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被捕

从派出所出来后，经过颐和园时，我已没有了原先想进去看一眼的兴趣。因解教而产生的兴奋和后来被抓回去时的紧张，以及担心进不了北京的焦虑，使我多日没休息好，此时的我已疲惫至极。回到家后，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倒头睡下就起不来了。一连多日，身体不适，浑身乏力，除了勉强礼拜和吃饭外，整天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来。

就这样过了近半个月，才慢慢恢复过来。在与家人和来访的朋友们交谈中，我对两年来外面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两年前我被捕后，我办了八年多的阿拉伯语学校被北京市政府强行关闭，已出了60期月发行量上万册的《伊斯兰》杂志遭封停，在校学生全被强行遣散回家。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市民委和宗教局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海淀区民委宗教局的负责人×××上蹿下跳的丑恶嘴脸，使学生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他留有极坏的印象。

天真的学生们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学习的机会，他们哭鼻子抹泪地集体跑到我家门外，大声呼喊着“韩老师！韩老师！我们要见您。”他们当时还以为我被困在家里出不去，所以试图冲进来见我，却被住在我家监视居住和等着“钓鱼”的警察拦在门外。学生们向警察要人，说见不到韩老师他们就不离开，有的甚至想越墙而入，都被警察强行制止。门外的人越集越多，呼喊声越来越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警察让我妻子出去跟学生们打个招呼，劝他们离开。在女警察的陪同下，我妻子站到门外，含着泪劝学生们回去，说韩老师早已被带走了，你们自己多保重！千万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妻子知道这些稚弱的孩子怎么能够救得了我呢……

也难怪，当初我在办学过程中，自始至终干扰不断，八年多的时间里竟然被迫换了八处校址，几乎天天与海淀区民委宗教局、教育局和派出所的人打游击战。当时有人戏称我校是“流亡学校”，我也只能苦笑，谁让咱是穆斯林呢？这一身份注定了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脚下的道路必然是泥泞和坎坷！但是无论怎样，对于那些出于“职责”进行干涉，而又因为同情并未过分的官员，我并不责怪他们，只怪当时没有好政策。在中国办事历来如此：先于别人半步，可当先驱；先于别人一步，则成先烈……何其哀哉！

修养了一段时间，身体逐渐恢复好以后，我去了离家最近的海淀清真寺礼主麻，乡老们见到后都非常高兴，大家嘘寒问暖很关心我的境况。而那位先前告发小陈阿訇传递上访材料的人，却紧张得连呼图白都讲不好，下殿后神色慌张地避开我，一溜烟地跑去汇报情况了。后来，其它清真寺的阿訇偷偷跑来告诉我，民委宗教局已经给全市的阿訇们开过会，要求他们不要接触我，等待政府对我作出安排。

海淀区尤其是中关村的繁荣景象，比两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疯狂地赚钱，经历了历次的政治浩劫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实际了。

在这段时间里，片警来看过我两次，说了一些让我安心休息，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办理暂住证之类的话。于是，我也就没多想，尽量做到少会友、多看书，并决定让自己进修充电，为此去了北大西语系报名进修英美语言文学，甚至还交了一年的学费。

暑假到了，我让孩子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跟着二嫂回西宁过假期。家里只剩下我和妻子两个人，一下子清静了许多。此时，房东来讲涨房租的事情，我就跟他商量，决定腾出前院，搬到后院去住，这样还能省点钱。然后和妻子一起，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忙了几天的时间，把家安顿好了。又过了几天，妻弟从云南来中央民族学院参加短期培训，顺便带外甥来北京养病散心，我们由此得知了一些云南的消息。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带着妻子去了几家医院看病，她主要是因为紧张而得了食道贲门狭窄的病，吃不下多少饭去。其它时间里，我不是去图书馆查看资料，就是在家埋头读书。我觉得自己需要大量补充各种知识，否则思想就会落伍。经过深思熟虑，我全然没有了再去办学的冲动，只想安静下来读书学习，将来有机会翻译点东西就够了，也没有了出去逛街和游山玩水的心情。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8月1日下午，在给妻子看完病后，我们一起去了一趟海淀书店，买了些文具和几本感兴趣的书。路过清真餐馆时，进去吃了几个煎包，然后就回家了。黄昏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找韩老师，我说我就是，请问对方是谁，他说我是老张，然后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喂喂”地说听不见，然后就挂了。

