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痒之伤

当我第三次被押着离开北京时，已对这个城市没有了任何留恋之意。作为改革开放后早期的“北漂”人，我对北京的感情是复杂的。北京作为十一朝（燕、前燕、辽、金、元、明、大顺、清、洪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都，像磁石一般吸引全国人民前来观瞻、学习和工作，也是令我付出过青春和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在这里长过知识，见过世面，流过泪，洒过汗，实践过前辈的梦想，探索过我辈的道路，尝过改革的甜头，吃过专政的苦头，得到过人们的肯定，遭受过当权者的迫害。这里是天堂人的炼狱，也是地狱人的天堂。是既得利益者的华都，也是弱势群体的寒窟，是权贵们花天酒地的乐园，也是草根们讨生卖命的苦海，是成功者眼里的文明之都，也是失败者心中的不义之城。

一路上，听着火车“哐当当、哐当当”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联想到自己像罪犯一样被人押送过三次，我不由地心生厌恶，下决心从此再也不乘这条线上的火车。押运人员都已经是熟人了，大家虽然有说有笑，但我的心情却很沉重。我能够猜到，这一次不会像第二次那样轻易放我回家，否则就不叫收审了。

我记得有个律师朋友曾经说过，监狱和劳教所归司法部门管，而公安机关关押人的地方是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所。关在看守所的是犯罪嫌疑人，一般会按照《刑事诉讼法》处理；关在拘留所的是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人，一般关押15天；而关在收容所的，则没有一定的标准，律师也无法介入。

公安局抓走人没有及时放出来的，就叫“收审”。至于对什么人应当收审？被收审的人应当关押多长时间？收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政治运动一来，就有一批人被收审。有重要领导人来访，就要有一批人被收审。国家有重大活动，如庆祝国庆、召开重要会议，或遇到“六四”类的政治敏感日，就有一批人被收审。每次收审多少人，要看领导的脾气。至于收审谁，则看每个人的运气。

果然，进入青海地界后，我们被要求提前在海石湾站下车，然后乘警车向西宁方向赶。经过西宁市区时，车片刻没停，一直朝西开去。此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落叶，被命运的大风刮得四处漂泊，不知道下一站是何去处，主观上没有一点自由。从警车内朝外望去，街上自由行走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啊！

警车一直开进了西宁市二十里铺看守所。天下乌鸦一般黑，全国的看守所都一个德性。此时的我，已变得麻木和无所畏惧了，机械地经过各道关卡接受检查，然后下到了号子里。这里的看守所，看上去不像北京那里关了那么多人，北京因为要办所谓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而疯狂抓人，导致全市的看守所人满为患。这里只有十来个人的号子，要是搁在北京，估计至少要装三十多个人。

已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我，对号子没有陌生感和恐惧感，进去跟人打过招呼后，发现里面还有几个回族穆斯林，反倒有了一种亲切感。牢头和其他人对我也很尊重，其中一个穆斯林还说他家一位亲戚曾是我的学生。总之，在这里感觉比北京海淀的看守所好受一些，最起码能够睡得好觉。

当初我在北京被捕时，仅穿着短袖和单裤，而到了西宁后早晚的温差很大，尽管省厅的人送来了一件夹克，但我还是感冒了。过了几天，我全身的皮肤开始发痒，尤其是下身奇痒无比。挠抓后皮肤马上出现许多鲜红和白色的风疙瘩，然后瘙痒得更厉害，忍不住抓破后流出血水和黄水。看守所的医生看后按湿疹做了处理，但给的药丝毫不起作用。

我无法确定此病是在北京还是在西宁染上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总之，此病生得蹊跷。它令我身心难以忍受，片刻得不到安宁，剧痒使我头皮发麻，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程度。他们后来说我有可能得的是荨麻疹，可是吃药打针依然不见好转。

