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沉浮

1996年元旦，我到了上海。一开始的落脚点，是在南市区福佑路清真寺招待所里，这里毗邻豫园城隍庙商业区，商业气氛非常浓。公司注册在了上海闵行区新桥镇经济特区，办公室就设在了普陀区沪西清真寺旁的大楼里。

之所以将办公地点选在清真寺旁，是因为我有一个情结。虽说我不能直接干教门之事了，但也不愿在大城市中迷失方向，住在清真寺旁，就有一种安全感，每天能到寺里哪怕礼上一两番拜，心里就觉得很踏实。而且这里离火车站很近，到上海周边地区出差也很方便。

上海这个大城市，从教门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穆斯林之外，大多数回民的宗教意识都很淡薄，他（她）们已被同化得仅剩下一个回民的名字而已。在某些方面，同化程度甚至比北京和天津还严重，尤其年轻一代对教门几乎一无所知。我在城隍庙结识了一位回族女经理，她自称是正宗的回民，说她爷爷还当过阿訇，就因为如此，她跟一个汉族人结婚后，还保持着祖传的生活习惯，我问是怎么个保持法，她说给丈夫和孩子做猪肉吃而自己不吃，她还笑话自己的两位回族同学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听闻此言，我当时深感震惊。

也难怪，偌大一个上海，总共只允许有六七座清真寺，有的还没有修复好，本地礼拜者寥寥无几，更没有一所伊斯兰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人们一直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能够从正面接触伊斯兰教育的机会几乎为零，最后只剩下一点皮毛的生活习惯——不吃猪肉。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惟有祈求主的保佑和引导，也许将来主会给这个城市注入新鲜血液。我能尽的绵薄之力，也只是每周抽空给几个穆斯林青年教一点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常识。

初来上海时，我感到有点不习惯。觉得上海与北京差别很大，马路也比北京的窄很多。有趣的是：在北京问路，回答是以“东南西北”指道；而在上海问路，回答则是以“前后左右”指路。后来发现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尤其是浦东新区，从硬件上讲，变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远远超过了其它城市。

两个月后，妻子带着放了寒假的孩子来到上海，我把家先安顿在了浦东的北蔡，孩子被安排在北蔡小学上学。知感主，妻子的病终于在上海仁济医院治好了。我的病虽说一时无法根除，但也比以前好了许多。公安局政保处的人对我一直很“关心”，经常找上门来“问候”，甚至派细作天天泡在我公司了解情况，我也习惯了按时给他们汇报思想，以便让政府放心。

公司开办以后，试着经营过很多品种，如昆仑玉石、牦牛绒衫、各种小商品等，而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开发穆斯林民族服饰方面，虽然我不能办学或当阿訇直接宣教，但是我总想干一点与教门有关的事情。我托人在北京国家商标局注册了“泰伊巴蒂”商标（《古兰经》用语，意为主赐的洁美之物），主营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服饰，二是清真食品。

首先，我把重点放在了服饰方面。为此，在上海聘请了设计师和打版师等，参照马拉西亚等东南亚穆斯林服饰的样板，进行适当的修改，再派他们去西宁、兰州、西安等穆斯林聚居地进行考察，结合中国穆斯林的着装习俗，专门生产适合中国穆斯林妇女穿戴的服饰。同时，也生产穆斯林男士袍服，有阿拉伯式的阿袍，也有巴基斯坦式的巴袍。另外，还在浙江加工生产了各式头巾、礼拜帽、念珠和礼拜毯等，当时设计生产的折叠式旅行拜毯，非常新颖别致。

我们的产品一经投放市场，立刻在西宁引起了轰动，社会反响很大。西宁的伊联穆斯林用品店，开张以后顾客盈门，除了其它各种穆斯林用品之外，其拳头产品“泰伊巴蒂”牌女装和头巾系列，深受广大穆斯林妇女欢迎，其社会效益之好，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想。西宁几乎所有与穆斯林沾边的活动，都有穿戴我们品牌的模特参加，加上电视台的报道，一时间“泰伊巴蒂”品牌，成了西宁穆斯林姑娘们的时尚，也成为这座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此后产品也推销到了兰州、西安、沙甸、三亚等地。

