伊斯兰世界，去“吸取总结从古及今的广大穆斯林的经验，然后把它提高到理论上去，把伊斯兰发展为一种学说和主义，赋予它完整可行的体系。” “所有著作都缺乏现代理论水平。‘伊斯兰学’或‘阿拉伯学’又需要我们来补充、总结和完成。这些都是大事，困难和阻力很多，要有比唐玄奘更大的魄力才行。”（41）陈克礼不满足于马坚先生所译《回教哲学》的“那套旧的体系概念”，提出要建立“一种综合的新哲学”。他称之为“理论上的‘重工业’、，需要长时间才行，这是万年大计。”（42）为了建立这一宏伟理论体系，陈克礼决定在那生存都成问题的时代作最后一搏，他批评机械唯物论“缺乏活泼的想象，干干巴巴，枯燥无味，”因而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东西古今的学者，还未有对此作过透彻的剖析，这种理论工作落在我们上，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工作非常神圣，活着非常有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是再次降世的尔撒和世纪的‘迈海底’来救世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应有这种气魄！”(43)而且为了这一目标，陈克礼给自己的定位是“不但要有哲学家的沉思，而且要有诗人的热情。”“我牺牲了个人的爱和个人的兴趣，个人的生活，一切杂念和牵挂，专心致志地服务于主道。……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苟且偷生，不如壮烈牺牲，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庙故，二者皆可抛，。”(44)

这些文字中蕴含的豪迈和悲壮，让人想到了视死如归的烈士。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写完这些文字的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7月5日，我们的思想家被枪杀于他的家乡。思想家走了，把实现美好远景的使命留给了后来者。现代伊斯兰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1903-1966）说：“我们的思想本来是死的，直到我们为此献身，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浇灌它，滋养它，它才会勃发生机，获得永生。”陈克礼走了，被他的生命和鲜血浇灌的思想却永驻人间。摩罗说，他原以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鲁迅，后来他又认为是胡适，再后来，他又认为是顾准(45)，因为顾准在思想被阉割了的时代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其实，与顾准相比，陈克礼(1924-1970)的思想毫不逊色。如果说顾准从政治经济层面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那么，陈克礼则从哲学、意识心态领域为当时（文革时期）的中国寻找自立自强之路。陈克礼的思想带给我们的一个明确信息是，即使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些生命还在运动，一些良知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有顾准、张志新(46)，而且还有中国少有的思想家陈克礼。

去年是陈克礼归真四十周年，民间穆斯林学者从不同角度缅怀这位思想家，或出论文专辑，或出纪念专刊，以寄托对这位思想家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祷告。以前由于种种顾虑而保持沉默的许多学者和教授也不甘寂寞，纷纷加入到缅怀这位逝者的行列中。在活人的证词中，逝者又回到了人间。埃及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逝者开始说话》，说的是历史的真相被人为地掩埋，后来历史的车轮又使之终见天日。变化中的中国和世界见证着永远的陈克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失望于真主规律的不可逆转，长呼“‘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剧烈的世界大动荡正要到来。”(47)

窗外，随着春天的脚步声，严寒正在散去。在良知开始复苏的土地上，逝者重新说话了。 “为主道而献身的人虽死犹生，”(2: 154)这段古兰经的含义不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