过了半个月，省厅来人说给我换一个地方，将我拉到了青海省湟源县看守所。在这里，被关在一间小号里，里面除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因受贿问题被关的青海武警总队的政委，一个是因经济问题被关的湟源县知名企业家，据两人说都是因受他人栽赃陷害而进来的，而我是因为宗教和政治问题受迫害被关进来的，所以三人惺惺惜惺惺，相敬如宾。

听看守所所长说，我们三人住的小号，以前曾关过青海省副省长韩福才。此人是回族干部，曾给地方少数民族办了不少实事，后因所谓受贿问题被判了八年，而受冤枉的成分几近百分之九十，这事我早已听人们说过。

看守所出于特殊照顾我们，安排了一位因打架斗殴而被关进来的人，每天给我们三人生火做饭，合伙开了清真灶，四人的伙食费由我们三人均摊。那两位的伙食费由家人送来，而我吃的和看病用的钱，则是从具体负责我案子的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那里借的，后来出狱以后通过公安局把钱还了回去。

我第三次被捕，名义是收审，但从北京到西宁再到湟源，一直是收而不审。问看守所什么时候放我，回答是要问省厅，问省厅的人，说要看北京什么时候放话，这就让人心里没底了。有人说，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出去。也有人说，恐怕问题没那么简单，以前不明不白关了很多年的，也大有人在。

听到这些，我的心情七上八落。不是我没有蹲过监狱，而是这次的疾病让我痛苦难熬。每天难以忍受之痒，用什么药都不管用，唯有带去医院打一针葡萄糖酸钙才稍微好一些，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接着发作。有时候痒得让人快要发疯了，抠得浑身是血也不止痒。有人建议，没准晒太阳会好一些，于是在征得所长同意后，我每天到后院的僻静处，脱了衣服晒太阳。即便是这样，也没起明显的作用。

有一次，路过一个大监室，出于好奇从小窗口往里看了一下，发现里面关了很多人。里面的人问我是从哪里抓来的，我说是从北京抓来的，但我是西宁的回民，这时里面有一个人问我认不认识在北京办学的一卅柯阿訇，我说我就是，那位马上道塞俩目问安，说他是化隆县的一个阿訇，在西宁念过经，曾经听说过我的事，他因私藏猎枪而被拘役在这里，并说明后天马上就要释放回家了。我一听，赶紧托他给我家人报个平安，就说我一切都好，让家人放心，他答应到了西宁会把话带到。

第二天，来给我们做饭的监友问我，是不是昨天跟其它监室的人说过话，我说就随便聊了两句。他说那可了不得了，昨天那位跟你说过话的人已经挨了一顿打，本来今天可以走的又被延迟了，你可不能随便跟人说话。我一听吓了一跳，我这是害了人家，现在怎么办呢，我想见看守所所长，要求处置我而不要为难那位兄弟，我也不想给家人带话了，可是连着好几天没见他的影子。后来见着那位副局长时，我主动给他解释，他却说那人没事已经走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靠近其它监室，也不轻易跟人搭话了。我觉得因我而连累别人，比自己挨打还难受。可能因为这儿的人对我比较客气，所以我忘了规矩，但这里毕竟是看守所。我明白他们之所以对我客气，一是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二是可能上头有交代，就像那位公安局副局长所说，我们对你是深不得地浅不得。

由于这个病折磨得我实在受不了，人也瘦了一大圈，我要求见省厅负责人。省厅一处处长来了，请我出去吃了个饭，不说何时放我，只是跟我打哈哈，说省厅领导听了我的要求后发笑，我问有什么好笑的，他说下面汇报的人说，我用青海话提的要求很讲押韵：吃的没有，饿着不成；衣裳没有，冻着不成；钱儿没有，病着不成；自由没有，急着不成。

我说这就是我目前的真实状况呀！我并没有夸张一句。他便劝我耐心等待，说也许过了“世妇会”就会有消息，可我跟“世妇会”有什么关联呢？十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凭什么要让我为它在监狱里活受罪呢？真是虚弱不堪，荒唐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