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一个人．有意不理人， 端坐讲台上，学生坐周围，

    斜眼看见我，装着寻别人。 原来在书院，老师叫哈夫苏。

    老师叫声打，打我的哈比毕：’ 自从进书院，天天逃学去。

    衣服解开了，外套扔一边。 众人举起鞭，幸好没用棍。

    宝贝求师傅，再也不逃学。

    我说，算了吧，他会做个好学生。

       从这个描述中，人们便可对比出清真寺教育的合情理了。在《古兰经》的灵光下，使各种学问顺乎自然地成长，乃是清真寺教育的特色。 纵观之，清真寺教育的意义远不止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它在“宣传正道、择倡学问”的圣训指导下，对阿拉伯民族之魂的重塑。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人中，游牧人占大多数，艰苦的游牧生活条件既使他们坚强勇猛，吃苦耐劳，又使他们有着种种陋习。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兴起的清真寺教育，改变了阿拉伯人对于事物及道德价值的看法。通过学习教律与礼仪，通过对作为生命指南的《古兰经》的研习，阿拉伯人完全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活基础和生活方式。原来被信仰多神教的阿拉伯人奉为道德“最高典型”的那些诸如匹夫之勇、过分慷慨、血亲复仇以及无节制的豪侠等行为，就被清真寺教育所提倡的行为所代替。它要求人们敬奉安拉，顺服主命，遵守教律，忍耐，放弃个人和宗族的利益。服从宗教利益，乐天知足，不矜夸、不饮酒、不骄傲等等。总之，《古兰经》所倡导的善功，为穆斯林树立了最高的道德典型。这一切都是在清真寺教育中完成的。这种教育的神圣意义使它比任何课堂教育更能渗入人的心田，改变人的灵魂。也比任何课堂教育更具有持久性，它渗透于人的一生的每一阶段、每个空间、每一生活细节之中，甚至于改变了许多穆斯林的言谈举止与音容笑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从后进迈向先进，最重要的、最困难的莫过于精神气质的改变。利用清真寺教育，穆斯林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影响越过高山大洋，传向世界各方。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就源于它的影响。

       阿拉伯智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交融、整合、积淀的过程。其间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柏柏尔人等等，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阿拉伯的成分占压倒的优势，因此自然可简便地称之为阿拉伯的智慧。而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时，其在文化科学方面还处在十分落后的境地，文盲遍地，用文字记载的典籍也很少，当时主要的文化成就仅是那些口头留传下来的诗歌和文学性的传说，这些东西既原始又零。可到公元850年左右，仅过了100多年，大多数的希腊古籍，如数学、医学和哲学都被译成了阿拉伯文。自公元750年到900 年的近200 年间，阿拉伯的穆斯林成为希腊古典学术思想的继承人。这种智力进步的实现和维持，完全得益于阿拉伯人的一种民族心态一一即对古代学问的文明嗜好以及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的智力引进的策略。

    阿拉伯人本来住在无垠的沙漠里，映入眼帘的，无非是如火如焚的骄阳，闪烁的群星，悠悠的明月，狂舞的风沙。如此的生存环境铸成了阿拉伯人豪爽而粗犷，质朴而简单的行事处世方式。当阿拉伯人统治波斯后，特别是阿拔斯王期前期（公元750～844 年），开始从半岛大量移民到波斯。走出大漠的阿拉伯人，立即被异民族的先进灿烂的文化所吸引所折服。加之自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帝国的局势日渐安定。此时，为了“坐江山”的需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阶级也迫切希望吸取先进文化，希望把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以满足帝国各方面的需要。历时百年的翻译运动就此逐成声势。翻译科学和哲学著作的过程从曼苏尔统治时开始，到曼苏尔的曾孙麦蒙时代达到高潮。在这位第七代哈里发麦蒙的提倡、鼓励和支持之下，穆斯林学者，以及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非穆斯林学者竟相前往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等地，搜集古籍。麦蒙本人与拜占庭皇帝之间，亦有密切的联系。麦蒙曾写信给拜占庭皇帝，要求允许巴格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去搜求古籍，并请求协助。麦蒙的要求得到允许后，他派遣了哈查吉·本·玛它尔和伊本·巴图力格前往那里。与此同时，麦蒙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的学术机构，称之为“智慧宫”。智慧宫中的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馆，是继被焚毁了的“亚力山大图书馆”之后最大的学术场所。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搜求到的古籍，都被运到巴格达，收藏在智慧宫中。于是，那时的巴格达就成为汇集古典文化遗产的汪洋大海。据说当时的大学者约翰·本·马西卫也到过君士坦丁堡。麦蒙还命沙克尔的三个儿子：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和侯赛因等将希腊古典名著翻译为阿拉伯文。接着，麦蒙又派出以大翻译家侯奈因率领的另一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求书，此行带回大批稀世珍本，到手后便立即着手翻译。

