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

在看守所里苦苦煎熬69天之后，终于在1995年10月8日那天等来了释放令。此时的我，已被剧痒之痛折磨得不成人形，这一次两个多月所遭之罪，比前两次所受之难还痛苦。匆匆告别三位监友和相关人员后，急忙跟着省厅派来的人离开了监牢。

来人将我从湟源县看守所带到了西宁的一家清真餐厅，这里有两桌人在等候，其中有省公安厅的，有西宁市公安局的，有城东区分局的，还有周家泉派出所的，大大小小的负责人，经介绍后一一认识，大家客客气气吃了一顿饭。然后，我被告知，今后干什么事请，请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这样办事比较方便。

我明白，由于北京方面把我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他们，他们这是在用委婉的方式告诉我，今后办事需一级一级地爬楼梯审批，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的好意我领了，可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想法，只是想着尽快回家治病。

回到家里，母亲和亲人们喜出望外。我被抓走后，他们一直没有打听到我的确切下落，但有好心人曾暗示过他们不用担心。母亲见到我后悲喜交集，但更多的是高兴，她认为从此以后，我就会收住心留在西宁不离开她了。她早已安排小孙子在西宁开始上学了。

接下来，亲友们带我去医院看病，去温泉泡药澡，还用各种土法子治疗。半个月下来，病情有所好转，但却无法除根，不过知感主，我能够忍受了。这才开始一边治病，一边考虑自己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通过电话，我从妻子口中得知，我被捕后她按照信中的要求，将北京家里有用的东西运到了云南，余下的全都送了人，北京已经没有家了。现在，她在看病的同时等待着我的决定，要么来西宁，要么留云南，要么去别的地方。

此事让我颇费脑筋，北京是不可能去了。留在西宁，最大的好处是能够陪伴母亲，这也是母亲一直所希望的，想当年我去北京办学时，母亲就不乐意。她总认为西宁好，只要我在西宁当个阿訇，天天能让她见着我，就是最好的事情。我曾请母亲去北京住过两三次，但她觉得那里没有西宁好。这一次，说什么她也不让我离开了。

我知道母亲最疼我，可我觉得三位哥哥对母亲的孝顺是出了名的，而且他们都事业有成，在家里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我是想干一番教门事业的。我在西宁当过阿訇，也办过学，了解地方政府的做法，否则也不会有当年赌气离开西宁去北京办学之事。现在留下来当阿訇也很难，就我的个性而言，让我出卖原则去当一个会钻营的红色阿訇是不可能的。反之，我将一事无成，这是我不愿看到的。

可是，学校办不成了，杂志不准出了，想做学问也不行了，阿訇当不成了，老师不好当了，出国不可能了，北京不能呆了，西宁领教过了，我还能去哪里？还能干什么？

思前想后，我采纳了三哥和几位好友早先提出的建议，合伙开一家公司做生意，然后为教门做点贡献。公司就注册在上海，起名叫上海伊联实业有限公司，下设三个点：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西宁，一个在新疆喀什，大家推举我当董事长，去上海总负责。开会决定以后，大家立即分头去行动。

虽说做了这样的选择，但说服母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母亲一直不同意我离开西宁，为此攥紧小孙子不放，还跟我赌气不说话。我只能请哥嫂和亲友们做说服工作，劝说了半个月，母亲终于想开了，同意我带上孩子去云南。离开母亲，我也难过，但我总想在更大范围内干点教门的事情，为此请求她原谅我的决定。母亲原谅了，也答应将来去跟我住一段时间。

就这样在西宁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带着孩子去了云南。妻子家在开远市，我和孩子到了那里以后，受到了妻子娘家人的热烈欢迎。四个月不见，妻子显得更憔悴了，但在见了我们以后精神好多了，她已托人给孩子找好了一个小学借读，没有影响孩子的学业。岳父岳母人都很好，一家人待我为上宾，都劝我先安心养病，希望身体恢复好以后能够留在开远发展。

开远是个小城市，物价也很便宜，过个生活不成问题。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学，就去医院看病打针，这个病反反复复地折腾我，令我备受煎熬，医生说这种病恐怕几年内都难除病根。妻子的病虽说找了好多大夫，吃了很多药，也做过食道贲门微创手术，但也收效甚微。

在此期间，我去看过沙甸大寺和舍西德烈士墓，也去过平远街等周边地区，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对这些地区的穆斯林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

沙甸是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是滇南著名的回乡。沙甸位于个旧、开远、蒙自三市的交界处。全区居住着回、汉、彝等民族，回族占总人口的90%多。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文革”期间，这里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沙甸惨案。当时由于国家推行极左路线，全国强行关闭清真寺，焚烧经书典籍，残酷迫害信教人士。沙甸回民像全国穆斯林一样，宗教信仰被当作“四旧”予以破除，清真寺被当作“封建堡垒”加以封闭。穆斯林礼拜活动被禁止，伊斯兰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和虔诚信士被批斗，有的极左政策甚至要求穆斯林养猪……

1973年10月，沙甸穆斯林为了方便礼拜，自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清真寺。立即遭到了地方当局的残酷迫害。1974年11月，马伯华等人向上级组织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之后，十位回民代表奉命进京商讨落实政策问题，体现了穆斯林勇敢、刚毅、团结、执著的精神气质。愿主慈悯他们！

1975年5月17日，一千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包围并强行进驻沙甸，被沙甸回民挡在了村外。当局对广大回民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撒播传单，捏造罪名，胡说沙甸有一条秘密通道可直达海外，又说沙甸准备建立“沙甸伊斯兰共和国”等不一而足的“罪名”以激化矛盾、混淆视听，导致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又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名强加在回民头上。

1975年7月29日凌晨，当局开始对沙甸回民进行武装镇压，酿成了全国罕见的沙甸惨案。七天八夜，耗费了许多炮弹和弹药，摧毁民房4400多间，打死沙甸回民900多人，伤残600多人。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其中开远市新寨的伤亡比例最高，超过了沙甸。后因“沙甸事件”被强加罪名而判处死刑和重刑的多达数十人，被强行关进“学习班”的有数百人。

震惊中外的“沙甸事件”惨绝人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史上写下了最不光彩的一页。1979年2月，中共为“沙甸事件”平反，检讨了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彻底推翻了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面对着沙甸的舍西德墓，我们惟有祈求仁慈的主擢升烈士们在天堂中的品级！

先烈们为了守住信仰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穆斯林信仰的自由。按理说，下一代人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多干些对今后两世都有益的事情。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这些地区的少数穆斯林竟被利欲熏心，借着靠近边境的便利条件，罔顾教法与国法，干起了害人害己的罪恶勾当——贩毒活动。

就在他们数着大把钞票、大兴土木建造豪宅、公然践踏教法与国法的时候，主的惩罚也如期而临——他们的钞票被顽逆的子女肆意挥霍，他们在毒害别人家子女的同时，自己的儿女也开始吸毒。他们宽敞舒适的豪宅，未能代替阴暗潮湿的监狱；被充公的万贯家财，也没能救得了自己脑袋开花……

他们忘了还有最难过的一关：将以这样的“劳作”去见主时，他们该做如何的交代？

先知（主赐福安）说过：美好的主只接受美好的事物，不接受用非法所得敬献的善功。希望我的教胞们能够自警自省，穆斯林不能像没有信仰的人那样只为今世活着，我们还要后世啊！人总要去见主的，死后连一根针都带不走，何必冒着两世不幸的风险，去触犯主的律法呢？

我由此觉得，民族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正教兴亡，匹夫有责！

1995年12月底，我将妻子和孩子暂时安顿在开远后，告别了岳父母一家，只身一人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