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民外交活动的意义

　　抗战时期回族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回族的民族斗争史、而且在中国抗日斗争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抗战时期的回族国民外交，是回族爱国知识分子进一步觉醒的标志之一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已在寻求富民强国之路，在回族社会中也不乏先知先觉者。然而，回族大众的生活仍然窘迫，文化素质低下，在大汉族主义的精神压迫下，感到生活得不到保障，宗教信仰得不到尊重。因此，在20世纪的前期，大江南北曾发生了多起回族群众的护教保教运动，它是回族民众对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抗争，符合回族群众的利益，也代表了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期望振兴民族的思潮。以达浦生、马天英等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士和回族知识分子，领导了多次的护教活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者。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唤起了广大回族的爱国意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应让位于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自己本民族利益应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天职。达浦生阿訇以个人名义率先赴阿拉伯世界进行抗日宣传，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紧随其后，组团成行，他们为了多难的祖国，远渡重洋，为抗击侵略者而奔走呼号，其爱国之心有史可鉴。达浦生阿訇在《中东访问记》中这样写道：“自愧退敌无策，杀敌无能，且誓不愿在太阳旗下苟生，于是泣叩慈亲，握别诸友，逃出倭寇凶焰威胁笼罩之下，得虎口余生，哪能忘情我锦绣山河，引颈回顾，能不禁伤心，故放悲声，和波涛同号，洒血泪与江河共流。祈真宰鉴察我心，助我觅得一片干净土，恢复我旧事业。此即悠游海外之起缘也。”［1］
 

　　2国民外交活动，增强了中国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友谊，提高了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声誉，戳穿了日本以宗教为名，蒙蔽世界人民的阴谋，中国抗日斗争在世界上得到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中国在清朝末期，一系列的屈辱外交和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使世界难免对中国抱有偏见，再加之国内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使伊斯兰教国家对中国不甚了解，甚至对中国穆斯林也知之甚少。然而，日本却恰恰相反，日本浪人在这些国家中早已有所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世人对中国的模糊认识不期而然，有的认为，中日原是同文同种，为什么要交战呢？分不清正义与非正义之战。有的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如何能抵御强大的日本，中国必败论甚嚣尘上。回族的民间外交活动，使日本处心积虑谋划已久的一场美梦化为泡影。
 

　　（1）促进了世界各伊斯兰教国家和中国穆斯林的友谊，纷纷声援中国抗日。伊斯兰国家人民通过中国回族人士的广泛民间外交活动，领略了中国古老文明和中国穆斯林的风采。他们惊呼中国竟有千万穆斯林之众，同一信仰之亲情，油然而生。中国回教访问团人员个个正气凛然，他们以渊博的学识，真挚、诚实的品格和对宗教的虔诚，广交各国朋友，在世人面前展示出中华民族的新形象，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誉和敬佩，大家纷纷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而祈祷。各国领导人接见访问人员，表示支持中国抗日。各国各社会团体极尽热情之招待，主动协助访问团组织各项活动、分发宣传材料。叙利亚政府为表示世界穆斯林的一片亲情，主动承担访问团在叙的一切用费。为了加强中埃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在埃及世界回教青年会及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和访问团的共同倡导下，成立“中埃文化协会”，在埃及和中国各设一会，进行友好交流活动。在中国近东访问团的宣传下，有的穆斯林表示志愿参加中国抗战，如土耳其籍名将瓦西布巴沙，愿以军事经验，前来中国支援抗战；非洲籍退伍军官克赖及澳大利亚籍医师数人要求来中国参战。在南洋访问团访马来亚之后，马来亚以15人组成了“南洋回教赴华亲善访问团”，前往中国西部各省参观访问。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和印度孟买都举行了“中国日”的活动。埃及在中东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它的影响下，其他国家也取消了出席东京清真寺的开幕典礼的决定，使日本策划已久的、以此来拉拢伊斯兰教国家的阴谋彻底破产。
 

　　（2）抵制日货。当时日本廉价商品充斥亚洲市场。在开展国民外交之后，抵制日货行动相继展开。在他们拜见沙特阿拉伯国王之时，国王曾首肯此事，认为抵制日货可作为民间行动。经访问团多方工作，各方“以宗教之感情，随地要求各地民众奉回教扶弱抑强之正义，作抵制日货之运动，此种要求颇获同情，各国或由私人发起，或由团体提倡，对日经济制裁，间接援助中国，而一般教民常于本团举行公开演讲或在清真寺中参加礼拜之后，一致起立以宗教仪式宣誓不购日货，甚至有将手持日本制造折扇及身穿日货衣服当场撕毁，以表示其态度之坚决。于是，日货在近东各国市场之销路大受打击”［3］。在叙利亚，日人造谣说，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是英国资助的团体，他们提出抵制日货，是为了推销英货。叙利亚商会洞悉其奸，婉词拒绝，并将此告知访问团。在印度扎布省回教学生联合会欢迎访问团大会上，有两日本人混入其间，在最后全体起立一致宣誓抵制日货时，此二人“速仓惶抱头鼠窜而去”［3］。在南洋访问团到达马来亚等国之后，得到了众多华侨和当地人士的支持，纷纷抵制日货，在访问团离开时，日货在南洋市场上已基本绝迹。
 