       这一智力的引进过程得到麦蒙的全力支持。麦蒙在哈里发职务的光圈上增加了意义深远的智力奉献这种极为稀有的特征。据说，有件事情曾促使麦蒙这样做：据伊本·奈丁在《目录大全》中记载，亚里士多德曾假托一个“身份值赫”的须发皆白的老人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容光焕发，和蔼可亲，走到麦蒙床沿坐下。麦蒙肃然起敬地问道：“你是何人？”那人答，“我是亚里士多德。”俩人随之进行了一场关于神的性质的对话。这次短暂的会晤增加了麦蒙对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虽然，这可能是附会之说，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麦蒙迷恋希腊哲学，熟读亚里士多德的书，对亚里士多德产生的崇敬之心，在梦中有所反映，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令史学家及后人感叹不已的是，哈里发麦蒙给予他的首席翻译大师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翻译的报酬，是与译出书本同等重量的黄金。这酬金之昂贵到后来几乎使国库都无力支付。侯奈因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教徒，但他精通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语，尤其擅长将希腊语译为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重酬之下，侯奈因不负厚望。由于他的翻译，古希腊名医伽林及伽林学派的39篇论文部被译成阿拉伯文，使伽林的一些重要著作得以流传下来。不仅如此，他还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物理学》，柏拉图的《共和国》、《提摩斯》和《法律篇》，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格言》，狄奥赖德的《药材》，托勒密的《四重》，甚至包括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全书》。与此同时，侯奈因以极其严谨、认真的态度，用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思维，创造出了一批新的阿伯语汇，并将那些找不到对应词的外来语阿拉伯化，从而把阿拉伯语从一般宗教用语和日常用语，变成为学术和教育的语言。仅这一变化，对阿拉伯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就难以估量。所有的这些成就，人们不能不承认是哈里发麦蒙的智力引进政策——“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作稿酬”所产生的效应。显然，对哈里发麦蒙，以现代眼光看，至少有三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一是其对知识和智慧价值的见识。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支付翻译的稿酬，表明他对知识价值极其尊重：知识像黄金一样贵重，知识就是黄金。当然，在麦蒙的时代，用黄金支付稿酬并不罕见，罕见的是他支付的是与书本等重的黄金。尽管那时阿拉伯人已从中国学会了造纸术，但一本柏拉图的《共和国》在今天的造纸水平下至少也有一公斤重。用一公斤的黄金支付一本书译稿的稿酬，那每页纸的含金量该值多少？这闪闪金光映现出的是以麦蒙为代表的先进阿拉伯人对外邦先进文化的渴慕以及对像侯奈因这样杰出人才的敬重。知识在他们眼中的价值是既胜于物质财富，又超越了宗教差别。因为侯奈因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教中一个派别聂斯脱利派即景教的教徒。当时麦蒙气度恢宏，广求各方人才，不问宗教信仰，也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被罗致到巴格达。二是其对知识生产特点的见识。知识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一般说来，只有在物质生活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人们才有余暇从事知识与学问的研究。麦蒙给侯奈因的劳动如此优厚的报酬，就是让侯奈因能安下心来潜心学问。在那个时代，哈里发的重赏，既使翻译家的生活优裕安适，又提高了他的威望与社会地位，结果，侯奈因不仅自己译作甚丰而且还指导别人翻译了大批希腊典籍，还不辞辛劳，到伊拉克、沙姆、埃及和罗马等地收集图书珍本，在一批受到与侯奈因同样优厚待遇的文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世纪的智慧宫，终于成为汇集世界古典文化遗产的宝库。