礼完昏礼拜后，我与妻子和外甥三个人一起在家吃晚饭。刚吃到一半，就见好多个警察闯进了屋里，我认得其中两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心里顿时一怔，意识到麻烦又来了。

来人说根据国务院几号什么令的精神，对我进行收审，并要求我在拘捕令上签字。我问是国务院的什么令，请出示给我看看，对方说那不可能。我说那我就不签字，对方冷笑着说，你不签字没有关系，但你必须得跟我们走。这时，我认识的那位警察，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老韩，还是签了吧，反正都一样，你签总比不签好。我想了想，既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怎么样也就无所谓了，于是拿起笔来签上名字。然后嘱咐妻子不用担心，一切托靠主吧。此时，妻子已站立不住，绝望地倒在沙发上哭泣，我对外甥说了一声照顾好姨妈后，就跟着来人出门上车离开了家。

他们先将我关进了海淀看守所。这一次，没有像第一次在香山和通县看守所那么客气了，一到看守所门口，守门的武警像猛犬一样喝令我抱头蹲在地上，等他们办理完羁押手续后，才准许站起来走进去。到了里面，狱警强行将我衣服脱光进行检查，也许看守所认为这是例行检查不算什么，但我认为这是有关部门对我的极大侮辱，从那一刻起，我对这个露出了狰狞面孔的城市，已没有了丝毫的留恋之情。

关进牢房后，号里的人犯们都很规矩，牢头对我态度特好。尽管里面人满为患，我一进去就被安排在了他身边，旁边还有一个维族同胞。全号的人对我恭恭敬敬，连礼拜都不受任何限制，我总感觉有点不正常。更令我惊奇的是，满号子的人几乎不言不语，唯唯诺诺地只听牢头一个人说话。牢头老是向我提问题，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想知道的样子，这让我产生了怀疑。他说他是北大毕业的，可问起他学的专业时，却闪烁其词模棱两可，问他们那一届毕业的我认识的同学名字时，他根本说不上来。

他老向我打听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和国外有关机构的详细情况，还说对所谓“东突分子”持同情态度等。我就实话实说，我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很是孤陋寡闻，你知道的这些情况，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知道的那么多，还用得着问我吗？这句话把旁边听的那些人给逗乐了，此时我明白了这人是个警察，扮作人犯来套我话的。可我问心无愧，没做过任何坏事，没参加任何组织，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他们何必多此一举呢？于是，我无语了。

第三天，我被调到了另一个号子。在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除了牢头骂骂咧咧地对我说些训斥的话之外，其他人都不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像一个玻璃人一样，被人们视而不见，白天靠在墙角静坐不许睡觉，夜里只能侧插在人缝里勉强入睡。我吃不下东西，只想喝水却不多给，只好强忍着煎熬，就盼来人尽快将我带走。

就这样熬了一个星期后，北京市公安局的老相识们来了。他们明确告诉我不能住在北京，我问违反了哪一条规定，居然要剥夺一个公民居住首都的权利。他们说我们知道你在主观上没有危害他人的愿望，但是你呆在北京就有令人不安的因素和被人利用的价值。我明白了，他们强词夺理，是因为他们昧着良心做错了事情，却不敢纠正错误，又怕舆论谴责，所以就想用这种蛮横的方式将我驱逐出京，以图心里安定。

我告诉他们，既然有人如此害怕我呆在北京，那为什么不心平气和地告诉我呢？你们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通知我离开，大可不必采用这种下三滥做法。他们拿来笔和纸，我当即写信告诉妻子，将北京家里有用的东西全都运到云南去，那些无用或拿不动的东西都送给家境贫寒的朋友。然后离开这个不义之城，去云南看病，等我回来。

两天后，青海省公安厅一处的人第三次押着我离开北京，前往青海的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