由于社会效益奇好，很多商家纷纷模仿我们的产品，只要我们有新款上市，他们都一窝蜂地跟风仿造。当时，我在上海负责设计和生产，一开始的加工点在上海，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挪到了周边地区，连钩针礼拜帽也从上海郊县挪到了浙江农村。服装加工基本上在嘉兴和嘉善，女装面料来自柯桥，男袍面料用的是日本进口面料，丝绸基本上是从杭嘉湖地区进货。

设在新疆喀什的分公司，经营品种比较单一，主要经营丝绸面料。从杭州、苏州和四川南充地区收购丝绸面料后运到喀什，然后卖给巴基斯坦客户，再销往印巴地区。

开局很好，非常热闹。可是一年下来算账时，出现了巨大的亏空，三处的账单对不到一起，居然是一笔糊涂账。问责时，各说各的理，三方扯皮，互推责任。我知道他们中有的是经营不善，有的是私心作祟，有的是慷集体之慨，而我却没法拉下脸来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因为一方是亲兄弟加好友，另一方是我曾经的难友，还有一方是曾经的学生们。

虽说我是董事长，但在做生意方面还是个新手，由于一开始摊子铺得过大，没能及时纠正西宁的营销策略，对喀什的经营管理也鞭长莫及，所依靠的只是对人的信任和自觉，从而使得公司的管理出现了很大的漏洞，让魔鬼利用人性中贪婪自私的弱点钻了空子，以致出现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局面。

至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开公司就必须一个人说了算，否则是开不好的。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大家散伙，每个人拿走自己的股份，所有的亏空由我来担。这样一来，谁都没话说了。大家还是兄弟，好聚好散，不必争得脸红脖子粗。

多数人是流着泪散的伙。大家心里明白，我承担了亏空，才使他们的股金分毫不差地收回。一年来，大家都领着工资，拿着集体的钱踩好了各自的生意路，最后的亏损却与他们无关。我在幕后累死累活，而在大众和媒体前露脸的是别人。后来三方都单独约我重组公司，被我一一谢绝，我必须一碗水端平，不再跟他们中的任何人联手。

这一结果，让我大伤元气。我也不怪任何人，只怪自己没经验。从此，我也不图大了，自己的生意自己做，只要还了债能糊口就行。由此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跟人打交道或做生意，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则，不能意气用事而给魔鬼机会。人心都是自私的，尤其在接触到钱的时候，魔鬼就是利用这一点处处害人。

从97年开始，我切割了西宁和喀什的分公司，裁减了上海的职员，把家从浦东搬到了浦西的公司所在地，交了借读费让孩子就近上了普陀中学，妻子也开始帮我打理公司的事务，我自己就单独跑起了业务。

在此期间，遇到过好多次机会，完全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可就是因为受到各种掣肘而无法实现。有外国朋友来考察市场，准备与我合作投资办厂，却被一路跟踪的警察给吓跑了。生意人投资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大小，人家投资大把的钞票，不能因我这个出门被人跟踪、电话有人监听、时时来人“关心”的人而打了水漂。换一个角度，我也不敢当这样的一个投资者。

我想出国做生意，可多次申请护照就是不批准。无奈之下，只能惨淡经营。这一时期的甘苦冷暖，唯我自知，不必细说……。就这样，苦干了三年，才将以前的亏空补齐，借款还清。总之，我在上海的四年时间，基本上是头一年指点江山，后三年为此买单。

仁慈的主也慈悯我们，快到2000年时，我已积攒下一笔去浙江发展的资本。此时，我的业务全部都在浙江，上海的作用只是到港口送货而已，于是我决定把家迁到浙江。一开始打算去义乌，可是考虑到孩子上学的质量问题，所以就选择了杭州。

2000年元旦，我离开上海，把家搬到了杭州，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