　　（3）积极募捐。在中东，各国人士自动发起募捐药品纱棉等物品，埃及世界回教青年会和妇女协会等团体，在1938年9月捐募药品20大箱，寄往汉口。印度“中国日”时，男女青年学生到处出售中、印国旗，为中国募捐，有人以印币20元购一国旗，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赈济会先后募捐二三十万元，汇至中国。在马来西亚华侨众多，爱国之心异常高涨，每次访问团讲演后，赈济会便向民众发起募捐，群众争先恐后，有的当场把自己的手表或金银首饰拍卖，有的乡下人拿来自己养的鸡鸭出售，换了钱来募捐。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统计，在访问团的宣传下，赈济会寄回国的募捐款共98万元，马来人亦有相当多的捐款［2］。
 

　　3回族的国民外交，在国内提高了回族的声誉，引起各界的关注回族在国际上所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与国内抗日宣传遥相呼应，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因而在国内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出访与归来，均得到媒体的多方报道，引起各界重视。例如当达浦生阿訇访问归来时，全国各大报纸纷纷登载消息。1938年8月5日《武汉日报》发消息：“沪回教领袖伊斯兰教主达浦生，昨日由粤乘车来汉。”同日《新华日报》载：为上海回教教长达浦生召开欢迎会，到会者50余人。8日汉口《大公报》载：“上海回教教主达浦生漫游近东归来，回教抗敌协会昨日开欢迎会，达氏报告赴各国宣传经过。”是年10月3日，《新华日报》记者袁勃撰文详细报道达浦生阿訇赴中东访问之经过，他写到：“于64岁高龄的达先生，经过8个月的风尘奔波而获得之成功，印证了自己的志愿的实现，当然是欣慰之事”。9月21日，他出席了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的西北回民拥护抗战建国献旗万人大会，会上群情激昂，决心维护祖国统一，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社会各界对回族的抗日行动予以关注，他们认为回族是振兴中华民族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回族文化研究也应予以重视，正如顾颉刚所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的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5］（912）。1939年春，重庆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参加人员不仅有回族的知名人士如王静斋、马松亭、白寿彝、唐柯三、孙绳武、庞士谦、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马坚等人，而且还有在学术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胡愈之、顾颉刚、陶行知、胡风、贺绿汀、洪深等人。1940年在延安成立回民文化促进会，由林伯渠、高岗、谢觉哉、周扬和边区各地阿訇担任理事。由此可见，对回族问题的研究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4回族国民外交活动的深远影响在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使中国穆斯林也走向了封闭状态，他们与伊斯兰世界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仅仅是中国穆斯林赴沙特朝觐的纯宗教活动。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回族的国民外交活动才打开了回族放眼看世界的一扇窗口，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更多地了解世界，更好地发挥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天然联系，从中得到发展。在国际上，中国访问团人员的美好形象，镌刻在伊斯兰国家人民心间，成为中国人民与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友好使者。
 

　　当年，马天英所率领的南洋访问团走访了马来亚的每个城市和乡村，除宣传抗日之外，还弥合了马来华人和土著巫族间的隔阂，使当地人民与华族从此逐渐和睦相处，其后中国的其他访问团到马来均能受到土著人士的欢迎。由于马天英在南洋访问团的杰出工作，1948年马来亚华侨和马来亚王室，各苏丹、王子、官员、工商界领袖等，联名力邀马天英出任领事，马天英以公使衔出任马来领事，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达浦生阿訇是我国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和回族教育家、活动家，在中东访问期间，会见了埃及国王、沙特国王和各界知名人士，他的爱国行动和以《古兰经》为依据抵抗日寇的精神，得到了各国穆斯林的尊敬，他的英名远扬伊斯兰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之职，多次率团出访伊斯兰教国家。1955年，在著名的万隆会议期间，他以周恩来总理顾问身份，随团出席会议，获得了极大的荣誉。
 

　　岁月的流逝不能淹没当年抗日英烈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做出的贡献，如今已进入21世纪，回族的状况已今非昔比，党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我们提供了空前宽松、良好的环境，当年放眼看世界的一扇窗口已变成通向世界的大门；在主观上，回族本身的素质已有很大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正在向更高的目标发展。今天我们重提抗日年代这一段历史，目的是怀念前贤，激励后人，以史为鉴，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